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rowed Time2（1/2）

“‘凤梨’不会在我们运送途中爆炸吧？”我在朦胧中听到这句话，我本来还以为自己在作梦，但稍一定神，我才发觉这是现实。声音是从墙壁后传过来的。

今天早上，何先生新订的冰箱送到士多，我们七手八脚把旧冰箱里的啤酒汽水换到新冰箱，然后我用手推车将旧冰箱送到五个街口外的夜冷店卖掉，我把卖冰箱的钱给何先生后，他说他下午一个人顾店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上午顶着大太阳跑来跑去，似乎有点累，他着我回家休息一下。难得何先生这么体恤，我便恭敬不如从命，午饭后回到房间睡午觉。

然后我被那句话吵醒了。

我瞧了闹钟一眼，时间是下午两点十分，我睡了一个钟头。哪才说话的，应该是那个劝我加入左派的苏松，他的声音有点尖，很好认。不过墙壁后的房间明明属于那位元失业记者杜自强，为什么他在杜先生的房间里？

“苏先生，你别这么大声，万一被人听到……”这回说话的好像是杜自强。

“老何的老婆刚才出去了，老何和隔壁那两兄弟也在上班，咱们谈大计没人会听到啦。”苏松回答。平时这个时间我都在顾店或当跑腿，只是今天巧合地提早回来。

“就算被人听到又如何？我们堂堂中华儿女，以崇高的革命精神办事，不惜抛头颅洒熟血，即使事败，英帝国主义终有一天屈服在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之下……”说话的男人嗓门很大，虽然我看不到，也能想像到他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如果我没记错，这人应该是苏松的“同志”，一个叫郑天生的青年。苏先生曾介绍我们认识，说他也是被纺织厂辞退的工人之一。

“阿郑，话倒不是这样说，英帝奸狡，我们要小心行事，别给敌人有机可乘。”这声音我从没听过。

“邹师傅说得对，我们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苏松说，那个邹师傅是谁我完全摸不著头脑，不过听他语气，应该是其他三人的“领导”。

“总之阿杜和阿苏从北角出发，我会在这个据点等候。”姓邹的说。“会合之后，我们便依计行事，完成后立即在佐敦道码头解散。”

“执行细节如何？”是苏松的声音。

“你跟阿杜做饵，由我动手。”

“邹师傅，你一句‘做饵’说得简单，但我们毫无头绪啊。”

“到时见步走步，实际情况我也说不上来。”邹师傅说：“我只要半分钟就好，这不算难吧。”

“但我们真的能如此简单得手吗？一号不易对付吧……”

“阿杜，你放心，我再三确认了，目标比想像中脆弱，那是盲点，白皮猪不会料到我们走这一步棋，到炸弹爆炸时，一定目瞪口呆，惊讶于中国人的智慧，震慑英帝国。”

?夜冷：即买卖二手货品的商店，语源葡萄牙文leio ，意即“拍卖“，经过厦门及汕头等地的方言，传到广州时音变成”夜冷”。

这一刻，我才赫然察觉我听到不得了的事情。邻房的四个人，大概在策画炸弹袭击。虽然天气很热，但我冷汗直冒，不敢移动身子半分，怕老旧的床会发出声音。我连呼吸都尽量放轻，万一他们发现我听到他们的计画，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以民族大义之名杀人灭口。

“另一方面便要看阿郑了。”苏松说。他的声音比之前小，我想他之前说话时靠在墙边，现在走开了。

“毛主席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时时刻刻铭记于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狠狠给敌人迎头痛击，捍卫毛泽东思想，坚持斗争。”

“阿郑你放心，事成之后，领导不会亏待你。”

“奖赏于我若浮云，哪怕被法西斯逼死，我都会斗争到底。”

“说得好，阿郑真是我们爱国同胞的榜样。”

“可是……”是杜自强的声音，“我想说，放炸弹真的好吗？万一伤害到平民百姓……”

“阿杜，你这话便说错了。”苏松说：“帝国主义如此欺侮我们，我们以炸弹还击，不过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对：来而不往非礼也‘’白皮猪用子弹射杀我们的同胞，诬陷无辜者暴乱伤人，对付我们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以‘凤梨’对抗，还不及那些法西斯暴虐手段的十介之一。我们放炸弹不是为了伤人，而是要瘫痪港英军警，这是聪明的游击战略。如果我们真的要杀害平民，我们为什么要在炸弹旁写上‘同胞勿近’？”邹师傅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阿杜，你忘了领导们的最高指示吗？如果牺牲几个平民，换来英帝投降，那些平民的死便十分值得了，他们可不是白白牺牲，是用血汗令祖国大胜一场，是为了同胞、为了国家捐躯啊！”这次说话的是嗓子大的郑天生。

“对耶。你想想被白皮猪枪杀的蔡南，想想在警署里被活活打死的徐田波，我们不反抗，说不定下一个死的便是你或我。”苏松接着说。

“可是……”

“不要可是了。阿杜，你自己也曾亲身经历报馆被查封，那些黄皮狗肆无忌惮闯入报馆，殴打记者，安插罪名，难道你没半点愤怒，不想报一箭之仇吗？”

