4 涅尔琴斯克的矿山（1/2）

涅尔琴斯克矿区西起贝加尔湖东岸，东至中国边境，这片横跨1300千米的多山丘、多林木地区是尼古拉一世时期最可怕的流放地。涅尔琴斯克的采矿业发端于16世纪末，第一个银矿冶炼厂于1704年在涅尔琴斯克扎沃德建立，该城位于东西伯利亚首府伊尔库茨克以东1600千米处。这个偏远而荒凉的地区从未吸引过很多自愿劳动者，因此当局是从苦役犯和被征用的农民当中招募矿工的。在18世纪40年代之前，涅尔琴斯克一直是俄罗斯帝国唯一的银矿区，并且在18世纪60年代之前，这里的产量始终不大。俄国参与七年战争（1756—1763年）之后，金属需求量增长，采矿业扩张，这里的产量才开始变大。在1704到1750年的数十年间，涅尔琴斯克只开采和提炼了9000千克白银，但仅在18世纪80年代这十年中，产量就跃升至76万千克。到19世纪初，涅尔琴斯克发展为重要的银矿、铅矿、铜矿和金矿开采地以及主要的西伯利亚苦役劳动场所。1

到19世纪20年代，以涅尔琴斯克城的行政中心为圆点，四周分布着7个冶炼厂和20个银矿山。每个劳动场所周围都聚集着定居点，共住有17万名工厂工人、矿山雇员和士兵，还有约6000名流放者，其中1/3是苦役犯。页岩和岩石覆盖着矿山上方的山丘。夏天，这些石头上长着一层薄薄的植被，冬天则盖着厚厚的积雪。茂密的树林环绕着定居点，晚上人们可以听到野兽穿林而过的声音。工程师和民族志学者格里戈里·斯帕斯基在1820年记录了他对涅尔琴斯克扎沃德的阴郁印象：“沿着长6000米的下坡路走向这个城镇，仿佛走入一个深坑，在这个深坑里，摇摇欲坠的建筑杂乱地散布在斜坡上。只有来到主街上才可能看到冶炼厂的建筑。”在城镇里面，熔炉喷出令空气难以流通的浓重黑烟；矿工的喊声和诅咒响彻泥土路和破旧的建筑。到19世纪20年代，这些矿山太过声名狼藉，因而亚历山大·普希金在他的诗作《沙皇尼基塔和他的四十个女儿》中把“通往涅尔琴斯克之路”暗指为那些得罪沙皇的人将要面对的可怕命运。西伯利亚的矿山臭名昭著，而在涅尔琴斯克的矿山无愧于这一声名。2

在第一组十二月党人谢尔盖·沃尔孔斯基、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以及他们的6个同志从圣彼得堡出发3个月后，1826年10月，他们到达布拉格达茨克矿山。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后来回忆，这座矿山是“一个有着一条孤零零的道路的村庄，村子周围是分布着矿井的小山，矿井中含银的矿层已被挖掘……如果方圆50千米的树林没有被砍伐，这本该是个美丽的地方（之所以将树木砍掉，是因为当局担心逃亡的苦役犯可能会藏在林中）；甚至连灌木也被砍伐了。冬天，这里十分荒凉”3 。

这些十二月党人两人一组地被安置在某个营房的狭窄小库房里，营房由一个大型俄式炉子供热。他们来时带着几千卢布，在涅尔琴斯克矿区负责人季莫费·布尔纳舍夫把他们的钱没收，再分期发还给他们之前，他们可以用这些钱购买生活必需品。这些十二月党人用这些钱让他们的4个警卫为他们效力。叶甫盖尼·奥博连斯基回忆，警卫们“为我们准备食物，安排茶饮，为我们干活，而且不久后就开始喜欢我们，他们成了最得力的助手”。布尔纳舍夫“有点粗暴，但从他的命令中可以感觉到，他想改善我们的境况”。虽然十二月党人被判处作为普通苦役犯在矿山劳动，但东西伯利亚总督亚历山大·拉文斯基写信告诉布尔纳舍夫，他们“不能被累到精疲力竭”4 。

