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涅尔琴斯克的矿山（2/2）

在这个由凶暴的罪犯和畏怯的官员组成的阴暗世界里，告发和诽谤几乎是一种通货。流放者会向当局报告阴谋消息——有的是真的，有的是编造的——为的是给自己谋求一些好处或者特许权。季莫费·菲利波夫于1823年被判处鞭刑并终身服苦役。为了拖缓到达涅尔琴斯克的时间，他多次写信告发行刺亚历山大一世的阴谋。他的举报由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但官员们认为这些举报都是捏造的，他编造出这些说法只是为了拖延执行判决的时间，或者是为了让自己被召到圣彼得堡去。他们推断：“菲利波夫想要救的是自己的性命，而不是沙皇的性命。”菲利波夫没有灰心，他在托木斯克与一个罪犯同伴交换了名字，从而成功逃离了一支在1827年向涅尔琴斯克行进的流放队伍。冒名顶替的事暴露后，他立即被带到了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菲利波夫迫切地想要延缓惩罚，因此，他又揭发了多起共济会密谋者意图杀害皇室成员的阴谋。这一次，菲利波夫似乎做得过火了。他的举报传到了沙皇秘密警察第三厅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冯·本肯多夫的耳中，本肯多夫断然否定了这些指控。1830年，菲利波夫被处以45下鞭刑，脸上被打上烙印，并被送往原本他在涅尔琴斯克矿区的流放地。30

对于想要讨好当局的流放者来说，十二月党人是非常显眼的告发目标。被流放的军官安德烈·罗森和德米特里·扎瓦利申都注意到，当局对于十二月党人抵达西伯利亚感到非常紧张。31 这些起义者的罪行是有组织地集体攻击专制政权，而这个政权正是当局宣誓保护的对象。如果说先前的起义失败，部分是因为在参政院广场上的士兵几乎不了解他们被命令为之战斗的事业，那么或许在涅尔琴斯克，因为一种由共同的绝望造成的团结，情况会有所不同。十二月党人在1827至1828年到达这个地区，这或许会给这些贫穷且绝望的罪犯带来政治方面的领导力量。

有些人想要利用政府的焦虑，罗曼·梅多克斯便是其中之一，他就像是一个从尼古拉·果戈理讽刺作品里走出来的人。梅多克斯是19世纪最惊人的俄国冒险家、盗用公款者、玩弄女性者和欺诈者，他非常擅长通过告发阴谋来操纵当局。他是英国杂技演员迈克尔·马多克斯的儿子。马多克斯在1766年来到莫斯科，并在那里建立了彼得罗夫斯克剧院，在该剧院毁于大火后，这里于1805年又重建为波修瓦剧院（又名莫斯科大剧院）。32 梅多克斯生于1789至1795年之间，后加入了骑兵部队，但是在1812年，他贪污了2000卢布，从自己的部队逃到了高加索地区。他利用伪造的文件冒充财政部特使，并从俄国南部的地方当局那里弄到了更多的钱。最后他的伪装暴露，他被遣送至圣彼得堡。1813年，亚历山大一世下令把他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他在那里待了14年，而且在1826年，十二月党人也同他一起被关在这个要塞里。

在梅多克斯多次恳求沙皇开恩后，1827年3月，他的请求终于得到了回应，然后他被流放到了莫斯科以东960千米处的维亚特卡城。他在1828年再次潜逃，但遭到逮捕，随后他再次逃跑。最终，他于1831年3月来到了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穆拉维约夫在伊尔库茨克的家里。梅多克斯非常渴望赢得沙皇的青睐，他立刻充当起了本肯多夫的间谍，不久后，他揭发了一起重大的反政府阴谋：被监禁的十二月党人正在与他们在各个俄国城市的支持者广泛通信，酝酿一个新的反政府密谋，即“大事业同盟”。梅多克斯向本肯多夫报告：“虽然我很反感写举报信，但是神圣的责任让我给您写信，我要揭发一个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的秘密，并摆明我完全没有参与这起事件。”梅多克斯甚至杜撰出了一套复杂的代码系统，声称十二月党人通过这套密码秘密地通信。例如，这群密谋者用匕首代表十二月党人伊万·亚库什金和亚历山大·亚库博维奇，因为从他们准备新起义的状态来看，“他们像匕首一样尖锐”33 。他还声称，这些罪犯已经争取到了政府在西伯利亚的几位重要代表，包括伊尔库茨克省省长伊万·蔡德勒，甚至还有涅尔琴斯克军事指挥官列巴尔斯基本人。梅多克斯称，他的情报将会“拯救祖国”，但他坚持要从西伯利亚返回家乡，因为他担心敌人会出手报复，所以他不能在伊尔库茨克透露任何细节信息。政府的一些重要人物对梅多克斯的举报持怀疑态度，但尼古拉一世似乎相信另一场全国范围的反沙皇阴谋确实可能会发生。1833年10月，梅多克斯被召回莫斯科，尼古拉一世的秘密警察把他安置在莫斯科最好的旅馆之一，慷慨地照应他的生活，但他一直在搪塞他们，迟迟拿不出支持自己的说法的证据。当政府要求他证明情报真实性的压力变得异常沉重时，他终于再次逃跑了。然而，这一次他的运气不佳，他再一次被逮捕，然后戴上镣铐，被送回了彼得保罗要塞。他在那里又待了二十年，直到亚历山大二世最终在1856年赦免了他。34