“你说得没错……”

他们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将杜自强的意见压下去。

“总之，后天便是第一波行动，”邹师傅说：“当第一声炮响，震得港英心惊肉颤，我们大后天、大大后天的第二波、第三波行动便能叫英帝屈服。澳葡已经认输，港英的末日还会远吗？”

澳门去年十二月发生警民冲突，澳葡政府实行戒严，警方枪杀多名华人市民，广东省政府抗议，多番谈判后，葡国向包括中方的华人各界“道歉、认罪和赔款”，这应该给左派打了一支强心针，既然澳门的华人能够成功“反葡抗暴”，英国人败阵自是指日可待。

“阿苏、阿杜，我们今天解散后，便不要联络，直至后天开始任务，”姓都的继槙说：“有必要时，我们以阿杜的房间做基地，我家已被黄皮狗盯上，不甚安全。”

“反正邹师傅住得近，互相照应也容易。”苏松笑着说：“你别给黄皮狗跟踪到这里来便行了。”

“哈，我才不会这么大意！”墙后传来邹师傅的笑声，“你不如担心一下自己会不会在行动前惹上黄皮狗吧！”

“哼，我总有一天要牠们夹着尾巴逃，再把牠们弄成狗肉锅！”郑天生骂道。

“既然各人也明白任务，我们今天便散吧，这儿有些特别任务赞，你们拿去，这两天找点好的吃，喝喝酒壮壮胆。阿郑，辛苦你啦。”

“邹师傅，不跟我们一起吃饭吗？”

“我跟你们一起，怕连累你们。我先走一步，你们最好多待一阵子才出去吧，万一被人看到，也可以跟我撇清关系。”

“好，好，邹师傅，后天见。”那是苏松的声音，墙后还传来开门声。我悄悄地离开卧床，将耳朵贴在房门上，听到杜自强他们三人跟邹师傅道别。板问房跟客厅之间的木板墙顶都有通风窗，门板上有毛玻璃，我只能蹲在房门旁，以免他们从玻璃上看到人影晃动。他们三人之后没有回房间，在客厅中闲聊，在讨论哪一间茶馆便宜又好吃，半个钟头后，三人也离开外出。

直到他们离开，我才松一口气。

我想，我没有被他们发现吧。我谨慎地打开房门，探头察看，确认房子里只有我一人后，才急步到厕所小解。我憋尿憋了很久，差点想找个瓶子解决。

回到房间，我仔细思考刚才听到的对话。如果现在杜自强或苏松回来，我可以辩称刚回家，他们该不会起疑：可是，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处理那些“机密情报”。

那个姓邹的，听声音似有四、五十岁，可能是某个工会的干部，杜自强、苏松和郑天生只有二十多岁，满腔热血，对现况的愤怒无处宣泄，正好是左派渴求的人，或者他们的理念正确，出发点纯粹是为了抵抗社会的不公义，但用上炸弹，便是愚蠢的行为。邹师傅的话说得铿锵有声，可是，依我看，苏松他们跟他们口中的“黄皮狗”差不多，一样是“消耗品”。

权力便是这样一回事，在高位的，拿理想，信念、金钱作为诱饵，叫下方的卖命，人不是想找个伟大的目标生存，便是追求安稳的生活，只要提供足够的诱因，便甘愿为奴为仆，如果我跟姓苏的这样说，他一定会痛斥我被法西斯荼毒，伟大的党和祖国才不会把他们这些爱国同胞置诸不理，但我敢写包票，他这些小角色只会被人遗忘，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假如英国人最后没撤退，那些被港英政府关进监狱的人，出狱后大概会一时被左派追捧成“不屈的战士”，但长远而言，他们会被照顾、安顿生活吗？我很怀疑。这些小角色愈多，便愈不受重视，你以为自己放一次炸弹，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却不知道跟你一样的死士有上百上千个。

因为现实中，权力和财富永远只握在一小撮人的手里。

晚上，我跟杜自强和苏松碰面，苏松的态度和平时没分别，一见面便游说我加入“工会”，不过杜自强显得比平常拘谨。何先生夫妇似乎没察觉异样，而我没有跟大哥提起事件，虽然告诉他，他或者能替我分担一下，但秘密一旦说出口便不再是秘密。这一夜我睡得不好，一想到苏松他们的“行动”，我便思潮起伏，惴惴不安。

翌日，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房东的士多工作。纵使换了新冰箱，街头仍旧冷清，行人稀少，顾客自然不多。何先生坐在柜台后读报，我则坐在门口旁，一边搧著扇子，一边听着收音机广播。电台中那位播音员再次大骂“左仔”搞乱社会秩序，是“无耻无良、下流贱格”之徒，语气刻薄幽默，极尽讥讽之能事。我一笑置之，但对左派来说相当刺耳吧。

大约十一点时，一个男人走近。我觉得他有点脸熟，细想一下，发觉他便是我昨天听到的声音的主人之一——他是苏松的同伴郑天生。

“一瓶可乐。”他放下四毫，说。

毫：港币一毫即一角（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