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坚定不移的推动者（1/2）

发动机的力量——黄昏时，达格妮仰望着塔格特大楼时想到——是最先需要的，发动机的力量支撑着大厦，这样一种动力，支持着它屹立不动。大厦依靠的不是钻入花岗岩的基柱，而是从辽阔大陆上驶过的发动机。

她有一丝隐约的焦虑。她刚从新泽西的联合机车厂回来，去那里见了这家公司的总裁，却一无所获：既没有弄清交货拖延的原因，也无法确定即将生产的柴油机的具体日期。那个总裁和她谈了两个小时，可他的回答却与她的问题毫不相干。只要她试图谈到具体问题，他就表现出一副原谅、谦让、不加责备的神态，好像其实是她缺乏涵养，破坏了那些对其他人都不言而喻的规则。

在通过工厂的路上，她看到一台巨大的机床被遗弃在院子的角落里。很久以前，那曾是一台精密机床，现在已无法买到这种样式了。它并没有坏掉，而是在闲置和忽略中被侵蚀，被铁锈和滴下的肮脏机油腐蚀。她转过了脸，不去看它。那样的景象总是会激起过于强烈的愤慨，使她一时失去控制。她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法明确定义自己的感觉。她只知道，她的感受中有抗议不公正的呐喊，而令她呐喊的原因，远远不止一台旧机器。

走进她外间办公室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走了，但艾迪·威勒斯还在那里等着她。从他的神态和他随自己走进办公室的沉默中，她立刻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怎么了，艾迪？”

“迈克纳马拉撤了。”

她茫然地看着他，“撤了，你什么意思？”

“走了，退休了，不做这生意了。”

“迈克纳马拉，我们的工程承包商？”

“对。”

“可这不可能！”

“我知道。”

“出了什么事，为什么？”

“没人知道。”

她有意慢慢地解开大衣的扣子，在桌后坐下，开始脱下手套，然后说：“从头开始，艾迪，坐下。”

他还是站着，静静地说：“我和他的总工程师谈了，是他从克利夫兰打来长途电话告诉我们的，只说了这些，其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说什么？”

“迈克纳马拉已经把生意关了，走了。”

“去哪里？”

“他不知道。没人知道。”

她注意到自己的一只手正攥着另一只手上的手套的两个手指，那手套只脱了一半，就停下了。她一把拉下来，扔在桌子上。

艾迪说：“他是扔下了一堆很大笔的合同走的，他的客户已经把后三年的预约名单都排满了……”她什么也没说，他低声补充道，“如果我能弄明白这件事，就不会如此害怕……但是，这件事找不出任何原因……”她依然沉默。“他是全国最好的工程承包商。”

他们彼此对视了一下，她想说的是，“哦，天啊，艾迪！”但她却语调平稳地说，“不用担心，我们会给里约诺特铁路找到另一个工程承包商的。”

她离开办公室时已经很晚了。她在楼门前的人行道上停住了脚步，望着眼前的街道。她突然感到自己的精力、目标和欲望都消失一空，像是发动机“啪”地断裂，停止了转动。

微弱的光线从身后的建筑中融进了天空，这天空融化了无数未知的灯光，映衬着电动城市的喘息。她想休息了。去休息，她想，从什么地方去找些享受来。

她的工作是她想要的和所有的一切。不过，也有像今晚这样的时候，她会感到突然的、特别的空，不是空虚，而是沉寂，不是绝望，而是凝固，如同她体内的一切都完好无缺，但全都停止不动了。然后，她会产生一种愿望，想在外面找到快乐，在某个作品或宏伟的景观面前，做一个被动的旁观者。不是去获得，而是去接受；不是去开始，而是去应对；不是去创造，而是去赞美。我需要它来支持自己继续，她想，因为快乐是一个人的燃料。

她一直是——她闭上眼睛，带着一丝安慰而痛苦的笑容——她自己幸福的动力。她曾经想象自己能够被别人成就的力量来推动，就像黑暗荒原上的人们愿意看到过路列车上明亮的车窗，见到力量和目标会令他们在旷野和深夜感到安心——她也想能感受它一会儿，只要能有一个简短的招呼，能有匆匆的一瞥，只要能挥着她的手臂说：有人要去某个地方……