尽管有这些相对的优待，但沃尔孔斯基在1826年11月用明显不够淡然的语气给妻子写信：“从我到达这个地方的那一刻起，我就被安排到矿上工作。我白天做着艰苦的体力劳动，休息时间待在黑暗的牢房里而且总是处在极其严格的监督之下，这种监督比我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禁期间还要严格。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命运有多么难以忍受，我的处境有多么可怕。”5 奥博连斯基在评价布拉格达茨克的条件时没有那么夸张：“工作本身不那么繁重，但地下的工作条件非常不便：我们必须在一个通向一堵竖直墙的洞窟中工作，要在洞窟里跪着，并根据洞顶的高度变换不同的姿势，还要挥动重6至8千克的锤子。”奥博连斯基回忆：“在地下工作时，我们没有指定的工作量，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和休息时间；此外，工作在11点结束，其余时间由我们自由支配。”反常的是，在地面上的条件要差得多：“休息日等于遭受惩罚的日子：在闷热、几乎不能转身的牢房里，数百万臭虫和各种令人憎恶的生物从头到脚爬满我们全身，让我们不得安宁。此外还有官员的无礼态度，他们习惯于与苦役犯打交道，把虐待和辱骂我们当成自己的职责。”6

尼古拉一世命令涅尔琴斯克当局严密监管“国家罪犯”，并且每月向圣彼得堡汇报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官员报告，这些人很顺从，但有时会情绪低落。7 只有一次，十二月党人一改往日的温顺，愤而反抗。当时，一个工作积极的矿山官员突然下令：当犯人不工作时，牢房要始终锁着。十二月党人想要捍卫自己在自由时间互相来往的权利，并且主张连续十八个小时被关在通风不良的库房里会损害自己的健康，于是开始绝食抗议。一两天后，布尔纳舍夫便出面干预。他希望平息事态，避免这些显赫的犯人出现任何伤亡，因此他命令库房门不必上锁，换下了那名矿山官员，并恢复了之前的管理规范。8

从莫斯科出发六个星期后，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于1827年2月10日到达了布拉格达茨克矿山，见到了早几天到达的叶卡捷琳娜（卡佳）·特鲁别茨卡娅。为了获准见到自己的丈夫，这两名妇女被迫签署了一项保证书，承诺自己每隔三天才能见一次自己的丈夫，而且见面时会有一名军官在场。所有信件都要经过涅尔琴斯克矿区军事指挥官斯坦尼斯拉夫·列巴尔斯基少将之手。沃尔孔斯卡娅和特鲁别茨卡娅不能给丈夫送去任何书面材料或其他物品，不能传播丈夫写来的任何信件。她们只能雇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仆。她们与丈夫说话时只能用俄语（不能用法语），而她们以往通常只有在跟仆人和农奴说话时才使用俄语，而且她们的俄语说得不太好。9 第二天，玛丽亚被带到矿山营地去见自己的丈夫，这是在谢尔盖于前一年7月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出发后他们第一次见面：

起先我什么也看不清，因为营房里太暗了。他们打开了左侧的一扇小门，然后我走进了丈夫的牢房。谢尔盖快速向我走来；我被镣铐的当啷声吓了一跳：我之前不知道他戴着脚镣……看到他的镣铐后，我深受打击，于是我跪了下来，先亲吻了谢尔盖的镣铐，然后亲吻了他。10

沃尔孔斯卡娅和特鲁别茨卡娅一起在矿山定居点租了一个小屋。“那里非常狭窄，”玛丽亚回忆，“我躺在放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时，头会碰到墙壁，脚会碰到门。炉子冒烟严重，院子里起风时，炉子就没法用了；窗户上没有玻璃，只有云母。”在布拉格达茨克的头几个月是一段很困难的时期。她们到达布拉格达茨克时身上的钱不多，而她们的女仆迅速抛弃了她们，跟着当地的哥萨克人离开了，而且此时她们二人连最基本的家庭杂务也不会，现在她们不得不开始一段艰难的新生活了。和沃尔孔斯卡娅一样，活泼的卡佳·特鲁别茨卡娅出生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圣彼得堡贵族家庭，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的身边总是围满了周密照顾她的仆人。她成长于一座华丽大宅中，据说那里的大理石饰面砖原属于尼禄皇帝，但她现在却要自己擦洗地板。11 玛丽亚大部分时间都抱有一种坚忍甚至振奋的态度，但她明显认识到自己在布拉格达茨克的生活极具挑战性，她在1827年10月写给母亲的信中暗示：“亲爱的母亲，在这里生活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我们被禁止在书信里公开谈论这里的生活，这对您来说是多么幸运。”12

