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西贝柳斯和考里斯马基(芬兰)（1/2）

说起芬兰，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呢？我心里浮现的，按照顺序排列下来，是这样的：

1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

2西贝柳斯的音乐

3姆明

4诺基亚和玛丽马克 1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我一部不落全都看过，西贝柳斯的交响乐全集我有五个版本（我个人最喜欢第五版）。我常用姆明马克杯喝咖啡，诺基亚手机也前前后后用了约莫五年。如此说来，我或许可以算一个相当痴迷芬兰的人。虽然以往并没有意识到，但仔细想想，就算被人家这么说也无计可施。

好啦，这事儿姑且不提，我又到暌违已久的芬兰去了一趟。这次是八月初去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准备了外衣和羊毛衫。因为上次（那已经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事了，是在一九八六年）去赫尔辛基时，才不过九月初，就冷得让我吃足了苦头。大清早，我一如既往地独自出门去跑步，跑着跑着便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像雨夹雪一样阴冷。我心想这可不妙，得赶快回到宾馆去，然而却迷了路，更糟糕的是偏偏还想不起入住的宾馆叫什么名字。这个这个，叫啥名字来着？身子冰凉，寒意渐生，想问路也没办法问，差点儿就要哭出声来了。呃呃，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找了回去。

由于那惨痛的记忆还留在脑海里，所以尽管是盛夏之际，我还是把自己裹了个严严实实。不过这一次，芬兰的天气总的说来还算安稳平和。只有一天，夜里让人感到寒气逼人，不过既没有感冒，也没有遭到性格乖僻的驼鹿袭击，被抢走午饭钱。我满心幸福地度过了在芬兰的日子，然后返回日本。

当然，也不是说事事顺心如意。“在旅行中要是事事都一帆风顺的话，就不叫旅行了。”这就是我的哲学（似的东西）。我到赫尔辛基市内由考里斯马基两兄弟（阿基和米卡）经营的著名酒吧“咖啡莫斯科”去看过，在那里甚至连一杯饮料都没点上。作为考里斯马基的影迷，那可是我早就琢磨无论如何都要去拜访一次的酒吧。从幽暗、花哨的诸多六十年代风格的装潢，到贴在自动点唱机表面的偏执的曲目单，一切都漂亮地由考里斯马基式的趣味构成。听说这家酒吧的基本经营方针就是“冷冰冰的服务，温乎乎的啤酒”。嗯嗯，果然别具一格。

在考里斯马基两兄弟经营的“咖啡莫斯科”，一对有考里斯马基风格的情侣

据说考里斯马基除了这家酒吧外，还经营酒店，不过目前好像处于歇业状态。没准那家酒店的经营方针就是“硬邦邦的床铺，懒洋洋的服务”呢。果真如此的话，还想来住上一宿的回头客只怕不太多。

七点左右，我走进这家“咖啡莫斯科”，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等待有人来招呼客人，然而根本没见到貌似店员的人露面。我在那里坚持了大约四十分钟，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店内还有一对客人，他们俩正坐在吧台前喝啤酒。所以不久前这里应该有店员出现过，好歹还端上了啤酒——且不管是冰爽的还是温乎乎的，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连瓶盖都会帮客人打开呢。可是这会儿却没人。我试着问了问那两人：“店员不在吗？”回答是：“啊，刚才还在呀。到哪儿去了呢？我们不清楚，但一时半会儿大概不会回来吧。这家店就是这种做派。”

这两个人，一个是看上去三十出头的芬兰男子，一个是二十岁刚过、有点性感的爱沙尼亚姑娘，洋溢着切切实实，却满满的都是预谋的气氛。这类顾客阶层也大有考里斯马基的风格。即便说他们俩就是“内部装修的一部分”，也丝毫没有别扭的感觉。

结果等到最后，也不见有店员回来，我连温乎乎的啤酒都没喝上，就告别了“咖啡莫斯科”。要说遗憾当然也遗憾，不过，呃，这种剧情发展倒也颇有考里斯马基的风格，这样似乎也不错。出门时，我在墙上挂的演员马蒂·佩龙帕（我是他的影迷）的遗像下拍了一张纪念照片。为佩龙帕先生祈求冥福。

顺便说说，我跟这对客人在等待店员回来期间，用英语聊起了福岛的核电站事故。据说芬兰有五座核电站。因为芬兰的国土差不多都是平原，无法利用水力发电，只能指望核能发电。在遥远的北方无人居住的旷野上挖很深很深的坑，将核废料丢弃在那里，严严实实地密封起来。然而，要等它变得无害，得花上约莫十万年时间。“可是，日本并没有这种无人居住的旷野。”我说，“唉，烦人的事儿太多啦。”说到这里无言以继，便分手告别了。关于核能发电的问题，他们并没有给出划时代的建言，也没有有用的忠告。本来就不是能得到这类教诲的对象，所以也无可奈何。

