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折断的剑（1/2）

1826年7月13日凌晨3点，在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彼得保罗要塞，警卫开启了位于要塞深处的狭窄牢房。沉重的橡木门缓缓打开，三十多名年轻的军官走出了牢房。在7月，黑暗只会极其短暂地笼罩着俄国北方首都的天空，这些囚犯被带到院子里时，天已破晓。排在他们前面的，是来自圣彼得堡团的士兵以及数十名官员和显要人物。远处，在要塞的北门外面，囚犯们可以看到绞刑架，那是为了处决他们的领导者而专门竖立起来的。俄罗斯帝国最高法院已认定这些被后世称为“十二月党人”的人意图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他们领导了一场短暂而猛烈的起义，起义于1825年12月14日在圣彼得堡参政院广场开始，两周后，随着切尔尼戈夫团暴动在基辅城外被镇压，起义失败。彼得保罗要塞是俄国专制政权的象征，它耸立在涅瓦河畔，而帝国的权力中心冬宫与它隔河相望。这个要塞将成为国家复仇的中心。

十二月党人按要求排列成队，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被带到一个噼啪作响的火盆前。他们的判决依次被宣读出来：被褫夺公民权，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矿山服苦役。他们的肩章被人从肩膀上扯了下来，连同他们的军大衣一起被抛至火中。每个军官都被要求跪下，然后一名行刑者拿出一把剑刃中部被特意锉薄的剑，在军官的头上将剑折断。随后，这些囚犯换上发放给罪犯的粗糙灰色囚服，被宣判“公民权死亡”。这个仪式标志着他们被逐出了俄国社会，并且重申被他们触犯的法律的神圣性。法律上的死亡也使得这些人不再是沙皇的合法臣民，使得他们“丧失了其地位带来的所有权利和特权”。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可以再嫁，他们的孩子可以继承他们的财产。流放至西伯利亚服苦役是一种死缓。这场仪式结束后，书生气的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穆拉维约夫甚至给尼古拉一世写信，怯懦地感谢沙皇“赐予我生命”1 ！

十二月党人将自己的判决理解为一种彻底毁灭的宣告。在这场仪式后，26岁的尼古拉·巴萨尔金回到在要塞中的牢房，此时他“确信，我和这个世界的所有关联现在都消失了，我将在一个遥远又黯淡的地方度过余生……我将饱受折磨，穷困潦倒。我不再把自己当成这个世界的成员”2 。这些被定罪的人将失去他们的财富、威望和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贫穷和被忘却；他们将失去在军队和政府的光辉事业，取而代之的是在西伯利亚银矿和普通罪犯一起服苦役。流放制度维护了沙皇不可撼动的权力，保证他的敌人会被消灭。这就是在那个7月的早晨于彼得保罗要塞院子中大声宣读裁决背后的意图，但结果事与愿违。因为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获得的不是政治上的湮没，而是政治上的新生。他们因为领导了一场被镇压的起义而被流放，因此他们赢得了新的道德威望，被当作自由和改革事业的牺牲者。西伯利亚后来从一个政治荒漠转化成了欧洲共和主义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心舞台，如果要讲述这个转变历程，那么十二月党人的经历是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

参政院广场起义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欧洲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但十二月党人运动十年前就在帝国陆军中开始成形。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在1812年与拿破仑和入侵的法国人作战时认识到了俄国人民。这场战争锻造出了新的兄弟情谊以及军官和他们的部下之间的忠诚。俄国农民（其中很多人是农奴）在战争中表现出，他们能够对祖国忠诚可靠、无私奉献。年轻的贵族曾在战争中和作为他们的合法财产的农奴并肩作战，战后刚返回俄国，这些贵族就开始努力让自己适应那段振奋人心的战斗经历。对他们来说，农奴制是一个可耻的提醒物，提醒着他们俄国的落后以及受过教育的富裕精英阶层和穷困潦倒的农民阶层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经过1812年的严峻考验的历练，军官们对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忠诚开始高于他们对沙皇王朝的忠诚。3

