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章 · 上（1/2）

埃弗雷特·尤驾驶的是一辆黑色的别克车，后面的窗子上贴着一张保罗大学的标签。他较胖，进这别克时，车身都略为向左倾了一下。克拉丽丝·史达琳随着他朝巴尔的摩城外开去。此时正下着雨，天快黑了。史达琳作为探警的这一天差不多就要过完了，却再没有第二天可以替代。她焦躁不安，只得和着挡风玻璃上刮水器的节奏一下一下轻叩着方向盘，以此排解。车辆沿着301号公路缓慢地前行。

尤很机警，体胖，呼吸起来很吃力。史达琳猜他的年纪有六十岁。到现在为止他还很帮忙。耗掉的这一天不是他的错；这位巴尔的摩律师出差去了芝加哥一个星期，下午很晚了才回来，一出机场就直接来到他的办公室和史达琳见面。

尤解释说，拉斯培尔那辆一流的派卡德车早在他死之前就一直存放着。车没有牌照，从来都没有开过。尤见过它一次，被东西盖着存放在库里，那还是在他的委托人被杀后不久，他罗列遗产清单时为了确证这车存在还见过一次的。他说，如果史达琳探警肯答应，一发现任何可能有损于他的已故委托人利益的事，就“立即坦率地予以公开”，那他就让她见这辆车。搜查证及其相应的麻烦倒可以省却。

联邦调查局调一辆配有移动电话的普利茅斯轿车供史达琳享用一天，克劳福德则又给她提供了一张新的身份证，上面直白地写着“联邦探警”——她注意到，这身份证还有一周就到期了。

他们的目的地是斯普利特城迷你仓库，大约在城区外四英里的地方。史达琳一边随着车辆慢慢地前行，一边用电话尽其所能了解有关这个仓库的情况。当她一眼看到高高的橘黄色标牌“斯普利特城迷你仓库——钥匙由你保管”时，她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情况。

斯普利特城有州际商务委员会颁发的一张运费由提货人埋单的执照，署的是伯纳德·加里的名。加里三年前搞跨州盗窃品运输，大陪审团差一点让他跑了；他的执照如今正交由法庭复审。

尤从标牌底下开进折入。他把钥匙给门口一个穿制服的、脸上长满粉刺的年轻人看了看。门卫记下他们的执照号码，打开门，不耐烦地挥挥手示意了一下，好像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似的。

斯普利特这地方无遮无挡，风从外面直灌而入。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没有脑子，永远无休止无规则地瞎闹，仿佛在作布朗运动[15]；这倒又像从拉瓜迪亚[16]飞往华雷斯[17]的离婚者，什么时候飞说不准；斯普利特城就给这样一些没脑子的人提供服务性项目，而它的生意主要也就是贮存离婚者分道扬镳后的有形动产。仓库里堆放的全是些起居室的家具、早餐时的全套用具、沾满污渍的床垫、玩具，以及没有冲洗好的底片。巴尔的摩县治安官员普遍认为，斯普利特城还藏有破产法庭裁决的相当可观的值钱的赔偿物品。

[15]悬浮在液体或气体中的微粒所作的永不停止的无规则运动，由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1773—1858）首先发现。

[16]疑为拉瓜伊拉（委内瑞拉北部港市）之误。

[17]墨西哥北部一城市。

它的样子像一个军事设施：三十英亩长长的建筑物，由防火墙隔成一个个仓库，大小如一个宽敞的车库，每个单元都安有卷帘门。收费合理，有些财产放那儿已经有多年了。安全措施很好。四周围着两排防强风暴的护栏，护栏与护栏之间二十四小时有警犬巡逻。

拉斯培尔那间仓库是三十一号，门的底部已堆积了六英寸厚的湿漉漉的树叶，其间还混杂着一些纸杯及细小的脏物。门的两边各有一把大大的挂锁。左边的锁扣上还有一颗印。埃弗雷特·尤弯着僵硬的身子去看这印。史达琳举着伞拿着手电。这时天已薄暮。

“这地方自从我五年前来过后好像还没有被打开过。”他说，“你瞧这儿塑料上我这公证人章的印子还在。当初我不知道那些亲属会这样争吵不休，为遗嘱验证的事拖拖沓沓，一闹就是这么多年。”

尤拿着手电和伞，史达琳拍下了那锁和印的照片。

“拉斯培尔先生在城里有一间办公室兼音乐室，被我关闭了，这样可以免付地产房租。”他说，“我找人将里面的陈设搬到这儿，和先已在这儿的拉斯培尔的汽车和别的东西存放在一起。我想我们搬来的有一架立式钢琴、书、乐谱和一张床。”

尤试着用一把钥匙开门。“锁可能冻住了，至少这一把死死的。”弯下腰去同时又要呼吸对他来说很是不易。他试图蹲下来，膝盖却在嘎吱嘎吱地响。

看到这两把大挂锁是铬钢制的“美国标准”牌，史达琳很是高兴。它们虽然看起来难以打开，但她知道，只要有一颗金属薄板做的螺丝以及一把羊角榔头，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让那黄铜锁柱啪的一声弹出来——小的时候她父亲曾给她演示过夜盗是如何干这活儿的。问题是要找到这样的榔头和螺丝；她的平托车里连一点可以派上用场的常备废旧杂物也没有。

她在包里四处翻找，找出了她用来喷她那辆福特pto车门锁的除冰喷剂。

“想不想进您的车去歇口气，尤先生？您稍微去暖暖身子吧，我来试试看。把伞拿走，现在只是毛毛雨了。”

史达琳将联邦调查局的那辆普利茅斯车开过来紧挨着门，这样可以利用它的前灯。她从车里取出量油尺，往挂锁的锁孔里滴了点油，再喷入除冰剂将油稀释。尤先生在车里微笑着点点头。他很能理解人，史达琳为此感到高兴；她可以做她的事，同时又不至于让他觉得被撂在了一边。

这时天已经黑了。在普利茅斯车前灯的强光照射下，她感到自己的身体一无遮拦。车子的发动机在空转着，耳朵里只听见风扇皮带嘎吱嘎吱的响声。她锁了车，却没有让它熄火。尤先生看上去是个好人，但她觉得还是会有被车辗碎在门上的危险。

挂锁在她手里像青蛙似的跳了一下，开了，沉甸甸油腻腻的。另一把锁已被油浸过，开起来就更容易了。

门推不上去。史达琳握着把手往上抬，直抬得眼前直冒金星。尤过来帮忙，可是门把小，他一伸手，之间就没有多少空隙，这样也就几乎没增加什么力。

“我们不妨下星期再来，叫上我儿子或别的什么工人。”尤先生建议说，“我很想一会儿就回家去。”

史达琳一点也没有把握是否还会再回这地方来；就克劳福德而言，他只需抓起电话让巴尔的摩分局来处理就行了，还更省事儿。“尤先生，我赶一赶。您这车里有大的千斤顶没有？”

史达琳将千斤顶放到门把手的下面，用她身体的重量压在六角扳手上权作千斤顶的柄。门嘎啦嘎啦响得可怕，往上升了半英寸，看上去像是中间部分在往上弯。又上去了一英寸，再上去了一英寸；她把一只备用轮胎推到门底下抵着，再把尤先生和她自己的千斤顶分别移到门的两侧，放在门的底边下面，紧挨着门升降时走的那两道轨辙。

她在两边轮流起动着千斤顶，一寸一寸把门往上抬到了一英尺半，这时门被牢牢地卡死了，即使她把全身的重量往千斤顶柄上压，门也不再往上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