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爱达荷州（2/2）
主教无奈地摊开双手。我们默默地坐着，接着他拉开书桌抽屉，取出一本支票簿。我看了看题头，是他的个人账户。他给我开了一张一千五百美元的支票。
“我不 会允许你因为这件事离开学校。”他说。
支票就在我手里。我如此动心，下巴疼得如此厉害，于是我将支票攥在手中，过了十秒才把它还了回去。
我在校园冰激凌店找了一份工作，煎汉堡和舀冰激凌。在两次发薪日之间，我靠忽视逾期未付的账单和向罗宾借钱度日，所以每月两次，当我的账户进账几百美元，几个小时内就花光了。九月底我满十九岁时身无分文。我已经放弃了修补那颗牙齿的想法，我知道自己永远都不会有一千四百美元。此外，疼痛也减轻了：要么是牙神经坏死了，要么是我的大脑已经适应了疼痛的冲击。
不过，我还有其他账单要付，于是我决定卖掉我唯一值钱的东西——我的马，巴德。我打电话给肖恩，问马能卖多少钱。肖恩说杂种马不值钱，但是我可以像爷爷那样，把它当成狗粮马去拍卖。我想象巴德被放进绞肉机的情景，然后说：“先去找个买主吧。”几个星期后，肖恩寄给我一张几百美元的支票。我打电话给肖恩，问他把巴德卖给了谁，他含糊不清地说卖给了一个从图埃勒过来的家伙。
那个学期我对学习失去了好奇心。好奇心是一种奢侈品，只有经济上有保障的人才有权享有。我的心思被更多迫切的问题占据，比如银行账户的确切余额，欠了谁多少钱，我房间里有什么东西能卖上一二十美元。我提交作业，复习备考，但我做这些不是因为对课程真感兴趣，而是出于恐惧——平均成绩稍有下滑，我便会失去奖学金。
十二月，在最后一次发工资后，我的账户仅剩六十美元。房租是一百一十美元，一月七日到期。我迫切需要钱。我听说商场附近有一家诊所，卖血能拿到钱。诊所听上去像是医疗机构的一部分，但我找了个理由，只要他们是把东西抽出来而不是注射进去，就没关系。护士花了二十分钟扎我的静脉，然后说静脉太细了。
我用最后的三十美元买了一箱汽油，开车回家过圣诞节。圣诞节早上，爸爸送给我一支步枪——我没把它从箱子里拿出来，不知道它是哪种步枪。我问肖恩是否愿意从我手里买下它，但爸爸把它收了起来，说替我保管。
那就这样吧。没剩什么可卖的东西，没有儿时的朋友，也没有圣诞礼物。该退学找份工作了。我只能接受现实。我的哥哥托尼是长途货车司机，住在拉斯维加斯，于是圣诞节那天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可以去他那里住几个月，在街对面的汉堡店打工。
我挂上电话，穿过走廊，正后悔没问托尼借钱去拉斯维加斯，这时一个粗哑的声音叫住了我：“嘿，小妹，你来一下。”
肖恩的卧室很脏。脏衣服散落在地板上，我能看见一把手枪的枪托从一堆脏t恤下露出来。书架被一箱箱弹药和一堆堆路易·拉穆尔 [13] 的平装小说塞得满满的。肖恩蜷腿坐在床上，双肩耸起。他似乎保持那个姿势有一段时间了，凝视着肮脏的环境。他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抬起右臂朝我走过来。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但他只是把手伸进口袋。他拿出钱包，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张崭新的一百美元钞票。
“圣诞快乐，”他说，“你不会像我一样浪费这些钱的。”
我相信那一百美元是上帝的神迹。我应该留在学校。我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付了房租。然后，因为我知道二月份还是付不起房租，于是又找了一份家政保洁工作，每周三天向北开车二十分钟，到德雷珀的豪宅做清洁。
我和主教仍在每个星期日见面。罗宾告诉他这学期我没买课本。“这太荒唐了，”他说，“申请助学金！你很穷！助学金就是为这个存在的！”
