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鞭打（1/2）

1890年，一位名叫普罗霍罗夫的逃亡苦役犯在试图越过萨哈林岛和大陆之间的涅韦尔斯科伊海峡时被抓获了。一年前，他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附近谋杀了一个哥萨克人和他的两个孙女，因而被判处受九十下鞭打，但因为记录方面的错误，他当年逃过了这个惩罚。安东·契诃夫在广受欢迎的月刊《俄国思想》中向读者描述了随后的鞭打场面：

最后，普罗霍罗夫被绑了起来。行刑者拿起带有三个分叉的鞭子，然后毫不匆忙地将鞭子捋平。

“准备——受住！”他并不是很大声地说道，然后他打出了第一下，他当时没有摆动自己的胳膊，就好像只是在测量他的长度。

“一下！”监刑者用类似教堂司事的声音说道。

一开始，普罗霍罗夫默不作声，甚至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变化；但是现在一阵剧痛传至全身，他发出了声音——不是大声喊叫，而是尖声长叫。

“两下！”监刑者喊道。

行刑者站在侧边，用一种可以让鞭子落到全身的方式鞭打。每鞭打五下，他就慢慢地走到另一边，让自己休息半分钟。普罗霍罗夫的头发粘到了眉毛上，脖子肿了起来；经过五或十下鞭打后，仍带有之前的鞭打留下的鞭痕的身体已经变成深红色和深蓝色；每一下鞭打，皮肤都会裂开。

“阁下！”在尖叫和哭泣声中，我们听到这样的喊声。“阁下！请仁慈，阁下！”

后来，经过二十下或三十下鞭打后，普罗霍罗夫似乎发出了一种仪式性的哀叹，好像喝醉了，或者确切地说好像他已经神志不清：

“我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不幸之人，我已经到了最底层，我，我就是这个样子……只是我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现在普罗霍罗夫奇怪地伸出脖子，发出干呕声……他没有说出一个字，只是吼叫着、喘着气；看来好像自从惩罚开始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世，但监刑者只是喊着：“四十二！四十三！”……

终于打到了九十下。他们迅速解开普罗霍罗夫的手脚，扶他站起来。他身上被打到的地方因为青肿而呈深蓝、深红色，而且正在流血。他的牙齿在打战，脸上又黄又湿，眼神迷离。给他喝药时，他抽搐地咬着玻璃杯……他们打湿了他的头，然后把他带到了医务室。

“那是因为谋杀罪——还有部分特别的原因是逃跑。”在我们回家时，他们向我解释道。1

肉刑巩固着刑罚定居点的权力和威信体系，官员们实施肉刑，是为了使罪犯顺从、服从。不过，像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这种暴力行径不利于国家的殖民计划。鞭打和殴打不是训导和改造的有效手段，而是野蛮的惩罚武器。肉刑使得已经十分暴力的罪犯变得更加残忍，甚至赋予了少数失去人性的人地位和权力。在成功逃跑或完成了自己的苦役刑期后，那些背后伤痕累累的人常常残暴地对待他们在西伯利亚城镇和村庄中遇到的无辜民众。到了19世纪中期，西伯利亚的高级官员和受过教育的观察者对肉刑的作用表示了沉重的担忧。

肉刑也成了公众激烈讨论的话题。1863年，殴打在俄罗斯帝国的其他地方已被大大减少，但它仍然是当局在西伯利亚的一种惩罚手段，直至1917年流放制度崩溃。在带有可疑动机的不可靠之人的掌控下，鞭子、镣铐和牢房不像是训导工具，而更像是俄语词语“пpon3вoл”（专制独裁）的意味。这个词表示不受法律和司法约束的专制权力，从19世纪中叶以来，流放者、观察者等人在批评流放官员的非法权力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个词语。对许多旁观者来说，西伯利亚流放者遭受的惩罚是俄国的残酷和落后的可耻象征，凸显了沙皇俄国的专横。2

西伯利亚监狱和刑罚定居点的警卫和看守在面对罪犯时配备着一系列武器。最具震慑力的是皮鞭，这是一种生牛皮鞭子，被一个铜环连到编结而成的皮质鞭子（近一米长）上，皮质鞭子又被安在长长的木柄上。当熟练的行刑者用力挥舞皮鞭时，每一下抽打都能揭掉受刑者的一层皮，所以皮鞭会把他们的后背撕裂。而且，皮鞭经常是致命的。沙皇当局认为，皮鞭的众多优点之一，就是在罪犯背部留下很深且永久性的疤痕。皮鞭不仅仅是一种有效和必要的惩罚工具，如果一名苦役犯逃走并被重新抓获，皮鞭伤痕也便于确定其逃犯身份。3

