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2/2）

没有人理我。大师把存折随意往柜台一放，从柜台底下拉出一张高脚椅坐下，慢慢喝着他的热巧克力。印尼人对老板娘说，快打烂了，他想先去扫厕所，老板娘点点头，她看大师不再说话，也离了柜台。我拿起浇盆栽的小水壶，到流理台装水，咖啡馆只剩我们四个人，不，五个人，大姊在厨房里。大师突然对我说： “ 你是个诗人。 ” 我关掉水龙头，我说： “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 你是个诗人， ” 大师说， “ 我就是这个意思。 ”“ 我是个咖啡馆小弟，而且我很不尽责。” 我说。大师继续对我说着话，直到我听见门铃又响了，我大喊一声： “ 欢迎光临。 ”

印尼人从厕所出来，看见进来的是老板，又走回去。老板手上拿着一张面具对我挥一挥，（是我是我），他这样说。老板娘轻轻瞪了老板一眼，（晓得回来了），她这样说。大师还叨叨絮絮不知说些什么，老板走到他身后，一手压在他肩膀上，对他说：“大师，怎么有空来？”“别叫我大师。”大师用肩膀甩掉老板的手，“我什么都不懂。”“热巧克力牛奶，本店招牌。”老板看看大师的桌子，对老板娘说，“小陈，我可以来一杯吗？”老板娘走回柜台后方，老板拉了一张椅子，在大师身旁坐下。

“好大的袋子，你把家当都背着跑。”老板问大师，“最近在忙什么？”“没做什么，你比较忙。”大师说，“名小剧场导演，名大咖啡馆老板。”老板看看老板娘，老板娘挤挤眼，（他喝醉了），她这样说。老板笑笑，搔搔头，放下面具：“小剧场快垮了，这家咖啡馆也是。”“头好晕， ” 大师问老板娘， “ 有没有beatles 的那首cy the sky with diaonds? 好想听。老板说：“对，小陈，找找看，好久没听了。”他先哼起了歌词。大师说：“你别唱了，唱来唱去都是那几句，难听死了。”“这首歌，歌词本身毫无意义， ” 老板说， “ 你忘了？ ”“ 我忘了， ” 大师很快地回答， “ 你什么都记得，你记得剧场快垮了，咖啡馆快垮了，世界快毁灭了，所以你很快乐。 ” 大师接着对老板娘说： “ 小陈啊，你要小心那种看起来忠厚、专注的人，他们选定了一件事，就会像乌龟一样死咬着不放，再也搞不清楚实际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是这种人，他会奋不顾身往下跳，不是因为这里面有什么希望，他只是不由自主，他拖着整个世界往下掉，世界没有因为他而更好，而他也没有得救的希望，拚命往下掉，这就是他快乐的原因。你还帮他泡饮料？别为他服务，不要宠坏他。”大师说着，把老板娘调好的饮料抢了过去。

老板站起来，他俯看着大师，大师正冒着热气，小口小口喝着热巧克力牛奶，霎时他的表情软化下来，他问老板娘：“大姊呢？”老板娘说：“在厨房里。”老板整整柜台上的一堆面具，捧起来说： “ 那我先回去了。 ” 说着走了出去。大师在他身后说: “ 孬种，居然不回嘴。 ” 老板娘皱着眉头，要我准备打烊，也追了出去。我把店外的招牌灯关掉，把大门 “ 营业中 ” 的招牌翻过来，回到柜台时，大师说： “ 看看他们小两口，这是幸福的典范。 ” 我耸耸肩表示我没有意见，我看着大师，我对他说： “ 你是个哲学家。 ” 大师抬头说： “ 我是个屁。 ” 我看着他唇上一圈巧克力渍，不知为什么心中惨然。我别开视线，他低下头，没有再说什么。我把咖啡馆的灯光调暗，这时我想起了大姊还在厨房里，我走进厨房里，看见大姊坐在矮凳上，头倚着大冰柜，大姊睡着了。所有人都累了。 “ 大姊。 ” 我轻轻唤她， “ 大姊，打烊了。 ”“ 唔，打烊了，好。 ” 大姊扶着冰柜慢慢站起来，她累了，她的眉头、眼边、嘴角都说明她累了，或许也有可能她只是老了。她终于站直了身： “ 打扫厨房了。” 我说： “ 老板娘出去一下，等一下就回来。 ”“ 唔，好。 ” 大姊温煦地笑着。