很多俄国军官在从拿破仑战争战场回来时头脑中也装满了新的政治思想。一名军官称：“如果说我们用武力占领了法国，那么法国则用习俗征服了我们。”很多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领导者（比如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伊万·亚库什金和米哈伊尔·方维津）在1815年从战场上胜利归来，却发现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军队生活中沉闷的纪律让人恼怒。他们曾和欧洲的“拿破仑专制主义”作战，如今他们要努力适应这个基本是沙皇的个人封地的俄国。4 被捕后，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写信向尼古拉一世解释他参加起义的原因：

我们让我们的祖国摆脱了暴政，但却再一次被我们自己的君主施行暴政……为什么我们解放了欧洲，自己却被困于枷锁当中？难道我们为法国带来了宪法，却不敢为我们自己争取一部宪法？难道我们用热血换取了在诸民族中的优越地位，却在国内饱受压迫？5

其他军官虽然在拿破仑战争时因为太过年轻而无法参战，比如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留名和德米特里·扎瓦利申，但他们却被伏尔泰、亚当·斯密、孔多塞和卢梭的思想所影响。在俄国战胜拿破仑后，他们从其他国家的自由派军官领导的要求立宪和独立的起义中获得了启发。6

1816年以后，这些爱国的年轻理想主义者开始在非正式团体和“秘密协会”中讨论改革。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们的集会越来越带有密谋意味，并逐渐产生了两大组织：一个是以圣彼得堡为总部的“北方协会”，由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上校、卫队队长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和诗人雷列耶夫领导；另一个是以乌克兰为总部的“南方协会”，由帕维尔·佩斯捷利上校和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中校领导。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协会和波兰爱国协会之间有着广泛联系，波兰爱国协会中的很多波兰人后来也成为西伯利亚流放者。然而，亚历山大一世在1825年的突然死亡促使十二月党人起义仓促举行，而此时十二月党人还未与波兰人结成牢固的同盟。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波兰人的观点较为保守，他们主要关心争取自身的独立、收回失去的省份。他们不想接触十二月党人更激进的共和主义计划。7

当局知道了这些秘密团体的存在以及由密谋者撰写和讨论的各种小册子。然而在开始时，当局对他们比较宽容，并没有采取行动来解散这些集会，更不用说逮捕参加者了。亚历山大一世在1823年视察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军队时，曾对他提出警告：“你最好继续你在［军队里］的工作，而不要关注我的帝国的政府，我恐怕那不关你的事。”8 沃尔孔斯基没有理会这条警告。

1825年秋，十二月党人一直在筹划于来年夏天发动起义的具体计划。然而，无嗣的亚历山大一世在出行俄国南部时突然于1825年11月19日去世，他的弟弟康斯坦丁拒绝继承皇位，于是这些密谋者认为，发动起义的时刻到了。在短暂的权力真空时期，亚历山大一世最小的弟弟尼古拉继承皇位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十二月党人匆忙地拼凑起了武装起义的计划。12月14日，当卫戍部队按期齐集首都向新沙皇宣誓效忠时，十二月党人计划让忠于自己的部队开赴参政院广场。他们将在那里拒绝宣誓，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并且要求颁布宪法。十二月党人依靠的部队并不了解起义目标，且十二月党人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清晰的战略规划。他们指挥的军队或许是支持他们个人，但几乎并不清楚他们的政治雄心。结果与其说是一场严肃的起义，不如说是一场演出笨拙、很多演员忘记台词的政治戏剧。