排在疼痛等级第二位的，是鞭子（sh）。鞭子有一个木手柄，连着一管约25厘米长的生牛皮，牛皮条套在一个金属环里，伸出来的部分是两条长长的编结起来的生牛皮鞭梢，越往末梢越细。这是一种可怕的工具，有经验的行刑者用它鞭打两三下，就可使罪犯失去知觉。最后是桦树条，由细细的软树条制成。每根桦树条长1米，为了确保打在受刑者身上足够疼，桦树条既不能太鲜嫩，也不能太干。因此，它们通常储存在潮湿的地方，10或15根捆成一把，每根桦树条都能用上10次，用完10次后就不能用了。4

鞭打和殴打是缝合起流放制度的权威和控制力这块织物的碎布，但是它们自己开始磨损得越来越厉害。早在19世纪20年代，现代化主义者提出，俄罗斯帝国不应该被其他欧洲国家的刑罚改革落下，在此压力之下，尼古拉一世的政府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国家看到了人们越来越关注殴打的野蛮性；另一方面又害怕废除殴打会剥夺当局必要的惩罚和威慑手段。尼古拉一世的政府想要保持鞭刑的震慑作用，但越来越厌恶因鞭刑而死的人数，于是政府在1830年悄悄把鞭打次数的上限定为50下。参政院在1832年规定，医生应该在最严厉的鞭笞现场坐镇，以防止出现意外的死亡。他们的任务是，当发现罪犯被打得奄奄一息时，他们立刻进行干预并叫停行刑。但这样的打断只是给罪犯换取了暂缓处罚，而不是缓刑。罪犯被带到了医院，获准进行康复治疗；罪犯背上的伤口得到了愈合的时间。之后他会被带出来继续挨鞭子。医生经常同情罪犯，而且是肉刑的反对者，他们会就为什么不能进行鞭打或者至少为什么要减少鞭打次数编造医学理由。5

鞭刑的致命性残忍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安，1845年的刑法典废除了俄国欧洲部分的鞭刑。然而，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流放者以及由他们带来的愈演愈烈的混乱，西伯利亚官员认为，对惯犯的惩罚不能放松。他们声称，鞭子对于那些怙恶不悛的罪犯来说太仁慈了，而“桦树条吓不到罪犯……一家之主、村里的长者和家中的父亲都经常使用这种工具。人们会在挨罚时哭泣，但在受完罚后，便会嘲笑桦树条。［桦树条］既无法处罚罪行严重、积习难改的犯罪分子，也不能为其他人带来震慑”。鉴于俄国社会广泛使用肉刑，西伯利亚当局认为，对初犯免除鞭刑是一回事，但彻底让他免于鞭刑将“危及国家安全”。如果鞭刑要在1845年的刑法典中被废除，那么当局需要保留某种同样可怕的惩罚措施，即夹道鞭笞，在实施这种惩罚时，罪犯要在两列士兵之间跑过，每个士兵都手拿桦树条，在罪犯跑过时便抽打他一下。6

最终，当然是流放当局掌握着死刑。自从1753年伊丽莎白女皇在形式上废除死刑以来，死刑仍然在权宜之时会被军事法庭使用。即便如此，在1828年十二月党人伊万·苏希诺夫被指称的叛乱之后，涅尔琴斯克矿区的负责人要求获得对威胁着警卫和官员的暴力苦役犯实施死刑的更广泛权力。7 1833年，尼古拉一世规定，如果苦役犯原来的刑期已达十年或以上且他们在流放时犯下了更为严重的罪行，那么西伯利亚的总督可以将他们处死。正式地说，这样的罪犯之所以活着，只是因为宽宏大量的君主把他们从绞刑架上救了下来。因此在判处他们死刑时，沙皇只是撤销了原先的宽赦。8

在理论上，西伯利亚的警卫、监督人和官员所掌握的惩罚武器既是一个严肃的司法工具，也是训导流放者的必要手段。在实践中，这套武器很少公正地根据法律执行。正如契诃夫在萨哈林观察到的那样，下令鞭打罪犯的权力也代表着一个人在营地管理机构中的地位：

一名罪犯通常会被用桦树条抽打三十至一百下。这并不取决于罪行，而取决于是谁下达的惩罚命令，是地区总督还是监狱总督；前者有权命令鞭打一百下，后者最多三十下。监狱总督总是谨慎地判定鞭打三十下，当他在某些时候暂行总督职责时，他会立即将其通常的配额提高到一百下，好像这一百下鞭打是他的新权威不可或缺的象征。9

