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2）

十一

凡是鼻子灵的人都有体验，上校家经常烧好吃的，尽管他家厨房深在院子里，看不见窗洞，但浓郁的香气会飞的，从锅铁里钻出，从窗洞里飘出，随风飘散，像春天的燕子在逼仄的弄堂里上下翻飞。香气驱散了空气里的污秽，像给空气撒了一层金，像闪闪金光点亮了人眼睛一样，拉长了人的鼻子。有一次我亲眼看见老保长在经过上校家门口时，抚着鼻头，冲着他家屋墙说了一句：

“又在焖蹄髈，他妈的，这味道比女人的胸脯肉还香啊。”

一天晚上我已经睡着觉，却莫名其妙醒来，月光下一眼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根粗壮的蹄髈骨，它散发出的香气火焰似的，比月光要亮。这是父亲给我带回来的，骨头上还挂着两坨肉，我吃了一坨舍不得吃第二坨，不吃又念念不忘，搞得我一夜做噩梦，为保护这坨肉的安全费尽心机。这是我九岁那年的事，因为这根蹄髈骨，这个多梦的夜晚成了我最难忘的一个记忆，像那两坨肉已长在我身上，消不掉。

老保长讲，上校每个月都要吃一只蹄髈，每次蹄髈上都插着两副筷子。你总以为另一副筷子是他老母亲的。不对，老太婆是活观音，吃素的，那副筷子是我父亲的。一个月总有那么一两次，父亲像被油肉香气吸走似的，回家时也是满嘴油水香气，有时是一身酒气。我是小孩子，跟大人去东家蹭个饭，揩个油，是再通常不过的。所以，好多次，父亲都想带我去揩油，却回回遭到爷爷阻拦又骂：

“他少吃一块肉不会死，要死你去死吧，别捎上他。”

蹄髈虽好吃，但鬼屋不好惹。爷爷再三叮嘱我，那是个鬼屋，去不得。以前，对鬼屋的害怕锁死了蹄髈肉对我的诱惑，但自上校的英雄形象映在我心里后，诱惑像雪地里的青草一样冒出来。一天晚上，我豁出去，顶着回来被爷爷臭骂罚跪的风险，偷偷跟父亲去了上校家揩油。想不到，爷爷知情后非但没有骂我，反而为我没吃到蹄髈感到可惜。这个变化是惊人的，像爷爷变成了父亲。

爷爷讲：“百草不如一木，百闻不如一见。”

在我后来多次去揩油的经历中，吃蹄髈的机会其实不多，多数时候是一碗红烧肉或干菜蒸肉。至于爷爷讲的什么鬼屋，完全是瞎话，鬼扯！爷爷，你没去过不知道，你无法想象上校家有多洁净：水泥磨过的地面比我家每天擦三次的饭桌还要光亮，夏天，我赤脚踩上去要打滑；猫从外面回来，走到哪里老太婆的抹布擦到哪里；吐痰，要吐到痰盂里；抽烟，烟灰要弹到烟缸里。这样子，洁净得纤尘不染的，连蚂蚁蚊虫都待不住，待下去就要饿死，更别提鬼。只有冒失鬼才会来这儿，而且来了也是找死，因为有观音菩萨镇着。

爷爷告诉过我，上校生来就是个怪胎，胎位不正，又是头胎，他妈鬼哭狼嚎了两天，血流了一脚桶都没把他生出来，最后靠观德寺的和尚送的半枝人参，给她补足一口气才把他生下来。事后她去庙里谢和尚，和尚讲是观世音显灵救他们母子的，一句话叫她一辈子迷信观音菩萨。她把观音像请到家，供在堂前，天天烧香敬拜，求菩萨再显灵，给她添丁。菩萨不灵，求不到，她去庙里跟和尚哭，和尚对她讲，人要知足，不要占了前山还要后山，她是信的。后来丈夫死于非命，她又去寺里找和尚哭，和尚告诉她，要没有菩萨保佑，死的是她儿子，老子是替儿子死的，不幸中有大幸，她也是信的。再后来，听说儿子丢了宝贝疙瘩——那时老保长恨死她儿子，大肆散布谣言，村里连只狗都刮到风声——她又去对和尚哭，和尚劝她，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她又是信的。总之，和尚讲什么她都信，从头信到脚，信到死。

