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1/2）

我搬迁到一个新的住所，或者说，一个新的房间，那是冬天将要开始的时候。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这般疲累，我把行李全都塞进这个房间里，整个房间就只剩下一块足供躺平的空地，我铺好被盖，在潮湿与霉味中沉沉入睡。在黄昏我睁开眼睛，意外地清醒，依赖屋外透进的光影安顿自己的所在，我站起来，穿过窗户看见隔壁大楼一角，一名主妇忙着晚餐的身影。那些会令人感到希望与温暖的事，依旧只是生活上的琐琐碎碎，既幽微且抽离，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它们太琐碎了，琐碎到我驻足瞻之，突然间我失去了信心。我想象自己走在人群中的猥琐模样，我微驼着背，两手倒背在后面，左脚向外斜斜迈出，右脚直直跟上，整个人歪歪扭扭，这是我新养成的走路姿势，如此走路时，视线只会看到自己的鼻子，我因此觉得舒坦。

有一天，我在附近这几条街上闲晃，在错错综综的几条小巷里，不时会遇到一个穿裙子的中年流浪汉，我们谁也没有兴趣跟踪谁，会不断相遇，只是因为我们似乎都没有走出这一区的打算，我们都只想在这个范围里穷耗一整天。后来，流浪汉停下脚步，他优雅地向我递过他手上的伞，友善地对我说：“我们轮流。”一时间我不能明白他的意思，我看着他，这时我才发现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流浪汉，他穿的也不是裙子，他全身上下披挂着几块累赘的布，指明他所伪装的也许是一个来自印度的苦行者，就连他的伞也和他身上的颜色相搭配，没有巧合，他整个人看起来热热闹闹的更像是一株细心修饰过的芒果树。

起先，我只是莫名其妙地尴尬起来，我对他说：“我快逛完了。”接着我快步地往巷底走去，我抬头看天，并不觉得真的在下雨，我以为冬天的空气理应是如此的。然而，突然间我对这个人强烈地憎恶起来，我憎恶所有像我一样逸离人群的人，我憎恶他的从容与他邀请我共谋一项无聊游戏的闲情逸致，我开始不能控制恨意像是没有主体的影子在心中滋长。接触不良，无力沟通，“另类潮流新边缘人”，怎么形容都一样，我憎恶每一个由 “ 我 ” 开始的句子，因为我最厌恶的人，是我自己。站在街上我恐慌起来，我渴望看见任何正常人的脸孔，转过头去，我只看见那家咖啡馆贴在铁卷门上的，一幅征人的广告。

我进入了这家咖啡馆工作。每天晚上，我从住处走到咖啡馆，这样持续了一整个冬天。我有一种时间就此沉静下来的错觉，当然那只是错觉，对于人和天气而言，都不具有什么意义，人尤其善于伪装成各种样态。应征工作的那一天，老板娘详细跟我解释工作内容，日常的例行工作，扫厕所，浇盆栽，倒垃圾，每天的特别工作，清理空调滤网，清点库存，仔仔细细条列了一整张纸，我感觉到老板娘的紧张，她并不善于对人发号施令，即使勉力模仿权威老者那种又油又干的腔调，她刻意挤出的笑谈，让我跟着紧张起来。这会是个很特别的咖啡馆，老板娘说。我微笑点头，装出理解，并且热情响应的样子，事实上我完全不能想象一个很特别的咖啡馆，应该是什么样子。老板娘回给我一个温和的笑容，我再次见识到自己天性中的狡猾，我也看见，新漆上地中海蓝的油漆油油浮浮，或许要到夏天，它看起来才会真正像是阳光四溢的地中海滨。时间的沉积确乎是一种最不容易伪装的东西，我也的确无能走得太远。在咖啡馆里，我时常会遇见那名流浪汉，那株芒果树，我们私下称他为“大师”。我不时提醒自己，从容下来，从容下来，就像这家咖啡馆来来去去的各种声音，不管他们说的是什么，它们都应该也许会被伪装得更从容些，就像日复一日我练习端咖啡杯，我提醒自己，从容下来，从容下来，专注压抑自己的手时常会莫名颤抖的畸习，如此我能够短暂忘却自己心中不断生长的暗影。

日复一日，我练习着视而不见的同时也观察着印尼人，印尼人来台北学中文，他说他念不完大学，因为印尼盾贬值了一半，印尼的物价却涨了四倍，我问他为什么，他想了很久，努力想用他仅有的中文词汇，组合出一个完整的答案，半分钟安静地过去了。我教给印尼人两种回答问题的方法：“我不知道”和“我不确定”我教他，想不出答案时，这两句话可以轮流用。印尼人问我，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我说：“我不知道。”他又问我，这种说法会不会很不礼貌，我说：“没关系，别在意。”“没关系，别在意。”印尼人喃喃学着我的腔调。