大姊疲累地笑着，我退出厨房。我想起有一天，大姊来找我，她偷偷问我隔天一早有没有空来帮忙，我答应了，隔天早上，大姊在咖啡馆门口等我，她的三轮车上堆满东西，她也是这样笑着，她用钥匙打开咖啡馆的门，得意地对我说，她自己接到一份订单，中午以前要做出一百份便当。“刚开店，要拼一点。”大姊说。铁卷门半拉上，在那个并不大的厨房里，我看着大姊一个人轻手轻脚做出一百份便当的菜量，我的作用不大，只是把便当装好，在每份便当上面夹一张大姊印好的小纸片，上面写着这家咖啡馆的店名和地址。我们把便当堆上三轮车，大姊骑着走了。那一天，在这个空无一人准备中的咖啡馆里，像是没有人来过一样，一切都没什么不同，只有我独自坐在桌前，吃着大姊留给我的一份便当。

她护卫她生活的方式像是护卫着一种残疾，她护卫着一种残疾的方式会使人爱上这种残疾。我就这样站在厨房门口，不知道还能往哪里走。印尼人回到流理台前，洗着大师的杯子，他看见我，对我说：“大师回去了，钱在柜台上。”我点点头。印尼人问我：“老板和老板娘怎么都不在？”我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如果是不久之前，我想我会很严肃地告诉印尼人说：“因为老板和大师吵架，就走了，老板娘也跟着走了。”印尼人会说：“吵架？我怎么没有听见吵架的声音？”我会跟他说，有时候吵架不一定要很大的音量。印尼人会问：“那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关门？” 我会说： “ 没关系，别在意。 ” 没关系，别在意，他们会回来，明天，你头上的灯终于会修好，像是没有人来过一样，一切都没什么不同。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同，我想着大姊转瞬即逝的笑容，我问印尼人： “ 大师有没有说什么？ ” 印尼人说： “ 没有。 ”

我想着他， jaysato ，这个印尼人，他每天在咖啡馆洗碗盘，可以得到一杯免费的饮料，他浏览着菜单上的饮料名，那是他眼神最放松的时候。今天，他洗完杯子，如同往常一样走到柜台后面，他想了一会，然后开始敏捷地拿起各种原料，他对这个咖啡馆的熟稔超乎我的想象，他煮出两杯浓绿色的东西，装在马克杯里，一杯请我喝，他说这叫 “ 台湾 ” ，我狐疑地问： “ 你把薄荷油加进去煮？ ” 他神秘且得意地说： “ 没有，我没有加薄荷。 ” 他的 “ 台湾 ” ，数十种东西伪装成的另一种东西，我喝了一口，太浓太烫了以致我根本分不清它的味道。

印尼人说：“这是礼物，谢谢你送我一本字典。”我听了，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送过他一本字典，后来我想起来了，我的确送过他一本辞典。那天，我在行李中翻出一本破烂的词汇，那是我小学的毕业礼物，我心血来潮地查看“印尼”这个词的意思，上面写着：“国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简称，详‘印度尼西亚’条” ，我不知要怪这本辞典编得太过精简还是太过琐碎，我浏览过 “ 印象 ”“ 印鉴 ”“ 印花税 ”…… 找到 “ 印度尼西亚 ” 条时，已经懒得详看底下的解释了。 “ 印度尼西亚 ” ，在词汇里，夹在 “ 印度半岛 ” 和 “ 印第安人 ” 之间，再过来是 “ 印度支那” ，我重重阖上书，我想，像这种怪书，我应该把它送给印尼人。

我意外印尼人还记得这件事，如同我始终不明白何以在我不断的搬迁过程中，这本书始终被收进我的行囊里。小学毕业典礼后，我领到这个沉重的礼物，我抱着它出了校门，也突然像现在这样不知道还能往哪里走。那阵子天天有人到家里争吵，我不想回家，我沿着小镇的主街走到火车站，我把这本书丢在候车室摆放佛书的架上，然后跑开了。我沿着铁轨旁的小巷走着，穿过轨道上的天桥，再走回来，火车站四野的围墙上，天桥的柱子上，到处有人用歪斜的字提着怪异晦暗的语句，有一个我永远记得： “ 无害人会健康。 ” 好多年后，当我有能力搭上火车到处游荡时，我在一个忘了名字的偏僻小站的墙上，看见同样的字句，我因此怀疑有一个鬼魅般不死的流浪汉，附身在火车上，一站游过一站。我没有那样的勇气，那天，我在火车站四周乱逛，将近黄昏时，我终于还是跑回去寻那本被我丢弃的书，远远地我就看见它安然躺在架上，偌大的整个火车站，就像没有人来过一样，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同，我因之深深庆幸着。