12月14日早上，起义的军官率领大约三千名士兵进入白雪覆盖的参政院广场。士兵们围在法尔孔纳创作的彼得大帝雕像四周。雕像描绘的是彼得大帝骑在腾跃的马上，而这匹马正踩着一条瑞典毒蛇。这个雕像标志着无情的彼得大帝驱逐其敌人的场景，现在它似乎在俯视着在其面前上演的戏剧。这次起义准备不足、组织混乱，因而在开始前就注定要失败。十二月党人委任的领导者和新共和国的临时“执政官”特鲁别茨科伊没有出现在广场上；他已舍弃他的战友，在避难奥地利大使馆前已经向新沙皇宣誓效忠。起义者敲响战鼓，扬起他们的军旗，并呼吁制定宪法，但他们最终只展现了自己的孤立和无能。

忠于沙皇的军队迅速包围了他们，随着这一天的时间流逝，尼古拉一世的耐心消耗殆尽，起义者人数不敌敌方且群龙无首。起义者试图通过协商来推翻专制制度，这种尝试自然是失败了，于是小规模冲突开始了。政府军用炮火和霰弹驱散起义者。起义军官逃跑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遭到了包围并最终被逮捕。即使是特鲁别茨科伊等没有直接参加起义的军官也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9 南方的起义者在12月23日才听说圣彼得堡起义失败的消息，切尔尼戈夫团于12月31日在基辅城外发动了短暂而血腥的起义，但失败了。起义领导者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无法召集足够多的士兵参与他的事业，由他指挥的起义部队被轻易打败了。10 这些革命者未能夺取政权，甚至连一天也没有。11

十二月党人发动政变的尝试非常不专业、紧张且时机不当，这些问题有时掩盖了推动这场起义的激进主义。伟大的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是几位十二月党人的亲密朋友，在他于1833年创作的叙事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他表现出了对十二月党人的密谋的轻视：

他们在拉菲特和克里科之间

进行的这些秘密议论，

最初只是朋友间的争辩，

还没让这种反叛的学问

深深扎进他们的心坎，

还都只是烦闷时的消遣，

年轻的头脑无事可做，

成年的淘气鬼也借此作乐。12

普希金居高临下地否认了十二月党人的观念，然而这种否认并没有公平地评价起义者的雄心的范围和意义。十二月党人从古代的共和模式和俄国自己的共和主义传统里汲取了灵感。他们计划以共和式爱国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都很常见）为基础，彻底革新俄国的国家结构。他们设想着“诛杀暴君”尼古拉一世，谋杀皇室成员。专制制度将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在这两种制度下，主权都将从统治者手中转到人民手中。他们打算废除农奴制、贵族政治以及社会中的各种团体和行会组成的混杂物。他们将引进现代国家的机制来代替上述机制。无论是作为一个单一制政府还是一个美国式的联邦制政府，这些机制都将在平等和共同权利的基础上凝聚俄罗斯帝国的各个民族和宗教，从而锻造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同的权利和责任不再归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团体；相反，只有公民共同的权利和责任，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十二月党人坚持欧洲的共和主义传统，在19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帝国，这类观念非常激进，因而是极富争议的。13

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对十二月党人起义及其后续影响的反应是矛盾的。一方面，很多人为起义的暴力程度（大约三千人丧生）和刺杀皇室成员的计划感到震惊；另一方面，在很多地方，许多人同情十二月党人的改革愿望，尤其同情他们制定宪法、废除农奴制的主张。此外，对此次起义的镇压触及了沙皇俄国精英阶层的核心。许多十二月党人都来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最显赫的家族，自己本身就是皇室圈子的常客。在一些家族中，有两三个兄弟都参与了起义。别斯图热夫家族和别斯图热夫-留明家族在北方协会和南方协会中都是重要人物；穆拉维约夫家族（还包括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兄弟）也同样如此，他们中的三人于12月14日前往了参政院广场。十三名十二月党人是参政员之子，七名是省长之子，两名是大臣之子，还有一人是国务会议成员之子。但没有人比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家族与皇室更亲近，谢尔盖所属的家族是俄国最古老、最富有的贵族家族之一，他本人是尼古拉一世儿时的玩伴。沙皇把他参加起义的行为当成对他个人的背叛。14