她的双手插在大衣兜里，放慢了步子走着，帽檐斜边的阴影遮住了她的半个脸。身边的大楼高得令她的视线触不着天际。她想：建设这个城市耗费如此之大，它应该能提供很多很多。

在一家商店的门的上方，收音机喇叭的黑洞正冲着街道放出声音，那是正在城市的某个地方进行的一场交响乐演奏。那是一阵长长的、不成形的尖叫，像是衣服和肉体被胡乱地扯来扯去；那声音支离破碎，无和谐可言，没有旋律和节奏来维系。如果音乐是情感，而情感来源于思想，那这声音就是混乱、非理性，以及人自弃时的无望的尖叫。

她继续走着，在一家书店的橱窗前停下了脚步。橱窗里展示着一件褐色的夹克，缀着薄片组成的金字塔，上面刻着换毛的秃鹰。海报上写着：“属于我们这个世纪的小说，深入地剖析商人的贪婪，无畏地揭露人的堕落。”

她经过一家电影院，这里的灯光照亮了半个街区，只有一幅巨型图片和一些字母高挂在明晃晃的半空。图片上是一个正在笑着的年轻女子，她的面孔，即使是头一次看到，也会感到像是看了许多年后的那种厌烦。那些字母是：“……一出非同寻常的戏剧回答了重大的问题：女人应该说吗？”

她走过一家夜总会的门口。一对男女摇摇晃晃地出来，走向出租车。那女孩眼神蒙眬，脸上淌着汗珠，披了条白色的貂皮披肩，漂亮的晚礼服却像懒散的家庭主妇的浴衣那样从一个肩头滑落，袒露出一大半胸脯，但她的神态中，没有大胆和放肆，而是如做苦力一般的漠然。她的那个男伴抓紧了她裸露的胳膊，领她走着，脸上没有男人那种期待着浪漫探险的表情，却是男孩在院墙上涂写污秽词语时的那副诡秘的样子。

她一边继续走一边想，她希望发现些什么呢？这就是人们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就是他们精神、文化和享乐的组成。许多年了，她从未在任何地方看到过例外。

在她住处的街角，她买了一份报纸，然后回家了。

她的公寓是一幢摩天高楼顶层的两居室。她客厅拐角处的大玻璃窗，使它看上去像航行中的船头，城市的灯火像点点磷光，闪烁在钢铁和石头的黑色浪涛上。她打开灯时，几何形状的光线被几个带着棱角的家具切割后，在光秃的墙壁上投射下长长的三角阴影。

她站在屋子中央，独自在天空和城市之间。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带给她那种她想体会的感觉，这是她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享受的方式。她走到唱机前，放上一张理查德·哈利的音乐唱片。

这是他的第四协奏曲，也是他最后一部作品。开篇弦乐的激扬将街道的景象从她的心中荡涤一空。这部协奏曲是叛逆的呐喊，是扔给那漫长折磨的一个“不”字——拒绝着苦难，而这拒绝伴随着为自由而挣扎的巨大痛楚。这音乐如同一个声音在说：没有痛苦的必要——那么，为什么最大的痛苦总是给了那些拒绝它的人们？——我们拥有爱和快乐的秘密，是谁，会因此给我们什么样的惩罚？折磨的声音变得更加挑衅，痛苦的宣言变成了对遥远未来的赞美，为了未来，忍受现在的一切，甚至这痛苦本身都是值得的。这是一首叛逆的歌——一首在绝境之中求索的歌。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闭上眼睛倾听。