爷爷讲：“这老娘们，和尚送她一口气，她还给菩萨一生世，实诚得不像人，像菩萨下凡，所以叫活观音。”

活观音天天诚诚实实地给观音菩萨烧香，从家里堂前烧到后山观德寺，后来又路远迢迢烧到普陀山的寺庙，求远方的菩萨——远方菩萨会念经——把她儿子也收去，让母子同心同德，有福同享。

爷爷讲：“照理，他断了根子，肉身清净，是最合适当菩萨信徒的。”

但上校戒不了烟酒肉和刀（手术刀），菩萨一直不收，不要他，害得老太婆天天在菩萨面前苦苦讨饶。这个我有体会，每次我跟父亲去揩油，老太婆总是不停往我碗里夹肉，目的大概是要上校尽量少吃吧：他少吃一块肉她少受一份罪。为了让老太婆少受罪，只要她在家上校一律不吃酒，烟也是尽量少吃的。我倒是盼望上校吃酒，因为吃了酒他会讲故事。我后来觉得听他讲故事才是真正的“揩油”，比吃肉还过瘾。只是，这样的时节像蹄髈一样，并不多见。

十二

必须是老太婆去普陀山的时候，也必须是上校吃足酒、人高兴的时候，他的故事才会一个劲地从嘴里噼噼啪啪出来，像酒气一样关不住。那时候他必是满脸通红，两只眼珠像电珠一样亮，手里夹着香烟，脚下盘着两只猫。空气里弥漫着烟雾和酒气，猫被呛得喵喵叫，他也不管。那时候他什么都不管，只管抽烟、喝茶、打饱嗝、讲故事。

我最欢喜听他讲故事，他闯过世界，跑过码头，谈起天来天很大，讲起地来地很广，北京上海，天南海北，火车坦克，飞机大炮，有的是稀奇古怪、奇花异草。民国哪一年，我在哪里做什么，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他总是这样讲故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情，情节起伏，波波折折，听起来津津有味，诱得蟋蟀都闭拢嘴不叫，默默流口水。我给他和父亲轮流倒茶，有时也点烟，像他们的勤务兵。

我听上校讲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苏北皖南一带，时间是民国二十九年，当时他刚当军医不久，部队驻扎在安徽马鞍山西北向的大山深坞里。一天夜里他被紧急拉上一辆吉普车，车子开几个小时，不知到哪里，在一个破庙里，抢救一个从南京运来的女伤员。伤员是戴笠手下，军统干将，貌美如花，却是冷面杀手，潜伏在南京城里，专干肃除汉奸的特务工作。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这不，受伤了，大腿、肩膀、小腹，三处中弹。算她命大，都不是致命伤，只是腹部子弹钻得深，必须破肚开肠。结果谁也想不到，取子弹的同时顺带取出一个七个月大的男婴，因为营养不良，只有一个拳头大，像只小猫。人小命大，他活了，一年多后他在上海又见到他，已经会满地跑。

上校哈哈笑：“这女人自己都不知道，她竟是怀有身孕。我搂草打到兔子，当了一回接生婆，你们讲稀不稀奇？这是我当军医后遇到的第一件稀奇事。当然以后就多了，但再多也没有在前线战场上多。”

当军医前上校都在前线打仗，开始打红军，后来打鬼子。有一个故事讲，日本鬼子攻打武汉时他是连长，负责师部转移撤退，死守一条盘山公路。前来攻打的鬼子有两辆坦克，七八十人，十几门迫击炮，攻势凌厉。头一仗下来，全连一百八十多人死掉一半；又一仗，又死一半；再一仗，又死一半，人像稻子一样被一片片割倒。最后一仗，鬼子从阵地侧面破开一条新路往上攻，此时鬼子尚有一辆坦克，坦克后面，人头乌压压一片，而他只剩下十九个伤兵哀兵，且弹尽粮绝，摆明只有死路一条。眼看鬼子冲到阵地前沿，他们准备跟鬼子肉搏一场，死个光荣。想不到突然间鬼子抱头鼠窜，乱作一片，哇哇叫，乱放枪，撒腿跑，作鸟兽散，像中了邪。