在布拉格达茨克矿山待了十一个月后，1827年9月，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被转移到了赤塔。圣彼得堡当局因为涅尔琴斯克的暴力事件而感到惊恐，并且惧怕由“国家罪犯”策划的阴谋，于是决定将所有十二月党人集中在一个地方，以便更有效地约束和监控他们。35 尼古拉一世命令列巴尔斯基寻找一个合适的临时场所来关押所有十二月党人，同时，一个永久性的监狱正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建造。列巴尔斯基选择了赤塔。赤塔建于17世纪西伯利亚毛皮贸易蓬勃发展时期，它由一些破旧的小屋组成，有三百名居民和一个小教堂。在一座废弃的哥萨克要塞的所在地，圣彼得堡当局下令建造一个木围栏监狱，监狱最终于1827年8月完工。一个月后，布拉格达茨克的八名十二月党人为即将与他们的朋友和同志会合而振奋，在十二名哥萨克武装警卫和一名下级军官的押送下，他们出发前往赤塔。36 伊万·苏希诺夫是十二月党人在涅尔琴斯克的一个同志，他的遭遇让他们感激自己离开了暴力和动荡的矿山世界。

布拉格达茨克的八名十二月党人被转移到赤塔一年后，1828年6月13日上午，捷连堆矿山的一条狗跑入定居点，叼给其主人一只人类的手臂。发现这个手臂后，人们很快又找到了一个头颅和一副躯干，在附近树林里找到了散落在一个废弃矿井周边的衣服。野兽将尸体撕成了碎片，但人们认定这具遗骸属于几个星期前在营地失踪的苦役犯阿列克谢·卡扎科夫。

卡扎科夫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5月24日，当时，捷连堆矿山的监督人切尔尼戈夫采夫结束了对一个邻近的矿山为期三天的视察后返回了自己的住所。这趟行程令切尔尼戈夫采夫筋疲力尽，他躺到了床上休息，但很快便被一阵不寻常的敲门声惊醒。他迅速走到窗边，打开窗户后发现卡扎科夫“醉醺醺又十分兴奋地”站在门前。卡扎科夫告诉切尔尼戈夫采夫，一群在矿山酒馆喝酒的囚犯正在策划一场阴谋。那天晚上，在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伊万·苏希诺夫的领导下，罪犯们正在密谋在捷连堆发动武装暴动，“他们计划先从军械库夺取士兵的武器和弹药，一旦武装完毕，就立即进入苦役犯居住的营房，要求他们逃跑，接着摧毁监狱并释放所有被看守的罪犯。接下来，他们计划放火烧毁捷连堆矿山周围的整个定居点，然后去往涅尔琴斯克和更远的地方，摧毁路上的一切建筑”。切尔尼戈夫采夫指示卡扎科夫去矿山办公室等他。这位醉酒的罪犯踉踉跄跄地走了，之后便消失不见了。他在6月13日才再次出现，但这时的他已被肢解，此时，他处于一出交织着密谋、暴动和背叛的戏剧的中心。37

卡扎科夫醉酒后的告发引出了一连串事件，这些后来被称为“捷连堆阴谋”的事件在大约六个月后达到了血腥的高潮。38 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国家对流放者的管理存在资源不足、工作不到位和手段残忍的特点，这个案件暴露出了这套管理系统的黑暗之心。苦役犯的管理人员既害怕又多疑，他们总是怀疑在营房的阴暗角落里和矿山的暗处可能存在着威胁。为了震慑苦役犯，他们会向苦役犯展示恐怖的惩罚和报复。