即使法院的规章严苛，部分十二月党人的家人仍设法让自己的儿子和兄弟逃脱沙皇的怒火。他们不断请求尼古拉一世宽大处理，指出这些军官年幼无知，而且惩罚他们就是惩罚对沙皇忠心耿耿的整个家族。面对这些请求，尼古拉一世遇到了专制权力的本质带来的一个障碍。在审理十二月党人这样重要的案件时，调查委员会和最高法院会把所有关于审判和判决的事都交由年轻的沙皇做决定。所有人都明白，决定十二月党人命运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尼古拉一世个人的仇恨或宽仁。伟大的俄国历史学家、保守主义政治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在19世纪初发现：“在俄国，君主就是活生生的法律：他赦免好人，处决坏人，对前者的喜好造成了后者的噩梦……俄国君主集所有权力于一身；我们的规则是父权制的、家长式的。”15

在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尼古拉一世确实是臣民之父。他站在权力和权威的顶端，这种情势又使得俄罗斯帝国内的所有家长式机制合法化：地主和农奴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父亲和家庭成员之间等类家长式关系。像许多同时代的欧洲君主国一样，俄罗斯帝国的父权式统治体现着一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协定：沙皇的臣民献出服务、服从和尊重，以换取沙皇的保护和照管。然而，在处理起义者家人的请求时，这种处于专制君主权力的核心的父权制构成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16

伊万·奥陀耶夫斯基是十二月党人诗人亚历山大·奥陀耶夫斯基的父亲，他在1826年1月给尼古拉一世写信。伊万·奥陀耶夫斯基这位拿破仑战争中的杰出将领，承认他的儿子让“我和他自己蒙羞”。他理解沙皇的愤怒，因而他不会乞求原谅，因为儿子的罪行“超出了我的想象”，但他请求沙皇同情他的儿子的年轻和“这个57岁的父亲的眼泪”。他求沙皇“把儿子还给我，好让我亲自管教，让他能够配得上忠诚的仆人之名，如同我一样”。彼得·奥博连斯基是俄国一个最古老的贵族家族的首领，曾任图拉省省长，他还是十二月党人叶甫盖尼·奥博连斯基的父亲，他也曾替儿子向沙皇请愿。起义当天，因为特鲁别茨科伊没有出现，叶甫盖尼·奥博连斯基指挥着参政院广场上的部队。彼得·奥博连斯基声称，他的儿子的罪行并不是“出于他的本心。上帝接纳悔过之人、悔罪之人：您就如同世间的上帝……我请求您，臣民可亲的父亲，不要让我的儿子离开我和我的家人”17 ！俄国精英阶层中的重要人物求助于沙皇的家长式统治，而这样的请求无法被完全忽视。

并不是所有十二月党人的家人都用这种方法来影响君主。有些人仅仅是劝起义的家人向尼古拉一世屈服。沃尔孔斯基的哥哥尼古拉·列普宁-沃尔孔斯基是一名副官长、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他给狱中的谢尔盖写信，强调谢尔盖给自己的家庭造成的痛苦：“亲爱的谢尔盖，你被囚禁于监狱让我比你更难受。”尼古拉向谢尔盖发表了一通相当于强调君主的父权权威的宣言，以规劝谢尔盖和他的同谋者断绝关系并向调查者坦承一切：“在这些事以后，友谊的纽带将不复存在。在我们都不应背弃的神圣义务面前，这些友谊的纽带都消散了。现在不仅你的荣誉危在旦夕，我的荣誉和我们的祖先的荣誉也是如此……”尼古拉提出，对沙皇的顺从和忠诚高于暴动者之间的情谊。兄弟情谊和父权制是互不相容的，每个人都必须选择二者当中的一个。每个人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谢尔盖拒绝在受审时控告同伴，所以说他选择了自己的同伴，这使得沙皇勃然大怒。沙皇厉声谴责：“沃尔孔斯基是个骗子、恶棍……不回答任何问题，假装恍惚地站在那里。他就是一个令人厌恶、卑鄙无耻的罪犯，一个愚蠢至极的人！”尼古拉选择了他的君主，彻底同自己的兄弟断绝了关系。在此后谢尔盖流放西伯利亚的30年中，尼古拉再也没有给谢尔盖写过信。18