这是关于西贝柳斯的故事。

我走访了西贝柳斯度过大半生的著名山庄“艾诺拉山庄”。这座山庄位于距离赫尔辛基四十公里左右的一处叫耶尔文佩的田园地带。说到西贝柳斯，好像感觉他是一位很久以前的大作曲家。其实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活在世上呢（话虽如此，那也是一九五七年之前了），就在这栋房子里生活过五十三年。西贝柳斯死后，他的家人还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所以与其说这栋房子是“历史遗产”，不如说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栋“保存良好的熟人家的老宅子”。

西贝柳斯直到以九十二岁高龄辞世，都没有在这座屋子里安装自来水管。并不是因为没有钱装水管，而是因为施工噪音太大，影响作曲，他才断然拒绝：“什么自来水，我不需要！有口水井就足够了。从前我们不就是这么活下来的吗？”他就是这么一个神经质的人。拜他所赐，全家老少都得跑到屋外的厕所去方便。在寒冬腊月的芬兰，一趟趟地跑到屋外去上厕所肯定是一大难事。当然半夜里恐怕是使用马桶之类，但那肯定也不是什么让人心旷神怡的玩意儿。西贝柳斯去世之后，留下来的家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艾诺拉山庄安装自来水管。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西贝柳斯有妻子与五个女儿，我心里胡乱揣测，她们恐怕会议论纷纷：“哎呀，这下咱们家总算有抽水马桶用了。老爹过世当然是万分遗憾，但说实话，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哎呀，老爹这个人太乖僻了。”“对对对，不过，我还是觉得心里难受。”大概很像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的某个场景。

实际上，晚年的西贝柳斯似乎变得非常内向，不易相处，越来越回避与外界的交往。我们现在造访艾诺拉山庄，在房屋内部所看到的，是拥有丰富感性的艺术家在自然中极为简朴的——也许不妨说是质朴的——生活状况。说到当时这里的娱乐，最多也不过是音乐、读书与造园罢了。可是有了这些，或许就足够了。人生奢侈的标准因人而异。西贝柳斯一家似乎对造园格外情有独钟，在身后留下了美丽的庭院与菜园（的余韵）。

艾诺拉山庄格外引人注目之处，是在稍微远离主屋的地方建的气派的桑拿房。就像许多芬兰人一样，西贝柳斯似乎也对桑拿有近乎偏执的热情。参观过这座桑拿房，再看看西贝柳斯的照片与雕像（不知何故总是一副不易相处的神情），觉得对这位作曲家生出了前所未有的亲近感。因为我会没来由地想象他置身于桑拿房的雾气中，一副笑逐颜开的模样：“啊啊，太舒服了！”没准儿他还会用鼻音哼唱《芬兰颂》呢。

西贝柳斯的家人在他死后继续生活在这座艾诺拉山庄里。一九六九年夫人艾诺去世后，芬兰政府从他的遗属手中买下了这栋房屋，改作了西贝柳斯纪念馆。艾诺拉山庄里——进去一看就会明白——原模原样、细致周到地保存着西贝柳斯在世时的器物，从餐具、熨斗、电话机、厨具到床，全都维持着原来的样子，对外展示出来。因此不单是西贝柳斯这位音乐家，我们还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当时的芬兰人过着怎样一种日常生活，非常有趣。

在艾诺拉山庄里，完好地保存着西贝柳斯作曲时用的斯坦威三角大钢琴，至今仍然会在音乐会上弹奏（艾诺拉山庄定期举行小型音乐会）。据说这台乐器是他五十岁生日那天众位友人馈赠的贺礼。而此前他一直使用一台很旧的立式钢琴作曲。这并非因为他喜欢立式钢琴，而是没有经济上的余裕去买三角大钢琴。几位朋友便议论道：“像西贝公这样的世界级大作曲家居然没有一架三角大钢琴，这简直是芬兰的耻辱嘛。”（遣词用字完全是我自己的想象），于是他们筹集资金，买了一架崭新的三角大钢琴送给了西贝柳斯。据说西贝公十分开心。

说到西贝公……不不，西贝柳斯的五十岁诞辰，应该是一九一五年的事儿，那时他已经写到了第五交响乐，被公认为国家级的伟人，《芬兰颂》和小提琴协奏曲在世界各地被热心地演奏着。可为什么他竟然会如此困窘呢？我向艾诺拉山庄的女馆长西露卡·赫尔米内打听过，回答是：当时的芬兰实质上还处在俄国的统治之下，版税制度还没有得到执行，许多作品被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他并没有得到多少版税。因此他长期债台高筑，为了挣点生活费，哪怕有心想“写一部交响乐”，也不得不写些钢琴或小提琴小品卖掉换钱。好心酸啊。不过，那些钢琴和小提琴小品中也有不少非常精妙的作品。

顺便一提，芬兰正式成为独立国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而西贝柳斯就成了新生的芬兰的脸面一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