卡扎科夫刚刚告发流放者在定居点策划谋杀和暴动，切尔尼戈夫采夫就开始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他立即下令逮捕了卡扎科夫所指认的人。其中一个被指认的人是伊万·戈利科夫，他曾是帝国陆军的军士长。切尔尼戈夫采夫不在矿上这三天，戈利科夫一直和他的难友一起饮酒作乐。切尔尼戈夫采夫因戈利科夫的酗酒问题令人抽打了他，同时，就卡扎科夫的指控讯问了他。切尔尼戈夫采夫后来断言，抽打和审问是“凑巧同时发生的两个不同事件”39 。但对戈利科夫来说，它们不会那么巧合。

因为审问过程中使用的劝说方法，戈利科夫的供词让审问者发现了一件完全不同的急务。戈利科夫承认，从4月底开始，他经常拜访苏希诺夫和其他两名十二月党人军官（文亚明·索洛维约夫和亚历山大·马扎列夫斯基）共同居住的房子。苏希诺夫招募了戈利科夫和流放者瓦西里·博恰罗夫（一名阿斯特拉罕商人的儿子），向他们承诺，如果他们能让二十个“正直的流放者”参与捷连堆暴动，他就会回报他们。在桦树条的鞭打下，这群人被指控的罪行从意图武装逃跑转变为了政治暴动，政治暴动的目标是解救在二百九十千米以外的赤塔的十二月党人。戈利科夫现在承认，苏希诺夫曾告诉他：

我们可以聚起很多人，先从军械库夺走士兵的武器，武装完毕后进入营房，要求所有住在那里的罪犯一起逃跑……之后我们前往涅尔琴斯克扎沃德，在那里做同样的事：先夺走作战武器，释放狱中的所有罪犯，……然后要求矿上的所有居民加入我们……等我们的队伍壮大、武器增加后，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了我们。之后，我们将经过矿山和工厂，沿途不断扩充人数，最终到达赤塔要塞，释放所有的十二月党人。40

这番供词集合了当权者惧怕的所有要素：一场暴力叛乱，领导者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而且这名军官能够唤醒并释放出涅尔琴斯克十二月党人沉睡的革命性力量。通过类似的审问方法，另外两名罪犯费奥多尔·莫尔沙科夫和季莫费·涅巴姆尼亚什证实了这套说法，并承认自己在5月24日被戈利科夫招募到这场阴谋中。当天晚些时候，被指控为这场阴谋的领导者的苏希诺夫也遭到了逮捕和审问。41

在1825年12月底在基辅附近发生的短暂、血腥的切尔尼戈夫团起义中，伊万·苏希诺夫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希诺夫1794年生于赫尔松省一个中等收入的贵族家庭，15岁时加入轻骑兵，曾在拿破仑战争中战斗，因为战斗得到了七处创伤和一枚勇敢奖章。1816年，他从战场回到俄国，回国后，他因伤短暂复员，1819年，他被提拔为一名切尔尼戈夫团的军官。和很多从战场上回来的军官一样，苏希诺夫发现亚历山大时期的严格控制和日常生活中的等级秩序令人窒息。1825年9月，他的上级指挥官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把他招募进十二月党人的南方协会。42

苏希诺夫远不能被称作革命英雄。切尔尼戈夫团起义失败后，他逃跑了，随后从藏身处给尼古拉一世写信：“陛下，请宽宏大量地原谅我和我的罪行。我既不是谋杀犯也不是野蛮人。如果我有罪，那么我的罪行只是遵守了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的命令。”苏希诺夫一直成功地躲过了抓捕，直到1826年2月15日才被抓获。当时，当局拦截了一封他向自己的兄弟要钱的信，随后他在比萨拉比亚被捕。他于2月26日在一个军事法庭出庭，法庭裁定他犯有“意图非法推翻现有国家制度”的罪行。尼古拉一世在1826年7月12日核准了他在东西伯利亚终身服苦役的判决。8月1日，在经过清洗和改革的切尔尼戈夫团官兵面前，苏希诺夫和他在切尔尼戈夫团的同志索洛维约夫和穆拉维约夫在奥斯特罗格城被褫夺了公民权。他们于9月5日出发前往西伯利亚。43

苏希诺夫和他的同伴直到1826年年底才抵达莫斯科，次年5月才抵达托博尔斯克。苏希诺夫旅途疲乏且对命运悲观愁苦，于是他向一名负责报告流放起义者的思想倾向的政府官员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和悔意。这些军官在途中屡屡患病，因而延误了时间，在路上走了一年半之后，他们终于在3月9日抵达涅尔琴斯克的捷连堆矿山。44 仅仅两个月后，苏希诺夫便被指控策划了一起暴力反抗国家的阴谋。