尼古拉一世密切指导了审讯过程，在长达数月的详尽审讯后，1826年6月1日，最高法院对罪犯做出了裁决。它判处5名所谓的主犯分尸刑，31人斩刑，其余大部分人（共121名军官）被褫夺公民权并发配东西伯利亚服苦役。此前死刑在俄国已废除近70年，但此次突然为主犯重启死刑令许多人感到不安。在莫斯科，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观察到了俄国社会各界对这些严重判决的惊惧。19

尼古拉一世知道这种普遍的不安情绪，但他似乎无动于衷。他曾在私底下对法国使节拉费罗奈伯爵说：“我不会对这起阴谋的头目和煽动者显示丝毫的怜悯与同情。法律规定了惩罚方式，我不会为了他们使用我的宽赦权。我不会姑息纵容。我必须让俄国和欧洲看到这次教训。”20 但他是在夸大其词。这位年轻的君主或许是报仇心切，但他也很谨慎，而且他的谨慎是有理由的。毕竟，他是残忍且不幸的保罗一世的儿子，保罗一世在1801年的宫廷政变中被自己的禁卫军杀死了。尼古拉一世明白，既然很多十二月党人出自俄国贵族阶层，那么贵族阶层对血腥报复的忍耐是有限的。

宽赦是君主的一种特权和他的权力的一种体现。传统上，沙皇行使宽赦权，是为了纪念继承人的生日、国家历史上的重要纪念日，当然，还有加冕礼。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传统，伟大的激进主义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回忆：“每个人都在加冕礼前夕期待着已定罪的人会被减刑。甚至是我的父亲，尽管他凡事谨慎又持怀疑态度，但他也说死刑不会执行，那只是为了震慑人们。”尼古拉一世确实表现出了些许怜悯：他改判原本要被斩首的31名罪犯长期服苦役和终身流放。“他在自己对司法的责任和国家安全允许的范围内减轻了刑罚。”因此，西伯利亚流放成为一个变通的惩罚手段。西伯利亚使得君主可以清除俄国社会中的暴动分子，同时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保全贵族的性命。通过向暴动者施予怜悯，年轻的尼古拉一世也擦亮了自己作为俄罗斯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凭证。21

其他起义者在彼得保罗要塞的院子里被褫夺了公民权，然后那5名所谓的主犯经历了总体而言没那么有仪式感的刑罚。起义的主要理论家帕维尔·佩斯捷利、南方的起义领导者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诗人孔德拉季·雷列耶夫、年轻的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坚决拥护共和制的彼得·卡霍夫斯基被带出了牢房，来到要塞围墙外竖着绞刑架的地方。尼古拉一世已经给了这5个人一丝怜悯，即“让他们免于流血”：他把他们的死刑从分尸刑减为绞刑。22

如果说实施绞刑是为了使报复行为显得仁慈，那么它失败了。绳套被收紧了，犯人脚下的凳子被踢开了，但一些绳子（由于前一晚的雨水而发胀）突然断了。三名犯人从绞刑台上摔到了下面的沟渠里。这些被勒得半死的人又被放到了绞刑架上，执行第二次绞刑。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讽刺地说，他很高兴有机会为国捐躯，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两度捐躯。雷列耶夫大呼：“这片被诅咒的土地！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如何组织一场暴动，不知道怎么审判犯人，甚至不知道怎么把犯人绞死！”然而，他和他的同伴在第二次绞刑中真的被绞死了，然后他们的尸体在绞刑架上挂了一个小时。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刻有“罪犯-弑君者”的牌子。这场操作笨拙的处决逐渐为人所知，对很多人来说，挂在绞刑架上的尸体象征的不是沙皇富有同情心的审判，而是他复仇的愤怒。事实上，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俄国人不断将五名十二月党人领导者的绞刑视为暴力专制政权的象征。23