营地看守可以因为非常轻微的违规现象自行下令鞭打罪犯。萨哈林岛上的医生尼古拉·洛巴斯亲眼看见过警卫“用顺手拿到的任何东西”殴打犯人，而且他“不无惊奇地发现，事实上，肉刑有助于腐化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且愚昧无知的人，比如大多数萨哈林岛监狱看守”10 。契诃夫发现，苦役犯会遭到三十至一百下桦树条鞭打，如果他们“没有完成日常的劳动任务（例如，如果一个鞋匠没有按要求缝完三双女鞋，他们就会鞭打他）、醉酒、粗鲁、不服从……如果二三十名工人没有完成一项任务，他们就会鞭打所有这二三十人”。甚至连抱怨监狱条件、滥用权力和不公正的殴打也是有风险的。鞭子和桦树条也会用来让那些令人生厌的罪犯闭嘴，正如萨哈林岛上的一位官员吹嘘的：

罪犯们，特别是那些戴着镣铐的罪犯，喜欢提交各种荒谬的请愿书。我被指派到这里后，在我第一次在监狱巡视时，大约五十封请愿书交到了我手中。我收下了它们，但向那些请愿者宣布，那些提交了不值得关注的请愿书的人会被鞭打。只有两份请愿书值得考虑，其余的都是垃圾。我下令鞭打四十七个人。从那以后，下一次有二十五份请愿书递过来，之后每次都在越来越少，现在他们再也没有给我送上任何请愿书。我给了他们一个教训。11

在流放地的惩罚，往往是在调查流放者的罪行期间便开始实施，而不是在调查之后实施。萨哈林岛的指挥官承认，调查常常在没有足够根据的情况下开始，过程既松懈又笨拙，而且犯人会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拘留。如果某个定居流放者在岛上被谋杀，就会有一个嫌疑人被关进牢房里，戴上镣铐，每隔三天才能吃上一顿热饭，并被告知将遭受一百下桦树条鞭打。他将“一直这样，待在黑暗中，半饥半饱，惊惧不安，直到他认罪”12 。

营地监督人经常充当着小暴君，其中有些人就像他们看管的罪犯一样残忍。鄂木斯克刑罚堡的负责人是臭名昭著的克里夫佐夫少校，他向两百人发挥着近乎无限的权力。13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的同伴波兰人希蒙·托卡热夫斯基描述了克里夫佐夫随意使用肉刑的情况：

靠右侧睡觉就足以让一个人被判处挨“枝条”［桦树条］。是的，这不是一个笑话，这是千真万确的！［克里夫佐夫］经常在晚上闯入营房，所有在木板床上靠右侧睡的人都被鞭打了。他说基督总是靠左侧睡，以证明这一惩罚的正当性；因此每个人都需要遵照他的榜样。14

克里夫佐夫也喜欢为难个别囚犯。托卡热夫斯基的同志阿洛伊齐·米列茨基是1846年第一个抵达鄂木斯克的波兰政治犯，因为参与阴谋活动，被判处由五百名士兵夹道鞭笞，并服十年苦役，在同志们到来之前，米列茨基在这个要塞待了一整年。在这段时期，克里夫佐夫夺走了他的一切，还曾用桦树条鞭打了他一百下。克里夫佐夫随后将米列茨基分配到营房中最低的岗位，即负责搬运便桶、打理粪坑的遭欺压的囚犯（пapaшhnk）。有时候，米列茨基被要求顺着一根绳子下到粪坑里。由于他所从事的工作，他失去了嗅觉。15 尽管托卡热夫斯基对鄂木斯克的普通罪犯深感蔑视，但他觉得他们被克里夫佐夫这样的人管制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一个聪明、报复心重的伪君子，一个行为卑劣至极的人，一个堕落的人，一个赌徒和一个醉汉——总而言之，他是邪恶的化身……他的任务是在道德和习惯方面纠正那些除了满足自己的动物本能没有其他任何想法的人。16

对鞭子和桦树条喜闻乐见的不仅是营地警卫。契诃夫曾在萨哈林岛遇到过一个医疗助理，他醉心于鞭打场景：“我喜欢看他们受罚，”他兴奋地说，“……我喜欢这种场景！他们是恶棍、流氓……他们应该被绞死！”有位年长的监狱总督会对挨鞭子的罪犯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为什么大喊大叫？这没什么，没什么，受着吧！痛打他，痛打他！使劲打他！”17

在监督人可以免责的环境中，施虐的冲动不仅会伸向罪犯，甚至还会伸向本身没有任何过错的家属。卡拉金矿的监督人杰米多夫揭发了一名苦役犯犯下的谋杀罪行。为了强迫嫌疑人完全供认，杰米多夫命令行刑者先是折磨他的妻子——自愿随丈夫流放的自由妇女，然后是他的女儿。这个11岁的女孩被吊了起来，行刑者用桦树条从头到脚地打她；当这个孩子乞求喝点东西时，他们只给了她咸鱼。如果不是行刑者最后拒绝再殴打这个女孩，酷刑还会持续下去。回忆录中充斥此类残暴的故事，它们在流放系统的黑暗角落中非常盛行。18