在被审问时，苏希诺夫表明他认识被指称为他的共犯的人：从自己开始雇戈利科夫来完成自己的苦役劳动时他就认识戈利科夫，自己和博恰罗夫只是见过面。戈利科夫一直缠着他、马扎列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要钱，而且在逮捕行动的前一天，他们三人不让他进入他们的屋子。苏希诺夫断然否认自己曾让戈利科夫招募起义人手，表示自己从来不会设想“这种犯罪行为，而总是相信君主迟早会施恩，并且他一直以这种令人宽慰的希望来鼓励自己”。苏希诺夫推断，戈利科夫做出这番诽谤，是“因为他想要报复苏希诺夫，起因是此前苏希诺夫拒绝了他［要钱］的要求……而且不让他进入苏希诺夫的小屋”45 。

一个星期后，戈利科夫和他的同谋者再次在矿山办公室受审，如今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有多不利，于是他们努力撇开原来的供词。戈利科夫解释：“虽然苏希诺夫曾说过要他们同他一起逃跑，但那只是出于对如此可怜的苦役犯的怜悯，［苏希诺夫］说，如果他处在他们的位置，他或者会立即逃跑，或者会自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喝醉了的戈利科夫动员大家逃跑，但是实际上他从没听苏希诺夫提起过任何实质性计划。他之前的证词是假的，“因为在喝了三天酒之后，他宿醉未醒，为了撇清自己便撒了谎”。涅巴姆尼亚什和莫尔沙科夫声称他们之前的证词是屈打成招。博恰罗夫表示他没听说过任何阴谋，声称当时喝得酩酊大醉，所以他不记得在酒馆里的谈话。46

然而，一旦告发和供认已经让一场阴谋成形，那么这场阴谋的存在便是难以否认的，罪犯撤回先前的证词也无法阻拦全面调查的开展。切尔尼戈夫采夫的上级丰·弗里施获悉这些指控后，不仅因为自己的辖区里可能出现的社会混乱而惊恐，还因为一个十二月党人参与其中而惊恐。他写信给涅尔琴斯克的军事指挥官列巴尔斯基，声称由苏希诺夫领导的“阴谋很可能是确实存在的”。随后，列巴尔斯基指导丰·弗里施加强捷连堆的警卫，并彻查这一事件。47 丰·弗里施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戈利科夫撤回最初的供词的第二天来到捷连堆，他们负责“以最严谨的手段查清整个［事件］”。一位传言曾在涅尔琴斯克把两名流放者虐待致死的官员被选来领导此次调查。他和他的同事的调查活动仅限于一再审问嫌疑人，这符合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的一贯司法程序。48

调查委员会刚开始工作，鲁达科夫的狗就有了重大发现。卡扎科夫的尸体似乎为他在5月24日提出的指控提供了确凿证据。嫌疑人被从捷连堆转移到涅尔琴斯克城，在那里，审讯变得更加残酷。在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与神职人员的道德规劝相结合的殴打被广泛用作一种获取供词的手段。49 所以，当丰·弗里施后来向圣彼得堡的上级报告称新的审讯伴随着“法务官员的直接劝说”时，这其实没什么想象空间。涅巴姆尼亚什是第一个屈服的，到6月22日，他恢复了原来的供词。其他人也很快这么做了。戈利科夫最终承认，他从另一个罪犯那里听说卡扎科夫举报了他们，于是他叫博恰罗夫用更多的酒把卡扎科夫引诱到离营房三十米的小树林中。然后，他尾随他们二人，用石头把卡扎科夫砸死。戈利科夫和博恰罗夫将尸体扔进一个废弃的矿井中，随后返回定居点的小酒馆继续喝酒。对于桦树条劝说方式，（前）贵族成员苏希诺夫拥有传统的豁免权，所以在他随后的审讯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改变自己的说法的被告。50

被指称的捷连堆阴谋于1828年8月传到了尼古拉一世耳中，当时他正在敖德萨消夏。沙皇对于十二月党人被发配到的矿山的条件感到震惊，这充分说明了他对他自己的刑罚定居点一无所知。尼古拉一世愤慨于“对矿山苦役犯的不力监管”，愤慨于涅尔琴斯克当局只是用桦树条轻微地惩罚醉酒的流放者。尤其令人惊恐的是，“罪犯苏希诺夫可以自由地行动……甚至有另一个流放者作为仆人为他效力”。沙皇立即下令设立一个军事法庭来审判被告，并明确地暗示，被认定有罪的人要被处决。到9月下旬，由四名军官组成的法庭准备好在涅尔琴斯克城审理这个案件。51