没人知道理查德·哈利后来的情况。他的生活中充满了对英雄的诅咒，并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那在阁楼和地下室度过的许多个年头，在灰色的墙壁囚禁下，他的音乐却洋溢出强烈的激昂；那曾是一段阴暗的抗争，是与寓所那条长长的、没有照明的台阶抗争，与冰冻的下水管，与散发着诱人味道的糕点房里三明治的价格标签抗争，与听众们目光空洞的脸抗争；那抗争曾经狂暴而无休止，却找不到清醒的对手，搏斗的对手只是一面毫无听觉的墙壁，却有最佳的隔音性能：漠然。它吞噬了敲击、和声和尖叫——对于一个本来可以赋予声音更多表现力的人来说，那是一场寂静无声的战斗，那寂静是晦暗和孤独的，在夜晚，当少有的乐团演奏他的作品时，他仰望夜空，知道自己的灵魂正随着广播中颤抖着扩散的电波荡漾在城市的空气中，然而，却没有听众去聆听。

“理查德·哈利的音乐有英雄的色彩，这种东西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的年代。”一个评论家说道，“理查德·哈利的音乐与我们的时代的主旋律格格不入，它带有一种忘形的迷狂。现在，谁还在意这样忘形的迷狂？”

他的生活是所有那些人生活的缩影。他们死后一百年，才得到一个公园里竖立的纪念碑作为回报，却已于事无补——只是理查德·哈利死得还不够早，根据默认的历史法则，他本不该看到的那个夜晚，他却在活着的时候看到了。当时他四十三岁，这天晚上，演出了他在二十四岁时写的歌剧《费顿》。他按自己的目的和意思改写了这个古老的希腊神话：太阳神希里阿斯的儿子费顿，偷了父亲的日轮战车，胆大包天地企图在空中驾驭太阳，他没有像在神话中那样死亡，在哈利的歌剧里，费顿成功了。这个歌剧曾在十九年前演出了一场，在一片倒彩和嘘声中停止了演出。那天晚上，理查德·哈利沿着城里的街道一直走到黎明，苦思着一个问题的答案，却不得其解。

十九年后，这出剧再次上演的夜晚，音乐在剧场有史以来最热烈的观众喝彩声中结束。剧院的古老院墙无法阻挡这喝彩声冲出大厅、冲下台阶、冲到大街上，冲向那个十九年前走在这街道上的男孩。

达格妮也在那晚喝彩的观众当中，她是几个早就知道理查德·哈利的音乐的人之一，但她从未见过他。她看到他被推到了台上，面对一大片挥舞着的手臂和喝彩攒动的人头。他个子很高，体格瘦弱，头发花白，站着一动不动，没有鞠躬，没有笑容，只是站在那里望着人群，脸上带着凝视问题时安静而认真的神情。

“理查德·哈利的音乐，”一个评论家在翌日上午写道，“属于全人类，是人民伟大的体现。”“在理查德·哈利的生活中，”一个牧师说，“有令人鼓舞的教导。他曾有过悲惨的挣扎，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高尚和可贵就在于，他要忍受住来自他的兄弟们的折磨、不公和辱骂——为了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并教导他们欣赏伟大音乐的美妙。”

演出的次日，理查德·哈利引退了。

他没有给出解释，只是告诉了他的发行商，他的创作生涯就此结束。尽管他知道自己作品的版税会带给他巨大的财富，还是把他的作品版权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发行商。他离去了，没有留下地址。那是八年前，从此再没人见过他。

达格妮头向后仰，闭上眼睛，听着第四协奏曲。她半蜷着躺在沙发里，身体很放松，一动不动。在她静止不动的脸上，嘴被压力勾勒出一种形状，一种用渴望的线条勾画的感性形状。

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眼睛，注意到了她掉在沙发下的报纸。她心不在焉地伸手去够，翻过那些乏味的大标题。报纸打开了，她看到一张自己认识的面孔和一个报道的题目，便猛地合上报纸，把它甩到一边。

那个面孔是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标题是说他到了纽约。是什么事？她想着。她不必去见他，她已经很多年没见到他了。