原来鬼子坦克开进一片原始荆棘林，毁了几十万只马蜂的老巢，那些马蜂都成了精，个头有蝗虫的大，数量也有蝗虫的多，散在空中，遮天蔽日，嗡嗡声连成一片，像沉闷的雷声在山坡上翻滚，卷起一阵风，吹得尘土飞扬。那些马蜂如有灵性，知道是鬼子作了恶，要报仇，纷纷朝他们身上扑，肉里蜇，前仆后继，奋不顾身。鬼子虽有钢炮坦克，但在无数不要命的马蜂的疯狂围攻追击下，逃无可逃之路，躲无可躲之处，一个个在地上翻转打滚，痛哭嚎叫，最后无一幸存，尸陈遍野，尸体一个个又红又肿，像煺了毛吹了气的死猪。

这一仗下来，他直提营长，配了手枪、手表，同时他父亲离死期也不远了。我知道，那些鬼子都是被马蜂毒死的，而他父亲则是被鬼子的毒气弹毒死的，冥冥中好像是配好的，一牙还一牙的意思。

爷爷讲：“这就是命，事先讲不清，事后都讲得清。”

这故事给我印象很深，以致后来我上山看见马蜂就逃。

另一个故事则让我暗暗发誓，长大一定要去上海看看，那个高楼啊，那个电车啊，那个轮船啊，那个霓虹灯啊，那个花园公园啊，那个十里洋场啊，那个花花世界啊，像在天上，像从头到脚都镀了金，连脚指头也不省略。

十三

在这个故事里，上校到了上海，做了那个女特务的部下。女特务急救之后搭上校乘的吉普车去医院养伤，其间她看上校聪明能干，做事沉稳，生相也好，动员他加入军统。上校不情愿，他不想再杀人，只想救人。但后来一张军令下来，不愿也得愿，军令如山倒。从此他辗转到上海，以开诊所作掩护，埋名隐姓，杀奸除鬼，刺探情报，过上一种恐怖又滑稽的生活：一边纸醉金迷，一边随时丢命。那女特务是他上司，为他单立一组，配他两把手枪、一部发报机、一箱金条、五个下级。五人各有专长，有的会偷，有的敢杀，有的会配炸药，有的会讲鬼子的鸟语。其中有个女的，专管发报机，是四川人，身材高挑，长方脸，高鼻梁，胸脯满得要从衣裳里涨出来，上街时常遇到不三不四的小赤佬吹口哨。但她很少白天上街，夜里才露面：这是她的工作，不奇怪。怪的是，她从不开口，讲话只靠打手势、写字——原来是个哑巴！她字写得快又见劲道，藏不住手头的力气。她手劲大到什么程度？掰手腕，你大男人双手掰不过她一只左手。她右手可以劈断砖，左手可以把你拎起，悬空，像拎小鸡，分明是练过武的，有内功。她自己也承认，曾在峨眉山上当过六年尼姑，武功是山上练的。

吃着烟，喝着茶，打着饱嗝，喷着熏人的酒气，有时吊着故事主角的家乡口音，连声带色，自问自答，是上校讲故事的特点，成套路了。这不，他又开始老一套，拖着四川话的腔调，抛出一堆问号：

“四川人开口离不开‘咋子’和‘要得’，咋子标致的人咋子要当尼姑？标致的人当婊子才要得是吧？当婊子也比当尼姑要得是吧？再讲，哑巴咋子识得了字？她识得字指明她不是天生的哑巴是吧？那她又是咋子成哑巴的呢？是病还是灾？是祸还是殃？到底是咋子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