尽管沃尔孔斯卡娅和特鲁别茨卡娅自己面临着种种艰辛，但她们却还能够为那些十二月党人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一旦这两位女性出现在矿上，她们的丈夫就开始恢复精神。13 然而，她们越来越担心，犯人们糟糕的饮食正在损害他们的健康。特鲁别茨科伊再次开始咯血，沃尔孔斯基患有胸痛，阿尔塔蒙·穆拉维约夫患有腹绞痛。14 特鲁别茨卡娅找出了自己带来的一本食谱，开始在她和沃尔孔斯卡娅共同租住的小屋里用木炉子为这些犯人做饭，然后委托她买通的士兵把饭菜送给犯人们。这两个妇女开始用自己的名字但代表丈夫写信给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朋友和家人，这打破了自从十二月党人来到布拉格达茨克以后围绕着他们的消息沉寂。家人了解到流放者的所在地后，立即给他们寄来了信件、包裹和钱。在这两名妇女的帮助下，当局开始对这些犯人做出种种让步。沃尔孔斯基和特鲁别茨科伊获准在妻子租住的小屋与妻子见面，十二月党人可以在休息日在布拉格达茨克周围的乡村散步。几年后，奥博连斯基在写给哥哥的信中把玛丽亚和卡佳描述为“守护天使”。随着这两个“贵族妇女”的出现，他吐露：“俄国出现在她们的心中，高贵出现在她们的性格中……我们创建了一个家庭。”15

没有十二月党人的特殊地位带来的好处、私人的钱财和热心的妻子，涅尔琴斯克矿区普通苦役犯的命运要凄惨得多。一名巡视员指出，他们住的营房“即将倾颓，设计不合理……极其狭窄，养护糟糕，室内肮脏”。在一些矿山定居点，80至120人被挤在这样的建筑里，面积为9平方米1 ，里面“秩序混乱，没有新鲜空气”。处处都是穷困和脏乱之象。苏格兰海军军官和探险家约翰·邓达斯·科克伦在19世纪20年代初到访过涅尔琴斯克矿区，他认为“苦役犯憔悴、疲惫、可怜和饥饿的样子简直难以想象”16 。

罪犯工作的矿井是从山体侧面挖进去的简单狭窄坑道。例如，捷连堆矿山是一个直径约4米的洞窟，从山脚下往石灰岩山体中挖进去了50米。矿井的入口在一个小棚子里，通过入口后，矿工们就进入了矿井，下井时他们的脖子上都挂着灯具。他们在井下用锤子和撬棍劈向墙面，敲下石块，随后这些石块会在矿井外被碾碎、筛选。有时，他们会用炸药炸出从主矿井分出去的分支巷道。矿井里的温度令人气闷；墙壁上渗水，人们在坑洼不平的地面上挖了一条排水沟，好让这些水通过排水沟流出去。矿井里有些地方已经被淹了。有位矿山参观者说：“矿井里的湿度会让人联想到澡堂，这种湿度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方式。”17

矿工日夜轮班工作，一班12个小时。许多矿工一直生活在黑暗当中：在一年中的好几个月，他们在离日出还有几个小时的清晨进入矿井，夜幕降临很久之后才离开。在俄国农民的迷信文化中，土地是一个黑暗的地狱，里面住着许多恶魔。在矿井里彻底的黑暗中，吱吱叫着的老鼠四处跑动，这里似乎大批量地容纳着这些“不洁的灵魂”。在捷连堆矿山，罪犯们将两个主矿井称为两个每天都在设法毁灭他们的怪物，给它们取名为“咆哮者”和“敲钟者”。这些矿井确实在毁灭他们。矿工会在时常发生的塌方事故中死去，在炮眼中使用炸药、落石、支撑物倒塌都可能导致塌方。在涅尔琴斯克的某个矿山里，3名矿工窒息而死。因为他们3人都不想把一个同志丢在含硫黄的烟雾里，他们在努力救回同志时遇难。矿工们会说到“被大山压碎”或“被洞窟压垮”。

这项工作不仅危险，也极为单调。矿井设计得很粗糙且挖掘得很匆忙，它们以一种非常混乱的方式挖入山侧，而且因为里面散布着坑洞或土堆，所以这里甚至无法使用常规的独轮手推车把矿石运出去，更不用说使用矿井运输车了。矿石全都用制作简易的伸缩设备运出，两人一组配合工作；这个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地方采用机械化作业。刚到达卡拉金矿（位于涅尔琴斯克矿区东部）的犯人会被安排去做“收尾工作”，即把从矿井里挖出的土装到手拉车里，然后把土拖走。甚至农民罪犯也意识到，这项西西弗斯式的工作真的是给役畜干的，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说，这种了悟“无尽地折磨着他们”18 。

这里的劳动异常费力、单调，于是许多罪犯用一些极端的方法来避免劳动。他们会声称自己犯了需要地方法院特殊处理的可怕罪行。他们这么做，是希望引来调查活动，从而推迟自己返回矿山的时间。他们会声称自己杀了人，把尸体抛在了某个偏远的地方，这样说只是为了延长查清案件所需的时间。如果调查人员无法找到与他们声称的罪行相关的证据，这些罪犯会编造出新的暴行来为自己争取时间，这样他们就可以筹划逃跑，或者跟某个流放者同伴交换身份。比起在地下的危险劳动，有些人更喜欢被关在涅尔琴斯克监狱里。19