她坐在那里看着地上的报纸，别去读，她想，别去看。不过那张脸，她心想，没有改变。当一切都不复存在，面孔怎么能够依然如故呢？她但愿他们没有抓到一张他笑着的照片。那种笑容是不属于报纸的。那是一个可以洞察、知晓和创造存在的光辉的人所拥有的笑容，是一个才华出众的聪明头脑所拥有的那种愚弄、挑衅的笑容。别去读它，她想着，别在现在——别在这样的音乐里——哦，别在这样的音乐里！

她抓起报纸，打开了它。

报道上讲，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在他下榻的韦恩·福克兰酒店的套间接受了报界的采访。他说他来到纽约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位在幼兽俱乐部衣帽间工作的女孩，以及第三大道上牟氏糕点房的肝泥香肠。他对马上要开庭的吉尔伯特·维尔夫妇的离婚案无话可说。几个月前，有着贵族血统和非凡美貌的维尔夫人向她那位有名的年轻丈夫开了一枪，并公开宣称，她希望甩掉他是为了她的情人，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她向媒体透露了她秘密约会的细节，包括她曾在安第斯山的德安孔尼亚别墅度过了去年的新年前夜。她的丈夫大难不死，已经起诉离婚。而她也提出了诉讼，要求分得她丈夫万贯家财的一半，并要求她丈夫交代自己的私生活，因为据她说，与之相比，她的这点事就显得很无辜了。最近几个星期，所有这些都已经被报纸炒得沸沸扬扬，但记者提问时，德安孔尼亚先生对此却不置可否。他们问他是否会否认维尔夫人所说的那些事情，他回答道：“我从不否认任何事。”记者们对他忽然造访纽约大为惊讶，他们想，在这桩丑闻即将登上头版、造成轰动的当口，他是不会希望亲临此地的。但他们错了。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为他到来的原因又加上了一个注解，“我想亲眼看看这出闹剧。”

达格妮听凭报纸滑落到地板上，她弯着腰，头埋在手臂里，一动不动地这样坐着，但垂到她膝盖处的缕缕头发，却在不时地突然颤动。

哈利壮丽的音乐继续充斥着整个房间，穿透窗户的玻璃，飘扬到城市上空。她倾听着这音乐，这是她的追问，她的叫喊。

詹姆斯·塔格特环顾着他的公寓，不知道此时是什么时间，却懒得去找自己的手表。他穿着起皱的睡衣，坐在扶手椅里，光着脚，找拖鞋实在是太麻烦了。光线从灰蒙蒙的空中照进窗户，刺激着他依然蒙眬的睡眼。他感到了脑袋里面那块讨厌的沉重，即将要发作成头痛。他有点恼怒，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跑到了起居室，哦，对了，他记起来了，是来看时间的。

他把身体挪到扶手椅的一边，瞧见了远处楼顶的大钟，现在是中午十二时二十分。

从卧室开着的门那边，他听到了贝蒂·波普在浴室里刷牙的声音。她的腰带和其他的衣服都散落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腰带的粉色已经褪淡，上面的橡胶绳也裂开了。

“你快点，好不好？”他不耐烦地喊道，“我得穿衣服了。”

她没应声，她没关浴室的门，他可以听到漱口的声音。

我为什么要干这种事？他想到了昨晚，可是，寻找答案实在是太麻烦了。

贝蒂·波普拖着一件绸子的、带紫黄格的丑角一样的睡衣，慢腾腾地走进起居室。塔格特想，她穿睡衣可真难看，还是穿着骑马服、在报纸社会版里的照片要好看得多。她是那种瘦长的女人，全身的骨头和松散的关节活动起来都不流畅。她长相平平，面色不佳，脸上带着一种显贵家庭才有的颐指气使的无礼。

“噢，嗨！”她伸展着身体，随口说道，“吉姆，你的指甲钳呢？我要修一修脚指甲。”

“不知道。我现在头疼，你回家去弄吧。”

“你看上去情绪不高啊，”她无动于衷地说道，“迟钝得像个蜗牛。”

“你怎么不闭嘴？”

她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我不想回家，”她的语气中没有什么感情色彩，“我讨厌早晨，无所事事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下午我要去丽姿·布莱因那里吃下午茶。哦，或许会好玩，因为丽姿是个妖精。”她端起一个玻璃杯，吞下杯子里剩的饮料，“你为什么不叫人修修你的空调？屋子里有怪味。”