我庆幸着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同。如今，我放下杯子，回避过印尼人的视线，我拿起扫把，扫着咖啡馆的地面，我的手又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提醒自己，专注下来，专注下来，我从来没有真心去了解印尼人的诚意，他误以为是的善意，不过是我琐琐碎碎生活里不小心的意外。琐碎的生活，如今我回想起来，这个冬天的确下过一场大雨，雨水打在柏油马路上，旋转起及腰的雾气，在大雨之前，我父亲找到了我，他还开着那辆破旧的发财车，我打开房间门让他进来，他责怪我，又搬家了也不通知家里，我耸耸肩，把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椅子让给他坐，我站在门边，他环视着我混乱的房间，有好几片刻我们都不知该和对方说些什么。他问我为什么大学念了好几百年都还没毕业，我叫他别管我，他只要照顾好他自己和妈妈就可以了，他叹了一口气，他说，像隔邻的某某某，念完书签了志愿役，薪水多，开支少，他妈妈帮他招会存钱，等他退伍后他就有事业的本钱了。我打断他的话，我说： “ 我不能当兵，我受不了，我会自杀。 ”

我说谎。我这种人不会自杀，即使对未来没有任何寄望，我还是会用最低的能量寄生下去。父亲轻轻说： “ 随便你了，反正现在我说的话，没有人会听。但是我总希望你 ……”“ 怎样？ ” 我大声说。父亲说： “ 没什么。 ” 然后他再也不说话了，我说，你累了就睡觉吧，我现在要去打工了。我要往咖啡馆的路上走去，才发现雨已经下得很大了，我没有回去拿伞，我一意跑着，我感觉心中的暗影腾涨而出，我想要大声喊叫，然而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印尼人大喊： “ 欢迎光临。 ” 对我说： “ 你淋湿了。 ” 老板娘拿毛巾让我擦干，那一晚，我再次抛下我的父亲，

静默而呆滞地伪装自己在咖啡馆里，我看着天花板渗出的雨滴沿着挂灯的管线回旋爬行，在中途干枯了，另一滴雨水接续着，旋转着，努力向下延伸，我抬头呆望着这些水珠以致我的眼睛被灯光螫得酸痛，我感到莫名的压迫感，然而我快乐极了，我以为天花板会不断渗出大股大股的水，整片天花板将要旋转着向下崩解，安静的一分钟过去了，我没有警告印尼人。然后，那盏小挂灯碰然爆裂，灿烂的火花，在黑暗中，旋转着，消失了，就消失了。

印尼人不知所措地笑着，我也对他笑着。日后他安然地站在暗影里洗着杯盘，没有人记得要为他修好灯。那一天，印尼人叹口气，用他严谨的中文对我说：“我好孤单啊。” 我愣了一下，但我不知道要如何纠正他，我说我们不会这样说的，印尼人问： “ 那你们怎么说？” 我真的不知道，在我记忆中，没有人对我这样说过，或许就算有人说过，它应该或许也是更复杂更隐约的方式，我从来不屑去听懂，我以为孤单是不值得去化解是不值得用共谋般的游戏去彼此取悦的。我没有办法扫地了，我对印尼人说： “ 我好孤单啊。” 我笑着，同时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想念起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想着这个男人，我的父亲，在台湾经济起飞时，他与兄弟开了一间小纺织工厂，过着自给自足不问人事的生活，然后他的生意失败，他与自己的兄弟打官司打了好几年只分到一辆小发财车；然后他的妻子，我的母亲，整日惶惶不安怀疑有人迫害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她根本不认得人；然后他唯一的儿子，我，用一种最浅薄最不掩饰恶意的方式一再想要抛下他们。我想着这个女人，我的母亲，她多久不曾笑过，她的笑容必然曾经温煦美好然而她累了，她的眉头、眼边、嘴角都说明她累了，或许也有可能她只是老了，她的老态和其他将老的人们一样。他们一样都在老去，我多么期盼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同，我将会因之深深庆幸着。

我感觉印尼人的手关切地搭在我肩上，我对印尼人说：“我好难过啊。”然而我笑着，我笑着想起芒果树，伪大师，永远的流浪者。他说：“你是个诗人。”我说：“你是个哲学家。”他说：“你好像很讨厌我。” 我说： “ 我真高兴你看得出来。 ” 他笑着说： “ 没关系，我也很讨厌我自己，我只是试着喜欢罢了。 ” 他问我： “ 你不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坏人对不对？ ” 我说： “ 有啊，我就是。 ” 他友善而优雅地举起他的巧克力牛奶，对我说： “ 这就对了，敬青春。 ” 他一饮而尽，然后我看见雨中什么都看不清的大片玻璃窗外，老板娘和老板相偕走进来，他们问我，你怎么了？怎么在发抖？我说，没事没事，我现在很快乐，我看见光明与黑暗，我感到快乐且冰凉。

——本文获二ooo 年台湾 “ 大专学生文学奖 ” 短篇小说参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