尼古拉一世可能已经饶了其余十二月党人的性命，但他决定褫夺他们的公民权并将他们流放西伯利亚，这一判决是在警告俄国精英阶层，不要忘记他们的教训。沙皇在行刑那天的宣告意在为公众构建这些处决的意义。它支持了尼古拉一世的父权权威，强烈否定了暴动者“不切实际的暴行”，严厉警告各个家庭更加关注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它强调不少起义者的家人已声明与他们脱离关系，这也有种胜利的调子：“我们已经看到了表现忠诚的新例子：我们看到一些父亲并没有饶恕自己犯罪的孩子，一些亲属与叛乱分子断绝关系，并把他们交付法院；我们看到各个阶层的人意见一致——审判和惩罚这些罪犯。”24

的确，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惩罚迫使他们在自己的兄弟和儿子与沙皇之间做出选择。有些人选择了尼古拉一世。帕维尔·别斯图热夫-留明是被处以绞刑的最年轻的十二月党人的父亲，他让其余孩子“消除”对他们的兄弟的记忆。他边撕碎这个儿子的肖像，边说着“就当是死了一条狗”。赫尔岑对这种“与亲人断绝关系的无耻行径”表示愤慨。为了表示对沙皇的忠诚，很多十二月党人的亲人和朋友“证明了自己是狂热的奴隶，有些出于卑贱的个性，而另一些人则更糟，是出于坚定的信念”。沃尔孔斯基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夫人因为儿子被捕这件耻辱之事而深感痛心，她也把自己对沙皇的忠诚放在对儿子的情感之前。她是皇太后的侍女，此后她继续出入冬宫。她的儿子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要塞壮观的城垛隔着涅瓦河清晰可见。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穆拉维约夫把彼得保罗要塞称为“面向着沙皇宫殿的可怕专制主义标志，它就像在严正提示，这座建筑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那一座建筑”25 。因为担心表露出对儿子的同情，亚历山德拉夫人甚至在沃尔孔斯基踏上流放路途的那天出席了一个庆祝尼古拉一世加冕的舞会。一贯的得体和忠诚为她赢得了圣叶卡捷琳娜勋章。在十二月党人领袖被处决后不久，她的行为给作为官方代表团成员参加尼古拉一世加冕礼的法国伯爵雅克-弗朗索瓦·安瑟洛留下了长久的印象：

我们都认为，在加冕礼前几天发生的这场血腥灾难会给即将要举行的庆祝活动增添一抹伤感。因为几乎每个俄国家庭都有让人垂泪的受害者。我吃惊不已……这些被定罪者的父母、兄弟和姐妹积极参加了非凡的舞会、奢华的盛宴和华丽的聚会！有些贵族……久久地跪在沙皇面前，他们无疑是害怕自己的悲伤被当作叛乱……在一个专制国家，人们可以用人性的弱点来解释这种对最自然的情感的轻视，这种弱点可以影响一个极度渴求荣誉和财富的男人。但是一个年华垂暮的母亲，每天都会珠光宝气地参加热闹非凡的公共盛会，而她的儿子正要开始非常痛苦，或许会令其丧生的流放生涯，人们又怎么解释这个女人的表现？26

对君主的忠诚拥护者来说，公民权死亡是一种确确实实的死亡。私下里，他们就像为一个已故家人哀悼一样进行哀悼。在谢尔盖被流放之后的几年中，他的家人会说：“谢尔盖已经不在了。”在上述例子中，这些人奴性地顺从沙皇的父权权威，但是与之相反，一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决定跟随丈夫远赴西伯利亚，这样的决定深深地印入了同时代人乃至后世的思想觉悟当中。27