“你浴室用完了吧？我得去换衣服了，今天还有件要紧的事。”

“去吧，我不介意和你共用一间浴室，我讨厌被人催着。”

他刮脸的时候，看到她在敞开的浴室门前穿着衣服。她花了很久才束上皮带，系好吊袜带，穿上一件不好看、但很昂贵的斜纹呢套装。那件小丑一样的睡衣，是她看精明的时尚杂志广告后买来的，她知道，这就像制服一样，有些时候会用得着，并且她会忠实地在某种场合穿上它，然后扔掉。

他们的这种关系也是如此，没有激情和欲望，没有欢愉，甚至没有一点羞耻。对他们两人来说，性事既不是享乐也不是罪恶，没有任何意味。他们知道男人和女人应该是在一起睡的，因此他们便照办而已。

“吉姆，要不然今晚你带我去那家亚美尼亚餐馆吧？”她问道，“我喜欢吃烤串。”

“我不行，”他带着一脸肥皂沫，恼火地答道，“我今天还要忙很久。”

“你干吗不取消它呢？”

“什么？”

“管它是什么。”

“很重要，亲爱的，是我们的董事会议。”

“噢，别老闷在该死的铁路里。真枯燥。我讨厌生意人，他们太乏味了。”

他没吱声。

她狡黠地瞅了瞅他，懒洋洋的声调里有了一分活泼，“卓克·本森说你本来就不用在铁路上费什么劲，因为是你妹妹在管事。”

“哦，他这么说，是吗？”

“我觉得你妹妹糟糕透了，我觉得令人恶心——一个女人做起事来像脏猴子一样，而且到处摆出一副大老板的样子，太没女人味了。她以为她是谁呀？”

塔格特跨出浴室的门，倚着门框打量起贝蒂·波普。他的脸上暗含了一丝嘲讽和自信的笑容，心想，他们之间是有共同想法的。

“亲爱的，也许你有兴趣知道，”他说道，“我今天下午要让她摔个大跟头。”

“不会吧？”她兴趣上来了，“真的？”

“所以这个董事会议很重要。”

“你真的要把她踢出去？”

“不是，那样没必要，也不明智，我就是要让她难堪，这是我一直等着的机会。”

“你抓住她什么了？丑闻？”

“不不，你不会明白的。她这次是做得太过分了，会被一巴掌给打趴下的。她没和任何人商量，就耍了个无法被人原谅的花样。这是对我们邻国墨西哥的极其不尊重。董事会听到这个，就会针对业务部通过一两条新章程，再管她就会容易一点。”

“你是聪明的，吉姆。”她说道。

“我还是穿衣服吧，”他听起来很高兴，返回到洗手池旁边，又快活地说了句，“也许我今晚会带你出去，买些烧烤。”

电话响了起来。

他拿起话筒，接线员告诉他，是从墨西哥打来的长途。

电话中传来歇斯底里的声音，是他在墨西哥政界安排的耳目。

“我无能为力，吉姆！”那个声音上气不接下气地，“我无能为力呀！……我们事先没有得到警报，我向上帝发誓，没人起过疑心，没人发觉。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你不能怪我，吉姆，实在太突然了！法令是今天上午颁布的，就在五分钟之前，他们就这样对我们搞突然袭击，没有任何通知！墨西哥政府已经把圣塞巴斯帝安矿和圣塞巴斯帝安铁路收归国有了。”

“……因此，我可以请董事会的诸位放心，没有惊慌的必要。今天上午发生的事非常令人遗憾，但我有充分的信心——是基于我对华盛顿内部处理对外政策的了解的基础上——我们的政府会与墨西哥政府协商出一个公平的处理方案，我们将得到对我们财产的全部、公正的补偿。”

