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爱达荷州（1/2）

一周后的星期天，教堂里有一个男生邀请我吃饭，我拒绝了。几天后，又有个男生邀请我吃饭，也被我拒绝了。我不会同意的。我不想让任何一个男人接近我。

主教听说他的教会里有个女教徒反对婚姻。主日礼拜结束后，他的助手找到我，说主教在办公室找我有事。

与主教握手时，我的手腕还在疼。他是一个中年男子，圆脸，黑发，留着整齐的分头。他的声音像缎子一般柔和。他似乎还没跟我交谈就了解了我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罗宾告诉过他很多关于我的事）。他说，我应该去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咨询，以便将来有一天我能与一个正直的男子踏入永恒的婚姻殿堂。

他说话时，我像砖头一样坐着，一言不发。

他问起我的家人。我没有回答。我已经背叛了他们，没有像我本该做的那样去爱他们，至少我还可以保持沉默。

“婚姻是上帝的旨意。”主教说着站起身来。会面结束了。他让我下个星期天再来。我答应了，但我知道我不会再来。

我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回公寓。我一生都在被教导婚姻是上帝的旨意，拒绝婚姻是一种罪过。我在违抗上帝，但我并不想这样。我想要孩子和自己的家庭，但即便我渴望拥有这一切，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拥有。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只要跟异性接近，我就鄙视自己。

我总是嘲笑“妓女”这个词。这个听上去像喉音的词，对我来说过时了。尽管肖恩使用这个词时我会暗自嘲笑，但我还是慢慢将自己与它画上了等号。这个词的古老更加强了其联想意味，我通常只在与自己有关的场合才听到它。

十五岁时，我开始涂睫毛膏和唇彩后，肖恩告诉爸爸，说他在城里听到了关于我的传言，说我名声不好。爸爸立刻以为我怀孕了。他对着母亲咆哮，说他不该放任我去城里演戏看戏。母亲说应该相信我，我是个正派女孩。肖恩说，青春期的女孩没有一个值得信赖，根据他的经验，有时那些看似虔诚的女孩最为糟糕。

我坐在床上，双膝贴在胸前，听着他们的喊叫。我怀孕了吗？我不确定。我仔细回忆和男孩的每一次互动，每一个眼神，每一次触碰。我走到镜子前，撩起衬衫，然后用手指抚摸腹部，一寸一寸地检查，心想，也许吧。

我从没吻过一个男孩。

我亲眼见过婴儿出生，却对如何受孕一无所知。爸爸和哥哥在一边大喊大叫时，无知让我保持了沉默：我无法为自己辩解，因为我压根儿不理解那种指责。

几天后，当证实自己并没有怀孕，我便对“妓女”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这个词更关乎实质，而非行为。与其说我做 错了什么，不如说我以错误的方式存在 。我的存在中有一些不洁的东西。

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很奇怪，你怎么会将如此超乎自己的强大力量施加于所爱的人。 但肖恩对我施加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他定义了我，没有什么力量比这更强大的了。

二月一个寒冷的夜晚，我站在主教的办公室外。我不知道是什么将我带到了那里。

主教平静地坐在桌子后面。他问能为我做些什么，我说不知道。我想要的没人能给，因为我想要重塑自我。

“我可以帮你，”他说，“但你得把心事告诉我。”他的声音很温柔，那种温柔很残酷。我宁愿他大喊大叫。如果他大喊大叫，我就会生气，一生气，我就感觉自己很强大。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感觉不到强大的情况下做到这件事。

我清了清嗓子，然后说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和主教每个星期天都见面，一直持续到春天。对我来说，他是一位权威家长，但我一进门，他似乎就放下了家长的威严。我说着，他听着，将我身上的耻辱感一点点消除，就像医生把感染的伤口一点点治好。

学期结束时，我告诉他我要回家过暑假。我的钱花完了，交不起房租。我将这件事告诉他时，他看上去很疲倦。他说：“别回家，塔拉。教会将替你付房租。”

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想花教会的钱。主教让我承诺一件事：再也不要为父亲工作了。

在爱达荷州的第一天，我就到斯托克斯商店做起了以前的工作。爸爸嘲笑我，说我挣的钱永远不够交学费。他说得没错，但是主教说过上帝自有办法，而我对此深信不疑。整个夏天，我都在整理货架，将年迈的女顾客送回她们的车上。

我躲着肖恩。这并不难，因为他交了一个新女友埃米莉，据说两人要结婚了。肖恩二十八岁了；埃米莉是一名高三学生，性情温顺。肖恩和她玩了之前同赛迪玩过的那套把戏，来测试自己的控制能力。她从未抗拒他的命令，他一提高嗓门，她就浑身发抖；他一朝她大喊，她就马上道歉。他们的婚姻会充满操纵和暴力，对此我毫无疑问——尽管这些话不是我说的，是主教说的，而我还在努力思索其中的含义。

暑假结束后，我带着仅有的两千美元回到杨百翰大学。回来的第一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账单太多了，真的无法想象我该如何支付。但是上帝会为我提供成长的考验或成功的途径。 这则日记的口吻似乎是崇高的、高尚的，但我在其中体会到一点点宿命论的味道。也许我将不得不离开学校。也好。犹他州有很多杂货店。我可以给杂物打包，总有一天会成为经理。

秋季学期才过了两周，我就从这种听天由命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一天晚上，我被下巴的剧痛疼醒。我从未体验过如此剧烈的疼痛，如过电一般。只要能摆脱疼痛，我宁愿把下巴从嘴上撕下来。我跌跌撞撞地来到一面镜子前。疼痛源自一颗多年前碎裂的牙齿，现在它再次断裂，而且断面很深。我去看了牙医，牙医说这颗牙已经腐烂多年，修补好要花一千四百美元。哪怕我只支付一半，剩下的钱也不够我继续学业。

我给家里打电话。母亲同意借给我钱，但爸爸提出附加条款：明年暑假必须为他工作。我想都没想便说这辈子再也不会和废料场有半点瓜葛，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努力忽略疼痛，专心上课，但那感觉就像有一头狼在咬我的下巴，我还被迫坐在课堂上。

在查尔斯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服用过布洛芬，但现在我开始像吃薄荷糖一样吞下它们。可它们只起了一点作用。疼痛来自神经，而且疼得太厉害了。自从开始疼痛，我就没有睡过觉；因为咀嚼太疼，我也开始不吃东西。这个时候，罗宾把此事告诉了主教。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从桌子那边平静地看着我说：“你的牙齿，我们该拿它怎么办呢？”我试图放松脸上的表情。

“你总不能这样硬挺着过完这个学年吧，”他说，“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事实上，非常简单。你父亲挣多少钱？”

“不多，”我说，“自从去年他全部的设备被哥哥们弄坏，他就欠了一屁股债。”

“太好了，”他说，“我这里有申请助学金的书面材料。我相信你符合条件，最好的一点是，你不需要偿还。”

我听说过政府助学金。爸爸说过，接受政府捐助就等于把自己交给光明会。“他们就是这样拉拢你的，”他说，“免费给你资助，接下来你就成了 他们的人了。”

这些话在我脑子里回响。我曾听其他学生谈论过助学金，我对他们敬而远之。我宁愿离开学校，也不愿被别人收买。

“我不相信政府助学金。”我说。

“为什么不？”

我把父亲的话告诉了他。他叹了口气，朝天看去。“修这颗牙要花多少钱？”

“一千四百美元，”我说，“我会弄到钱的。”

“这笔钱教会可以付，”他平静地说，“我有可自由支配的资金。”

“那是神圣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