自我伤害是另一种躲避辛苦劳动的常用手段。有些人会把针插到自己的脸上，然后在-30c或温度更低的冬天里站在外面，让脸颊肿胀。有些人会故意把手冻伤，甚至冻到手指需要被截肢。还有一种策略是通过将切碎的马毛插入阴茎上的微小切口来模拟梅毒的症状。脓液足以说服所有人这个罪犯不再适于工作，除了经验最丰富的营地医生。20

在矿山中，唯一能让苦役犯发挥精力和智慧努力去做的事，就是盗窃金银。有些深谙此道的行家会故意把这些贵重的碎块藏在刑罚定居点外面的围栏里，以躲过警卫的抽查和搜查。有一次，罪犯成功地在一个矿山的存储设施下挖了地洞，以偷取那里积累了一年的黄金。涅尔琴斯克的法院充斥着大量贵金属盗窃案。21

这些矿山不是按照企业精神，而是根据圣彼得堡的官僚指示组织工作的，而且这里的人手都是非常不情愿的劳动力，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矿山工作效率低下。1851年，平均每人每天仍旧只能挖出约200千克可以用来筛选黄金的土；在伊尔库茨克省那些雇用自由劳动力的私营采矿企业中，平均每人每天可挖出多达1370千克土。一名负责西伯利亚苦役犯的巡视员哀叹，在19世纪30年代发现卡拉金矿之前，“涅尔琴斯克矿区没有产生任何利润”。比起那些唯一的工作动机就是逃避惩罚的罪犯，西伯利亚的矿山官员更喜欢自由劳动者，这也是不足为奇的。22

国家想要在西伯利亚把惩罚和殖民结合在一起，而涅尔琴斯克的工作条件暴露了这个计划的一个根本性缺陷。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1822年的流放制度改革把苦役设想为一种改造工具。矿山和冶炼厂应该不仅生产铁、银和金，还应该生产一大批改造过、充满活力且吃苦耐劳的罪犯。而实际上，它们锻造出了一无所有且十分危险的罪犯，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而且在成批地逃跑。东西伯利亚总督亚历山大·拉文斯基于1829年1月向首都报告了苦役犯“无法容忍甚至悲惨”的境况：

他们拿到的工资少到不足以维持生计，但从事着最艰苦的劳动。他们住在糟糕、狭窄、肮脏的营房里，忍受着超出人类力量的危险。这些罪犯没有能让他们远离自己根深蒂固的恶习的财产，一有机会就会从矿山逃跑，然后大概10个人或更多人聚在一起，从事新的罪行，包括暴力抢劫。有些人在被抓获时已远逃至叶尼塞省甚至［西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省。23

那些住在矿山定居点营房里的流放者和苦役犯从来没被锁起来，也不戴脚镣。一位官员在1831年向圣彼得堡解释：“考虑到苦役犯人数之多，把他们每个人都戴上脚镣、关在监狱里是不可能的……也缺乏合适的建筑。”在夏天的那几个月里，逃跑就是直接跑进周边的树林中（但逃跑者被抓后通常会被痛打）。24

在这片偏远又人口稀少的土地上，流放者几乎不受什么限制，因此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时逃跑者成千上万。虽然涅尔琴斯克刺骨的严寒在1830年春天才开始消退，但是到5月1日，163个苦役犯已经逃跑了。大多数逃犯最终被抓获或者直接自首了，但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干扰了矿上的工作，通常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监狱当局的装备很差，而且有时因为绵延数百千米的泰加林而无法获得增援，所以说比起由他们负责的罪犯，他们人手不足，还经常火力不足。1828年，只有10名军官、40名下级军官和524名士兵负责分散在广阔区域上的约6000名流放者。1830年，涅尔琴斯克矿区军事指挥官斯坦尼斯拉夫·列巴尔斯基少将多次写信给拉文斯基总督，请求增加用来追捕逃犯的士兵。虽然拉文斯基意识到涅尔琴斯克矿区无休止的逃亡和随之而来的频繁犯罪正在损害国家的矿业经济利益，但他只能凑到121名正规兵。1833年，当局下令，成功逮捕一名逃亡流放者的士兵可获得3银卢布。即使如此，这些措施还是难以阻止那些一无所有且危险的犯人逃跑。25