詹姆斯·塔格特站在长长的会议桌前，对董事会成员们讲话。他的声音明白无误，没有起伏，令人感到安全。

“然而，我要高兴地报告大家，我已经预料到了这种转变的可能，并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来保护塔格特泛陆运输的利益。几个月前，我指示业务部门把圣塞巴斯帝安铁路的日程削减到一天一班车次，并且把我们最好的动力机车、原料，连同每一件可以运走的设备，从那里撤了出来。墨西哥政府只能得到几节木制车厢和一台落伍过时的机车。我的决定挽救了公司的几百万美金——我会把确切的数字统计好以后发给你们。但我的确认为，股东们有理由希望那些在此项投资中未尽职守的人承担他们失职的后果。因此我建议，要求我们的经济顾问，当初提议修建圣塞巴斯帝安铁路的克莱伦斯·艾丁顿先生，以及我们驻墨西哥城的代表，茱斯·莫特先生，辞去他们的职务。”

大家围坐在会议桌旁听着，他们没有去想该做些什么，而是在盘算如何向他们所代表的股东们交代，塔格特的讲话简直是雪中送炭。

回办公室时，沃伦·伯伊勒正在等他。当周围只剩下他们俩的时候，塔格特的神态变了，他无力地倚着桌子，面孔下垂、苍白。

“嗯？”他问道。

伯伊勒无可奈何地摊开手，“我查过了，吉姆，显然没问题：德安孔尼亚在那些矿产当中自己损失了一千五百万。不，这不是编造出来的，他没有玩什么手腕，他把自己的钱投了进去，现在，他的这笔钱损失了。”

“那么，他想怎么办？”

“这个——我不知道，没人知道。”

“他不会甘心就让自己这么被抢了，对吧？他那么精明，不会吃这种亏的，他肯定还藏着什么。”

“我当然希望如此。”

“把世界上最老奸巨猾的骗子挑出来加在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他会对那些肮脏政客们的一纸法令束手无策吗？他手里肯定攥着他们的什么东西，最后他会说了算的，我们一定要盯紧了，跟住他。”

“那要看你的了，吉姆，你是他的朋友。”

“朋友个鬼，我恨他那副德性。”

他按下叫秘书的按钮，秘书张皇地走进来，看上去不太高兴。他很年轻，但他的苍白和上流社会的举止使他看上去要老很多。

“你帮我约好了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没有？”

“没有，先生。”

“可是，见鬼了，我告诉过你去打电话给——”

“我没办法，先生，我试过了。”

“那，就接着试。”

“我是说，我没办法约下来，塔格特先生。”

“为什么没办法？”

“他拒绝了。”

“你是说他拒绝见我？”

“是的，先生，我就是这意思。”

“他不肯见我？”

“对，先生，他不肯。”

“你是亲自和他说的吗？”

“不是，先生，我和他的秘书通的话。”

“他对你说什么了？他究竟说什么？”那个年轻人犹豫着，看起来更不高兴了。“他说了什么？”

“他说，德安孔尼亚先生说你令他厌烦，塔格特先生。”

他们通过的提议被称之为“反狗咬狗条例”。投票时，国家铁路联盟的成员们坐在深秋夜色渐浓的大厅内，谁也不看谁。

国家铁路联盟是自称为保护铁路工业的利益而成立的一个组织，这种保护是通过其共同的目的来发展合作的途径，通过它的成员保证他们的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工业的利益。整体利益则由成员的多数票决定，每个成员都要服从多数人做出的决定。

“相同行业或相同领域的成员应该团结在一起，”联盟的组织者们曾经说过，“我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利益，和同样的敌人。我们在相互对抗中耗费了自己的能量，而不是在世界面前表现出一致。如果劲往一处使，我们可以在一起共生共荣。”“这个联盟是组织起来对付谁呢？”一个怀疑者曾问过。回答是：“为什么这样问？它不是‘对付’任何人的，可是你如果愿意那样理解，它是对付运输的货主、供应生产商，或者任何想占我们便宜的人，任何一个联盟的成立又是为了对抗谁呢？”“这正是我想知道的。”那个怀疑的人说。