我的反对超越了理性，是发自肺腑的。
“我赚的钱很多，”主教说，“交了很多税。把它当成我的钱好了。”他已经把申请表打印好了，交给了我。“考虑考虑。你要学会接受帮助，哪怕是来自政府的帮助。”
我拿了表格。罗宾替我把它们填好。我拒绝上交。
“先把书面材料准备好，”她说，“再看看感觉如何。”
我还需要父母的纳税申报单。我甚至不确定父母是否报税，但即便他们报税，爸爸要是知道我为什么要它们，他也不会给我的。我编了十几个假理由解释为什么我需要它们，但没有一个可信。我猜想申报单被收在厨房的灰色大文件柜里。然后我决定将它们偷出来。
午夜前我出发去了爱达荷州，希望能在凌晨三点左右到达，那时家里会一片寂静。到达山顶时，我悄悄把车开上车道，每当轮胎下的碎石发出一丝响动，我就畏缩。我轻轻地推开车门，蹑手蹑脚地穿过草地，从后门溜了进去，无声无息地穿过屋子，伸手摸索着走向文件柜。
我刚走了几步，就听到熟悉的咔嗒 一声。
“别开枪！”我喊道，“是我！”
“谁？”
我打开电灯开关，看见肖恩坐在房间另一头，拿手枪指着我。他放下手枪。“我以为你是……别人。”
“显然。”我说。
我们尴尬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我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爸爸去了废料场后，我向母亲编了一个理由说杨百翰大学需要她的纳税申报单。她知道我在撒谎——我能看出这一点，是因为爸爸意外回到家问她为什么复印申报单时，她回答说是为了备份自己的材料。
我拿着复印件回到杨百翰大学。离开前肖恩没和我说一句话。他没问我为什么在凌晨三点偷偷溜进自己家，我也没问他半夜三更坐在那里拿着子弹上膛的手枪，是在等谁。
表格在我的书桌上放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罗宾陪我一起去了邮局，亲眼看着我把它们交给工作人员。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一星期，也许是两星期。回信寄到时，我正在德雷珀打扫房子，所以罗宾把信放在我的床上，并留了张纸条，说我现在是个正常人了。
我撕开信封，一张支票落到了床上。四千美元。我感到了贪婪，接着为我的贪婪而害怕。上面有一个联系电话，我拨打了号码。
“我有一个疑问，”我对接电话的女人说，“这是张四千美元的支票，但我只需要一千四百美元。”
电话那头默不作声。
“喂？喂？”
“我直说了吧，”女人说，“你的意思是支票上的钱太多 了？你想让我做什么？”
“如果我把它寄回去，你能再另寄一张支票给我吗？我只要一千四百美元就够了。做根管治疗用。”
“听着，亲爱的，”她说，“你拿到这么多，那是因为你有资格。要不要兑现，你自己决定。”
我做了根管治疗，买了课本，付了房租，还剩下不少钱。主教说我该犒劳一下自己，但我回答说不行，我必须把钱存起来。他告诉我，这些钱我可以花。“记住，”他说，“你明年可以申请同样金额的助学金。”于是我买了一件星期日去教堂穿的新裙子。
我原以为那笔钱是被用来控制我的，但它却让我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平生第一次，当我说再也不会为父亲工作时，我相信了。
现在回想起来，偷报税单的那天是否意味着我首次为了离家 回到巴克峰。那天晚上，我以一个入侵者的身份进入了父亲的家。这是一种心理语言的转变，是我对家乡的放弃。
我自己的话证实了这一点。别的学生问我来自哪里时，我答道：“我来自爱达荷州。”尽管多年来我曾多次重复这句话，但说出它从未让我感到坦然自在。当你是一个地方的一部分，在它的土壤上成长的时候，没有必要说出你来自那里。我从未说过“我来自爱达荷州”，直到我离开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