十二月党人年轻的妻子事先对其丈夫的密谋毫不知情，丈夫被捕的消息打碎了她们养尊处优的生活。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牢房里，十二月党人懊悔于他们给自己无可责难的妻子造成了痛苦。1825年12月底，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给妻子亚历山德拉写信，承认自己参加了起义并求她原谅自己：“有很多次我都想向你坦陈我的重大秘密。我的沉默誓约和一种错误的耻辱感让我看不到自己的行动有多么残酷和鲁莽，让你的命运和一个罪犯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我是造成你和你的家人的不幸的原因。”“我几乎无法动笔，”亚历山德拉向她的妹妹吐露，“我太过悲痛了。”28

有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在得知丈夫参与起义的消息后非常焦虑，她们当中的有些人出自非常有影响力和十分富裕的家庭，如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亚历山德拉·穆拉维约娃和叶卡捷琳娜·特鲁别茨卡娅，她们都宣布自己将跟随丈夫一起流放。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很多文学作品描述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дeka6pnctka）分担丈夫在西伯利亚的命运的重大决定。许多人在里面看到了浪漫爱情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可敬例子，看到了对支配着尼古拉时期的贵族生活的责任规范和荣誉规范的抛弃。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史诗《俄罗斯妇女》首次发表于1873年，它纪念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的生活，而且在为后世塑造这种浪漫主义原型方面，该诗非常重要。在涅克拉索夫的诗中，强烈的爱驱使着这些妇女跟随丈夫前往西伯利亚。在诗中，沃尔孔斯卡娅对她的父亲说：

可怕的折磨在这里等着我。

是的，如果我按照您的意思留下来，

分离将使我痛苦。

我会得不到安宁，日日夜夜，

我都为我可怜的孤儿哭泣，

我会一直想着我的丈夫，

倾听他温柔的责备。

事实上，很多因素促使特鲁别茨卡娅、沃尔孔斯卡娅和穆拉维约娃追随自己的丈夫，并非所有因素都是带有浪漫色彩的。29

被困于彼得保罗要塞牢房中的十二月党人认定，如果他们逃脱了绞刑，那么就会面对西伯利亚流放。他们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开始希望自己年轻的妻子会追随自己一同流放。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每星期都要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狱中写几封信，在冗长的信中，他诉诸叶卡捷琳娜对他的爱。但是他更多的是诉诸她作为妻子的宗教责任感。1826年1月，他承认：“我没有力量不寻求和你在一起的幸福。”特鲁别茨科伊将他的惩罚和流放可能性说成是对他的妻子的基督教美德的一种考验：“我知道，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上帝允许我们在一起，你不会有任何遗憾；无论你的命运将会如何，你都不会抱怨命运。”到了5月，特鲁别茨科伊在信中谈及了自己的信念，即“上帝给予我们的一切都是完全公正的”，而且“上帝会赐予我们承受我们的命运的力量，无论我们的命运有多么艰难”。特鲁别茨科伊知道叶卡捷琳娜将被迫放弃世俗的财富，于是他强调，这种“优越和享乐对救赎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或许只会让我们偏离正道”。他也没有不屑于情感勒索。在被褫夺公民权前夕，他写道：“没有你，我的生活是一副我想要摆脱的重担。”30

20岁的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面临的抉择更为棘手。她是1812年卫国战争的英雄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女儿。出生于1806年的玛丽亚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有着忧郁的深色眼睛和精致的面庞，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她嫁给了粗犷、仪表堂堂的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结婚时她几乎不认识谢尔盖，他已经34岁，而她只有17岁。在谢尔盖在参政院广场上决定自己的厄运之前，他们结婚才刚一年多，在此期间，谢尔盖大部分时间不在家，忙于在南方准备这次密谋。玛丽亚在1826年1月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尼基塔，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高烧不退，在死亡边缘挣扎。因为担心她的健康，她的家人起先并没有告诉她在圣彼得堡发生的起义以及她的丈夫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31