反狗咬狗条例在年度会议上被呈交给国家铁路联盟的全体成员投票表决，这是它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但所有成员都曾经听说过这个条例，私下里，它已经被讨论了很久，在最近几个月讨论得更加集中。坐在会议大厅内的人都是各个铁路公司的总裁，他们不喜欢反狗咬狗条例，希望永远不要提到它。不过，一旦提到了，他们就投了赞成票。

在投票前的讲话中，没有点到任何一家铁路公司的名字，发言涉及的都是公共事业。发言称，一旦公共事业面临运输短缺的威胁，铁路公司就会在“残忍的狗咬狗政策”下，使用恶性竞争来挤垮对方。在中止了铁路服务的困难地区存在的同时，也存在着在较大地区出现两家以上的铁路公司，争夺仅够维持一家的运输资源的情况。发言中说，在铁路资源匮乏的地区，新生的铁路公司有很大的机会，尽管这样的地方目前的确没有什么经济刺激，但是根据发言，作为一个有公众精神的铁路，应该承担起为挣扎的居民提供运输的责任，因为铁路的首要目的是公共服务，而不是利润。

随后，发言讲道，大型的、已具规模的铁路系统是公共事业的根本，一个系统的垮台将是全国性的灾难。如果这样一个系统在公共事业的精神下为国际友谊做出了贡献，却承受着巨大的亏损，它有资格接受大家的支持，以帮它挺过打击。

没有提到任何一家公司的名字。但是，当会议主席举起了他的手，郑重地发出投票的信号时，大家全都看着凤凰·杜兰戈的总裁，丹·康维。

只有五个反对者投票否决，然而，在主席宣布这个措施获得通过时，却没有欢呼，没有赞许的声音，没有动作，只有沉重的寂静。直到最后一分钟，每个人都在盼望着能有谁挽救发生的一切。

反狗咬狗条例被形容为一种“自愿的自我约束”措施，意在“更好地执行”国家立法机构早已通过的法律。条例提出，国家铁路联盟的成员禁止从事属于“破坏性竞争”的活动；只允许一家铁路公司在被宣布为限制的地区经营；在此类地区，已在那里经营时间最久的公司将得到特权，可以采用不公平竞争侵犯该领域的新来者，后者将在接到命令后九个月内取消经营资格；国家铁路联盟的执行董事会有权自行决定何处为限制地区。

会议休会时，人们都急着离开，没有私下的交流，没有朋友间的闲聊和交际，大厅少见地在极短的时间内便空空如也，没人搭理或是看一眼丹·康维。

在门厅里，詹姆斯·塔格特碰到了沃伦·伯伊勒。他们并没有事先约好，但塔格特看到了大理石墙壁映衬下的那个庞大的身影，连脸都不用看就知道是伯伊勒。他们走向对方，伯伊勒脸上带着比平时更少的欣慰，说道：“我干完了，现在看你的了，吉姆。”“你不必来这里的，为什么要来？”塔格特闷闷不乐地说。“哦，就是觉得有意思。”伯伊勒答道。

丹·康维坐在空空的座位中间，一直到打扫卫生的女清洁工来清理大厅。她招呼他时，他顺从地站了起来，拖着脚步走到门口。在走道上经过她时，他从兜里摸出五块钱，默默而和缓地递了过去，并没有去看对方的脸。他似乎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好像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需要慷慨地付了小费才能离开的地方。

达格妮正坐在办公桌前，忽然，她的屋门猛地开了，詹姆斯·塔格特冲了进来。他还是头一回用这种方式进来，一脸兴奋。

自从圣塞巴斯帝安铁路线被国有化以后，她还没见过他。他既没有找她谈论此事，她也没有对此再说些什么。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她是对的，因此她觉得没有必要再去评论，那种一半出于礼貌、一半出于怜悯的感觉，使她没有去对他说应该从此事得到些什么结论。无论如何，他只能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她听说了他在董事会议上的讲话，只是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膀，感到很好笑。不管他有什么目的，如果她的成绩能被肯定，那么从现在开始，即使不为别的，就是为他自己他也会放手让她去干了。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只有你才能为铁路做点什么？”

