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什么因,得什么果(1/2)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一/一九九四年一月二日,星期天(亨利四十三岁)
亨利:我半夜醒来,感觉有千百只长着钢牙的虫子,正啃着我的双腿,还来不及从药瓶里摇出一片维可丁,我已经摔到床下去了。我从地板上硬撑着坐起来,但这并不是我们家的地板,这是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夜晚。我在哪儿?疼痛让眼前的一切都发出微光,可是屋子却是暗的,有种气味让我联想起什么,漂白剂,汗味,香水,好熟悉——不会是——
上楼的脚步声,说话声,打开数把锁的钥匙声(我能躲到哪儿去呢?)门开了,我正趴在地板上,灯亮了,如同摄影棚的高光一下子打在我头上,一个女人轻声说:“哦,我的天!”我拼命想:哦,不可能这样的。然后门关上,我听见英格里德说:“希丽亚,你得走了。”可希丽亚还想留下来,她俩站在门外争论,我垂死地四处张望,但却无路可逃。一定是英格里德在克拉克街的家,尽管我一次也没有来过,可这里全是她的东西,我快窒息了:埃姆斯椅 331 、堆满时尚杂志的腰果形大理石茶几、丑陋的橘色长沙发,我们曾经在上面——我搜索着周围任何可以穿的,可是这间小屋子里惟一的布料只是一条阿富汗毛垫,紫黄相间的,与沙发极不协调,我一把抓来,裹起自己,撑到沙发上。英格里德再次打开门,她静静地站了很久,看着我,我也看着她,我想的全都是那句话:哦,英格,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在我印象中,英格里德一直是我在金波家一九八八年的国庆日聚会上遇到的那位金发的冰山美人——英格里德·卡尔米歇尔,完美得不可接近,她闪耀的盔甲上镶满了财富、美貌、缱绻,而此刻站在我面前、看着我的英格里德,却如此憔悴、生硬、疲惫。她站着,头微微歪向一边,眼光中充满了诧异和鄙夷。我们两人都不知该如何开场。最后,她脱下外套,扔在椅子上,坐到沙发的另一端。她坐下来时,腿上的皮裤发出轻微的“吱吱”声。
“亨利。”
“英格里德。”
“你在这儿干吗?”
“我不知道。对不起。我只是——你知道的。”我耸了耸肩,两腿疼得非常厉害,我也不在乎我是在哪儿了。
“你看上去糟透了。”
“我很疼。”
“真有意思,我也一样。”
“我是说生理上的疼。”
“怎么啦?”英格里德只在乎我会不会在她面前自燃。我掀开垫毯,露出我一对秃腿桩。
她没有退却,也没有惊恐,连目光也没有移开。后来她的目光移到我的眼睛上,我看得出,在所有我认识的人中,只有英格里德完全理解了我。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旅程,我们却抵达了一样的境遇。她起身走到另一个房间去,回来时手里拿着那只旧针线盒。我心中涌起一阵希望,果不其然:英格里德坐下来,打开盒盖,里面的摆放和从前一样,除了别针和顶针环,各种药物一应俱全。
“你想要什么?”英格里德问。
“鸦片。”她在一只装满药的袋子里翻寻,递给我各色药片,我一眼便看到了盐酸曲马朵 332 ,拿了两片。我干吞了下去,她给我倒了一杯水,我一饮而尽。
“嗯,”英格里德长长的红指甲从金发里穿过,“你从什么时间过来的?”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这里是什么日子?”
英格里德看了看手表,“本来倒还是新年,可现在已经算是一九九四年一月二日了。”
哦,不。真不能这样。“怎么了?”英格里德问。
“没什么。”今天就是英格里德自杀的日子,我能对她说什么呢?我能阻止她么?或者我去叫些人来?“听着,英格,我只想对你说……”我犹豫了,我怎么开口才不会吓到她呢?现在这还重要么?她已经死了么?尽管她还坐在我的对面?
“说什么?”
我直冒汗,“你……对自己好一些。不要……我是说,我知道你现在很不开心——”
“那么,这是谁的错?”她的嘴涂着鲜红的唇膏,显出赌气的样子。我没有回答。是我的错么?我确实不知道。英格里德看着我,像是等我回答。我避开她的目光,看着贴在对面墙上纳吉 333 的招贴画。“亨利,”英格里德说,“你对我为什么那么卑鄙?”
我的目光重新聚在她身上,“我有吗?我不是故意的。”
英格里德摇摇头,“我是死是活,你都不在乎。”
哦,英格里德。“我在乎的。我不要你死。”
“你不在乎。你抛弃了我,你也从没来医院看过我。”英格里德说的时候,那些话好像都呛在她的喉咙里。
“是你家人不让我来的,你母亲让我走远些。”
“可你应该来的。”
我叹了口气,“英格里德,你的医生不允许我探望你。”
“我问过,他们说你从来没打过电话。”
“我打过。他们说你不想和我说话,叫我再也别打了。”止痛的药效上来了,那种针挑似的疼痛缓和下来,我双手伸进垫毯下,放在秃秃的左腿上,再移到右腿。
“我差点就死了,你连句话也没和我说。”
“我以为你不想和我说话了。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你结了婚,再也不给我打电话了,你还请希丽亚去参加婚礼,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
我大笑起来,再也忍不住了。“英格里德,是克莱尔请的希丽亚,她们成了朋友,我一直都不明白,大概是性格互补吧。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英格里德什么都不说了,粉妆下是一张苍白的脸。她从外套的口袋深处,掏出一包英伦奥薇尔 334 和一只打火机。
“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我问她。英格里德讨厌香烟,她喜欢可乐和冰毒,还有那些起着浪漫名字的饮料。她的两根长指甲从烟盒里夹出一根,点燃。她的手在哆嗦。她深吸了一口,烟圈在她的唇前缓缓升腾。
“没有脚的生活怎么样?”英格里德问我,“对了,究竟怎么回事?”
“冻伤。我一月份在格兰特公园里昏迷了。”
“那你现在怎么走动呢?”
“轮椅,大部分的时候都是。”
“哦,活受罪。”
“是啊,”我说,“确实如此。”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英格里德问:“没有离婚么?”
“没。”
“有孩子了?”
“有一个。是女儿。”
“噢,”英格里德往后一仰,猛吸了一口烟,细细的烟雾从她的鼻孔里喷出来,“我希望自己也有孩子。”
“你从来不想要孩子的,英格。”
她看着我,可我却读不懂她脸上的意思。“我一直想要孩子的。我以为你不会要孩子,所以我从来没提过。”
“你还是可以有孩子的。”
英格里德笑了,“是么?我会有孩子么,亨利?二〇〇六年,我会有个老公?在温纳迪卡有幢房子?还有一儿半女吗?”
“不完全是,”我在沙发上调整了一下坐姿,剧疼虽然已经消退,却留下一副痛觉的空壳,这本该疼痛的地方,现在却成了对疼痛的期待。
“不完全是,”英格里德模仿我的口气,“怎么个不完全是呢?比如说,‘不完全是,英格里德,你会是个没人要的女人,’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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