她在3月初终于知道了谢尔盖被监禁的消息，便立即给丈夫写信：“我亲爱的谢尔盖，两天前我得知你被捕的消息。我不会让我的灵魂因此而动摇。我寄望于我们宽宏大量的沙皇。我可以向你保证一件事：无论你的命运如何，我将共同承受你的命运。”随后，拉耶夫斯基家族和沃尔孔斯基家族就玛丽亚的未来发生了不体面的争吵。拉耶夫斯基家族断定，她不应该受西伯利亚流放的折磨，她应该和她的孩子一起待在她的家人身边；沃尔孔斯基家族则努力说服她跟随丈夫流放，为他提供援助和支持。面对着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选择，玛丽亚在6月中旬写信给她的丈夫：“不幸的是，我非常清楚我必然会与你们二者之一分开；我不能带着我的孩子东奔西跑，这会令他性命堪忧。”然而，玛丽亚的选择并不是家族荣誉和浪漫爱情之间的简单选择。32

就像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俄国的浪漫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对情感的颂扬；它还提供了一系列关乎高尚行为的公共守则。拜伦式文学作品在俄国精英阶层中非常流行，它们提供了可供受过教育的时人效仿的范例。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受到了一位年轻贵族女士的真实故事的鼓舞，这位女士的丈夫伊万·多尔戈鲁基在1730年被安娜女皇放逐，她选择陪同丈夫流放西伯利亚。33 在1825年起义的前夕，十二月党人领袖雷列耶夫在他的诗《纳塔利娅·多尔戈鲁卡娅》中歌颂了她的牺牲精神：

我忘记了我的家乡、

财富、荣耀和姓氏

只为和他共同承受西伯利亚的严寒，

忍受命运的无常。34

这种典范在俄国社会被普遍接受，许多人认为，婚姻誓言的神圣性意味着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应该分担丈夫的命运。在起义之前的几个月，尼古拉·巴萨尔金在给妻子读雷列耶夫的另一首诗，此时他说出了心中的疑惑，想知道自己是否会独自前往西伯利亚。他的妻子没有起疑，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又怎样呢？我会和你一起去，照顾你，共同承受你的命运。那绝对不会把我们分开，所以想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拉耶夫斯基家族意识到了这些对配偶的忠诚与责任的文化期待，于是他们努力把玛丽亚留在基辅省的沃尔图什卡家族领地上，使她远离那种只会鼓励她跟随丈夫的公众观点。然而，玛丽亚坚持前往首都，到达首都后，她在监狱官员在场的情况下与丈夫进行了一次简短又尴尬的会面，谢尔盖趁机塞给她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上面写着种种保证和爱意。看到戴着镣铐的丈夫，玛丽亚决心跟随他去西伯利亚。35

目的地东西伯利亚在几千千米之外，玛丽亚的父母非常担心这趟危险的行程会危及女儿的健康，他们恳求沃尔孔斯基解除其妻子的婚姻誓言，让她和孩子待在一起。“像一个男人、一个基督教徒一样，”玛丽亚的母亲写道，“让你的妻子尽快到她的孩子身边，孩子需要他的母亲。你要平静地和她分开。”玛丽亚的父亲则说得更直接。他担心玛丽亚可能不会放弃追随沃尔孔斯基的念头，于是在1月，在玛丽亚在生产后重病时，他写信给这个被监禁的十二月党人：“你曾经称我为父亲，那么就服从你的父亲！你知道你的妻子的心意、她的情感和她对你的依恋：她愿意分担一个罪犯的命运，但她会因此丧命。你不要把她害死！”36 那年夏天，玛丽亚仍旧坚持要离开，她的父亲再次恳求沃尔孔斯基：

我的朋友，想想她是否可以挺过数月的颠簸；想想那几个月是否足以让你的幼子死去；想想她能为你带来什么帮助，又能给幼子带来什么帮助！想想吧，她会放弃自己的显赫地位，你们所生的所有孩子也将没有显赫地位。我的朋友，你的内心一定会告诉你，你应该亲自写信给她，告诉她不要跟你走。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