她迷惑不解地看着他。他的语调高昂，站在她的办公桌前，兴奋得浑身紧张。

“所以你觉得我毁了公司，对不对？”他喊道，“只有你才是我们唯一的救星？觉得我没办法弥补在墨西哥的损失了？”

她缓缓地问道：“你想干什么？”

“我想告诉你些消息。还记得几个月前我说过的那个铁路联盟的反狗咬狗提议么？你不喜欢这个主张，你一点也不喜欢。”

“我记得，怎么了？”

“它已经被通过了。”

“什么被通过了？”

“反狗咬狗条例。就是几分钟前在会上通过的。从现在起，九个月后，科罗拉多就不再有凤凰·杜兰戈铁路公司啦！”

她惊得跳了起来，把桌上的玻璃烟灰缸撞翻到了地上。

“你这个老恶棍！”

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脸上带着笑。

她清楚，自己正在他的面前无力地发抖，这是他最欣赏的一幕，她对此却并不在乎。然后她看到了他在笑——忽然间，令人丧失理智的愤怒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变得毫无感觉。她用一种冷酷、客观的好奇审视着那个笑容。

他们站在那里对峙。他看起来就像是第一次他不再惧怕她。他洋洋得意。这件事对他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击垮一个竞争对手，这次，他不是战胜了丹·康维，而是战胜了她。她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或者是通过什么方式，但她很肯定地感到他已经明白了这一点。

一个念头忽然闪了出来，就在这里，在她的面前，在詹姆斯·塔格特和那个使他笑起来的东西里面，藏着一个她从未起过疑心的秘密，明白和清楚这一点对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她急急地跑到衣橱前，一把抓过自己的大衣。

“你去哪儿？”塔格特的声调低了下来，听上去很失望，并有些不安。

她没有回答，冲出了办公室。

“丹，你必须和他们斗下去，我会帮你，会尽一切力量来帮你。”

丹·康维摇了摇头。

他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摆了一个大大的空白记事簿，已经有些褪色了，屋子的角落里有一点黯淡的灯光。达格妮直接奔到了凤凰·杜兰戈在城里的办事处，康维就在那里，从她来时一直坐到现在。看到她进来，他笑着说：“有意思，我想过你会来的。”他的语调柔和而冰冷。他们彼此并不熟悉，但在科罗拉多见过几次面。

“不，”他回答说，“没有用。”

“你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你签了的那个联盟协议？那不会算数的，这是赤裸裸的盘剥，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如果吉姆想拿强盗惯用的‘公共事业’口号当幌子，我会在法庭上作证，塔格特泛陆运输不足以应付科罗拉多的交通需求。如果法庭做出对你不利的裁决，你可以上诉，在今后的十年不断地上诉。”

“是的，”他说，“我可以……我不敢肯定我会赢，但我可以那样去做，然后在铁路业多维持几年，可是……不，无论会怎样，我想的不是法律问题，不是这个问题。”

“那是什么？”

“我不想斗下去了，达格妮。”

她不敢相信地看着他，她可以确定的是，他以前从没说出过这样一句话。人活了半辈子，是不可能再退回去的。

丹·康维年近五十，他的脸一点不像一个公司的总裁，却像强悍的货车司机那样，方方正正、倔强而迟钝，像一个斗士那样，有着年轻的、褐色的皮肤，和花白的头发。他接手了亚利桑那一家摇摇欲坠的小铁路公司，当时的纯收入甚至比不过一家经营良好的杂货店。他把它造就成了西南最好的铁路。他沉默寡言，看书不多，从没上过大学，除了对一件事，他对人类所努力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他对人们所说的文化没有任何感觉。但是，他懂铁路。

“你为什么不想斗争下去？”

“因为他们有权力那样做。”

“丹，”她问道，“你是不是昏头了？”

“我这辈子，从没食言过，”他闷声说道，“我不在乎法庭怎么决定，我保证过要服从大多数人，必须说到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