在涅尔琴斯克，谋杀案是司空见惯的，作案的是刑罚定居点的流放者和在周边乡村游荡的流浪者。1828年，涅尔琴斯克矿区负责人费奥多尔·丰·弗里施发出的报告里充斥着因少数钱款而杀害一家人的案件、强奸案和绑架案。涅尔琴斯克地区的官员是这个地区唯一拥有可支配收入的人，通常还是流放者的仇视对象，他们尤其容易受到攻击。涅尔琴斯克一座冶炼厂的副职负责人伊万·巴利道夫是一名“品性良好、在矿上尽职工作”的官员。有一次，他下令鞭打2个企图逃跑的苦役犯。当他走到罪犯跟前宣读判决时，其中一个罪犯伊万·伊万诺夫在他面前弯下腰，然后突然掏出藏在袖子里的刀。在场的守卫还没反应过来，伊万诺夫已经把刀刺进了巴利道夫的腹部。虽然当地医生竭力抢救，但巴利道夫还是在2天后去世了，身后留下了妻子和5个孩子。1828年2月，为了17卢布“巨款”，流放者安东·扎哈罗夫把一个涅尔琴斯克士兵的妻子和儿子刺死了。7月，另一个流放者在卡代矿山割破了一个官员妻子的喉咙。26 这些罪犯甚至在歌曲中称颂他们杀害官员的举动：

矿山监工终于退休啦

但他逃不了正义的复仇

倘使一名流放者抓住他

他的头颅就会被用锤子砸碎27

因为苦役犯和当地的官员、定居的流放者、在工厂工作的农民混居生活，所以苦役犯可以轻易喝到刑罚定居点小酒馆里出售的伏特加和葡萄酒。酒精可以点燃矿山中盛行的各种紧张、怨愤和仇恨。1828年3月，有人在伏特加的刺激下意图谋杀克里奇金矿山（该地距离涅尔琴斯克城180千米）的工头亚历山大·塔斯金和他的妻子，这个事件最终引发了一场骚乱。某天晚上，以季莫费·伊万诺夫为首的一群流放者在矿山小酒馆喝得烂醉，他们用刀逼着酒保拿出了更多葡萄酒。第二天，还未醒酒的伊万诺夫袭击了一名矿山官员，他当时是知道自己会因为这一罪行遭到鞭打的。但是因为此前塔斯金曾命令伊万诺夫“不要酗酒、喧闹”，伊万诺夫便决心报复塔斯金，于是他闯入了这位官员的住处，意欲谋杀。伊万诺夫发现没人在家，但是他打坏门锁时弄出的声响惊动了塔斯金的邻居，随后邻居们抓住了他。然而伊万诺夫的酒友看到了他被抓捕，于是他们袭击了这些邻居，放了伊万诺夫。接着，他们一起持刀进入酒馆，吹嘘自己打算杀了塔斯金，“烧了定居点，还要割开每个人的喉咙”。其他罪犯开始加入他们。直到晚上，足够多的军人和矿山工作人员齐集现场后，这些罪犯才被抓获。他们被处以鞭刑，并被判处终身服苦役。28

涅尔琴斯克当局越来越担心：这些苦役犯（其中许多人以前是军人）现在显示出他们有能力实施协调一致的军事抵抗。列巴尔斯基在1828年6月抱怨：“这些被流放的苦役犯策划的阴谋一年比一年复杂。”前一年8月，57名罪犯随流放队伍进入矿区，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其守卫的叛乱，其中25名罪犯成功骑着驿马逃跑。哥萨克人索波列夫召集了一群人去追捕逃犯，最终将他们逼至一个湖的岸边，要求他们投降。但流放者拒绝投降，于是这群哥萨克人向他们发起进攻，随后双方展开了一场长达4小时的战斗，在此过程中，索波列夫身受重伤，2名流放者被杀，很多人受伤。其余逃犯最终被抓获，只有一人成功逃脱。下一个月，另一支向涅尔琴斯克行进的罪犯队伍袭击了他们的哥萨克和农民守卫，并把守卫锁在休息站里，随后他们也骑走了驿马，逃进了附近的森林里。逃亡途中，他们洗劫了庄户人家，还打伤了3个人。虽然这一行人不超过28人，而且列巴尔斯基称“他们最终在与中国交界处被哥萨克边防兵打败，但是在他们防守时，他们是按一定的编队进攻或撤退的”。他们的目的是“袭击各个矿山，通过口头说服或者武力威胁，迫使其他苦役犯……加入他们。他们因为这样得到了增援，并计划奔向中国边界”。列巴尔斯基严峻地指出，这样有组织、有纪律的抵抗“此前从未出现过”。因此，他要求自己手下的兵将加强力量。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