在我们工作的咖啡馆里，印尼人站在柜台后面，他弯腰就着流理台的水龙头，慢慢冲洗所剩不多的咖啡杯。今天晚上生意清淡，我坐在柜台前的高脚椅上，望着印尼人头上的一盏小挂灯发呆，前几天，天花板沿着挂灯渗水进来，小挂灯的灯泡突然爆炸，到现在还没有人去修理。我转头看向老板娘，老板娘正在和她的朋友聊天，老板还没有回来。咖啡馆新近开张，但是进来的人好像都早已认识，整个晚上，门口每进来一个人，大概都能引起在座的客人一阵热烈的招呼，那新进来的人向老板娘挥挥手，然后去寻他的朋友，除了中央不易移动的沙发座以外，几张桌子被他们自动接成一排，愈接愈长，愈来愈倾斜，终于使得咖啡馆里一边空旷，一边拥挤，本来就没有差别的吸烟区与非吸烟区，在打烂之前，慢慢地，以一种极其人性的方式被搅成一区。尽管如此，老板娘非常坚持当有人推门走进咖啡馆，咖啡馆玻璃门上的铃铛叮当晃响时，我和印尼人要停下手边的工作，大喊一声： “ 欢迎光临。 ”

整整一个冬天，寒流一个接着一个盘踞在咖啡馆外，街上到处都是湿冷一片，但从来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咖啡馆里暖黄的光，穿过水汽凝结的大片玻璃透进街道时，整间咖啡馆看来就像是一只湖面上的水灯，或是一只捕蚊灯。每天挤在里头一角，相互取暖的人不多不少，堪堪是用一个季节可以辨识出脸孔，不彼此搞混的数量。印尼人被门上不知何时会响起的铃声给弄得精神紧张，他大约比我早来一个月，几天后我开始躲懒，他还是丝毫不放松，门口一有动静，印尼人警觉地大喊：“欢迎光临。”响亮而标准，我跟着他的话尾口齿不清地附和着“光临”。老板娘对新开张的咖啡馆有许多坚持，但渐渐地，它们被这群熟客，用一个湿冷的冬天，以像随意移动桌子这种极其人性温暖的方式，给慢慢地模糊化解掉，冰块会在室温中安静地融化，变成一摊不成形的冷水，大概就是这种原因。

印尼人能记住所有的熟客，他喊完欢迎光临，歪头躲过面前的柱子，向大门张望一眼，对我说：“马克思来了，蓝山咖啡。”我从柜台拿餐的单子，边走边写上，他说：“导演来了，海鲜面套餐。”我边走边写上，点完餐回来，我告诉他：“导演换了，牛小排套餐。”下次他会说：“导演来了，不一定。”我确定印尼人的中文是这样突飞猛进的，这比任何看图说故事的语言课本都还有效。一天之中，印尼人也只有早上能去上课，大部分时间，他都得忙着赚生活费。下午，印尼人在一家便当店工作，他没有驾照，午餐时间，他骑着便当店老板的摩托车，在台北的大街小巷来回穿梭，也神速地记住了台北的街巷名。晚上七点，他准时到咖啡馆报到，一直工作到深夜打烊，第二天一早，他又去上中文课。

我又转头望向印尼人头上那盏炸掉的灯，印尼人不在意头上的黑暗，他熟练地洗着咖啡杯，我知道他放慢动作，是为了怕闲下来。灯泡爆炸的那一天，印尼人就站在这个位置，一声巨响，他头上挂灯的电线吐着火花，印尼人机警地按掉一整排挂灯的开关，甩着一双湿手，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老板娘走过来，问他：“没事吧？”印尼人发现大家都看着他笑，他也对着大家笑。大姊，老板娘的大姊，从柜台后方的厨房探出半边身，向外面看了看，对我笑一笑，又走回去。尽管老板娘已经在菜单上写明了供应晚餐的时间，但大姊不在意，她总是坐在厨房里等候，要我特别询问客人要不要点份晚餐，大姊说：“刚开店，要拼一点。”这让老板娘很困扰，但大姊微笑着，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固守她的厨房，老板娘拿她没办法。

昨天晚上，过了晚餐时间，大姊走出厨房，到流理台前洗手，印尼人让开位置，他站在光影里晾着手，微笑着搜寻着那片原本在他头上的黑暗。大姊又找老板娘谈印尼人的问题，说非法打工，被抓到要罚钱，老板娘说再等等吧，至少过完年再说。我走回柜台，印尼人问我，老板娘她们在说什么，我说，没什么，不关你的事，印尼人放心地走回流理台前，就着水龙头，继续洗他的杯盘。