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军事法庭的工作设定是，审判的命令就等于定罪的命令。诉讼程序是基于“审问原则”：被告的供认被认为是令人信服的证据。如果两名证人的证词一致就更好了。这个军事法庭现在收集到了一些证人的供词，这些证人在夏天已经统一好了口径。当然，通常来说，军官和缙绅的证词比社会阶层低的人的证词更重要。然而，正如法庭所指出的，苏希诺夫参与过十二月党人起义“已经足以证明他的罪行”52 。

法庭于11月4日向列巴尔斯基发布裁决，它认定苏希诺夫企图在捷连堆发动暴动，其最终目的是释放在赤塔的同伙。法庭认定戈利科夫和博恰罗夫为暴动招募人手，在卡扎科夫告发他们后谋杀了卡扎科夫。法庭判处被指称的几名头目280至400下鞭刑，在他们的脸上打烙印，并监禁他们，“以防止他们将来犯下类似的罪行”。法庭判处这场阴谋的其他成员200下鞭刑（如果他们的罪行较轻，则是200下普通鞭打），脸上打烙印，终身服苦役。53

根据军法，列巴尔斯基有权更改判决，11月29日，他正当地行使了他的自由裁量权。苏希诺夫和他的密友将被免除鞭刑（鞭刑几乎必然是致死的），改为相对体面和仁慈的射击队枪决。列巴尔斯基决定从赤塔前往涅尔琴斯克，准备在12月3日亲自监督行刑。他为处决进行了精心准备，规定需要多少士兵和多少子弹，以及掩埋死刑犯的尸体的深坑的大小。54

列巴尔斯基将会发现，即使精心设计的计划也会偏离正轨。这场阴谋的策划者并未抵达处决地点。12月1日晚上，一名囚犯被躺在地上的苏希诺夫绊倒了。当时苏希诺夫的头离地面不到30厘米，被套在他用自己的皮带做成的绞索中。苏希诺夫把皮带绑在脚镣上，然后将皮带系在炉子的木架上。接着，腿部的重量让绞索在脖子上收紧，他用一个几乎水平的姿势慢慢窒息而死。55

事后看来，这场处决让苏希诺夫的自杀成了一个有尊严的选择。12月4日，愤怒的列巴尔斯基向上级报告了处决行动。驻扎在涅尔琴斯克的第五矿区营拥有170名列兵，这个营“无法为参与枪决死刑犯的70人提供超过40支步枪”。在这些武器中，只有15支适于使用，被选出的士兵中，有半数“不能正确地射击”。而且只有减少火药用量，才有可能使用这个营自1775年以来所拥有的武器。列巴尔斯基苦涩地抱怨：“就算只配备长矛，也比这个营现在的武装强。”56 他的报告中省略了关于犯人死亡的可怕细节，但是，关于行刑过程既拙劣又野蛮的谣言开始在涅尔琴斯克矿区传开。

列巴尔斯基关心的事了结了，他命令把苏希诺夫在捷连堆的十二月党人同伴索洛维约夫和马扎列夫斯基转移到赤塔十二月党人那里。在那里，索洛维约夫向他的同志和他们的支持者讲述了这次英勇解救十二月党人的不幸尝试以及国家的可怕报复。这个故事最终在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正式出版。他说道，那些死刑犯在第一轮射击后没有死去，射击队不得不用刺刀刺死了他们。博恰罗夫被抛进坑里时“还有半条命”57 。19世纪下半叶出版的一大批十二月党人回忆录都回顾了苏希诺夫为释放在赤塔的同志所做的铤而走险而悲剧性的尝试。这个运气不佳的十二月党人被奉在了沙皇暴政英勇反对者的万神殿里。58

事实证明，官方过于担心了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所构成的危险。这些被流放的军官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再次发起暴动的热情，但是对沙皇政权构成潜在威胁的是，他们逐渐被塑造成了公众眼中的牺牲者。当苏希诺夫于1828年12月1日在牢房里用自己的皮带制作绞索时，他不可能会想到这种认识转变。但是，西伯利亚正在成为俄罗斯帝国政治史上的一个中心舞台。苏希诺夫在赤塔的同志会继续这个故事。

1 原文如此，疑应为90平方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