就在这个位置，印尼人努力练习说话，渐渐能说极为严谨的中文，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恋爱了。”我除了百分之百相信他以外，没有其他的感想，我鼓起所有的耐心听他叙述，这其中被几次门铃声打断，印尼人没有错过任何一次“欢迎光临”。他说他在学校认识一个印尼同学，我说：“恭喜恭喜。”他快乐地应答：“新年快乐。”过了几天，他说：“我失恋了。”我除了百分之百相信他之外，没有任何感想。印尼人想了想，对我说：“我一定要学好中文。”我相信我再也不会听到任何一则，比印尼人这个更短的爱情故事了。印尼人终于洗完咖啡杯，我看着他，他拿起抹布，开始尝试着抹干流理台。

门铃晃响。“欢迎光临。”印尼人望向大门，笑着说：“大师来了，换音乐。”我叹口气，站起来伸伸懒腰，拿餐的单子，转过头去，大师已经走到柜台，拍拍我的肩膀，我闪避过，注意到他一向光鲜的脸上，今晚有些灰渍在上面。大师向印尼人打招呼：“晚安， jay 。 ” 同时把斜背着的一口沉重的袋子甩在柜台上。 “ 晚安， ” 印尼人说， “ 要不要换音乐？ ” 大师闭目凝神听了一下，他说： “ 不用不用，今天的音乐很好。” 我忍不住想笑。

老板娘收了几个杯子回来，她的朋友已经走了。她走到柜台后面，问大师“吃饱没？”大师点点头，老板娘问：“喝什么？”大师说：“随便吧，你决定。”老板娘踮起脚尖，在大师面前闻了闻：“你有喝酒？”大师摇摇头，老板娘准备杯子，她要调一杯热巧克力牛奶。大师探头看看柜台角落堆着的一叠面具，他问：“那是干吗的？”老板娘说：“我先生演戏用的道具。你要不要找位子坐？”大师摇摇头：“站着好。他还在搞剧场？”大师大声地说：“九 〇 年代还有人在搞小剧场？他的青春期真长啊。”大师转头问印尼人：” jay ，你知道&039; 艺术家&039; 吗？ ” 印尼人点点头，“你老板是个艺术家， ” 大师说， “ 你老板是个艺术家，因为他的青春期特别长。 ” 老板娘笑说： “ 你不要乱教他。 ” 我说： “ 你的帽子歪了。 ” 大师把手掌覆在头上，摇摇他头上的小布帽。

老板娘把热巧克力牛奶放在柜台上，大师问：“大姊呢？”老板娘向厨房努努嘴。大师说：“她准备老死在厨房里吗？”老板娘打了大师一下：“小声一点。”大师摇摇头，惺惺作态地举起杯子：“敬生命。敬一群好人。”巧克力太满，溅到大师的手，大师拿不住杯子，摇摇晃晃又放下杯子。老板娘说：“你真的喝醉了。”大师摇摇头，他转头看向咖啡馆的四壁，缓慢而游离，老板娘安静地跟着他的视线。大师摘下帽子，摩挲着脸，一副快要窒息的样子，老板娘倒给他一杯冰开水。

大师抬头，静止了片刻后，他兴奋地说：“ jay ，你头上的灯，坏了。 ” 印尼人尴尬地笑着，老板娘说： “ 对呀，坏了几天，一直忘了修。 ” 大师说： “ 糟糕了，你开始厌倦了所以灯坏了你都懒得修，首先是一盏小灯，接着可能是你大姊在厨房心脏病发作了你都不知道。 ”“ 太夸张了吧，我明天就会把灯修好。 ” 老板娘笑说。 “ 不不不， ” 大师说， “ 灯永远都修不完的，你要改变，首先是把厨房关掉，别让大姊再躲在里面了，关掉，咖啡馆不需要厨房。 ” 老板娘说： “ 这家咖啡馆，我大姊出钱最多，她才是老板。 ”

“所以她买下了厨房让自己可以躲在里面。那这样， ” 大师拉过他的袋子，伸手在里面摸索一会，拿出一本存折， “ 我也出钱，我们合作，重新装潢这里，我们来做一个最特别、最纯粹的咖啡馆，不用管那盏小灯了，怎样？ ” 大师把他的存折摊在老板娘面前，老板娘还是笑着： “ 哪有这样的？你真奇怪。” 我说： “ 修那盏灯，比较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