如果说权威和暴政在西伯利亚几乎难以分辨，那么实施公开的惩罚却有一定的逻辑。刑罚定居点的频繁逃跑、谋杀和骚乱都是当局对他们的罪犯监管不力的证据。内政部官员瓦西里·弗拉索夫认为，残酷的事件往往是警卫和监督人自己的脆弱感造成的。由于人员和装备不足，当局有时会公开展示残酷的惩罚，以使罪犯守规矩。19世纪60年代，萨哈林岛杜尔驻地定居点的负责人尼古拉耶夫是一名前农奴，后升至少校。尼古拉耶夫是惩罚领域的创新者。罪犯们原本在木板上滚动木桶来运煤，但他发现了木桶的其他用法。他会强迫犯下某种罪行的罪犯自己进入木桶中，然后让他们滚至岸边：“让他们用力滚上大概一个小时，在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前，他们会像羔羊一样温顺！” 19

在这些暴力的对抗中，罪犯并不总是处于下风。蓄意谋杀官员的举动似乎随处都可能爆发。1882年，萨哈林岛季莫夫斯克监狱的看守安东·杰尔宾与在面包房里工作的苦役犯伊万·库德里亚舍夫吵了起来。库德里亚舍夫辱骂了杰尔宾，于是杰尔宾走向前，打了这名罪犯的脸。随后，库德里亚舍夫扑向杰尔宾，抓住他的衣领，大声喊道：“你不能这样对我！”他把这名官员摔到地上，抓起一把小刀，开始不断地刺向他的胸口、腹部和大腿。听到杰尔宾的哭喊声后，警卫赶到了现场，正好看到库德里亚舍夫站在杰尔宾身旁，手里拿着小刀。他宣称：“我准备好了！”面包房里的另外4名苦役犯并没有设法去救杰尔宾，几分钟后，他就因伤死去了。库德里亚舍夫被收押，以待受审，他“平静，清醒，展现出了他所有的智慧”。军事法庭认定他犯有谋杀罪，后对他处以绞刑。20

在决定着鞭打的严重程度的诸多因素中，没有什么比行刑者本人的工作热情更加重要。在涉及鞭打时，行刑者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许多情况下，他对受刑的流放者有着生死大权。和流放制度的很多其他方面一样，国家用来规范罪犯所受惩罚的法律，经历了一系列以贿赂和腐败为基础的非正式算计和惯例。惩罚和宽赦也可以出售。

行刑者其实难以招募到。国家倾向于让自由劳动者承担这项工作，但志愿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非常少，政府不得不征募本身就要受鞭打刑罚的流放者或苦役犯做这份工作。一项交易达成了：如果流放者同意担任行刑者，那么他自己的惩罚可以免除。有些人没有被强迫，而是确实喜欢这项工作。行刑者每年可以获得两300卢布，这是一笔相对大方的收入，而且他们的生活津贴是苦役犯的两倍。然而，他们真正的收入来源是他们收取的贿赂，为了让他们在鞭打时手下留情，罪犯会塞钱给他们。罪犯公社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与行刑者达成此类交易。出自公共基金的钱财可以买来仁慈而不是残忍的鞭打，公社通常会为此留出30％的收入。一般来说，公社会让行刑者所有的要求得到满足：如果他需要一件新外套或一双新靴子，他们会给他准备好；如果他想要喝酒，他想要多少伏特加就会得到多少。然而，其他苦役犯对他持续的厌恶抵消了这项工作的这些额外收入。21

然而，达成的交易仍然需要行刑者做出一种微妙的平衡处理。一方面，他需要满足他和个别罪犯达成的条款（这些条款以公社的监督为支撑）。如果没有这么做，那么行刑者自己极易受到狱友的报复。另一方面，行刑者永远不会真的轻饶受刑者；如果他那么做了，他自己的后背就会因此而付出代价。民族志学者和记者尼古拉·亚德林采夫听说，叶尼塞斯克城的一个行刑者总是算计错误，所以遭受了“可怕的折磨，因为有非常强健的体格，他才活了下来”。警察局长曾要求实施一次特别严厉的惩罚，但这个行刑者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使罪犯满意，因此鞭打时下手较轻。结果，在鞭打完罪犯之后，这个可怜的人自己也不得不受到同样的惩罚。他遭到了痛打，一度被关进监狱里，狱中的罪犯把他灌醉了，所以他欠他们的债又多了一重。当他再次被叫去鞭打罪犯时，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宽厚地回报他们，所以他自己再一次遭受了处罚。其他的罪犯对这个行刑者的慷慨感到惊讶，长久地记着“他们的英雄和恩人”22 。

大多数行刑者本人曾经遭受过残酷的鞭打，所以他们对自己手下的受害者几乎没有什么同情心。许多人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了野蛮的乐趣。科姆列夫就是个这样的行刑者，他在萨哈林岛上接受了残酷的学徒培训。他原本因为武装抢劫被判服20年苦役，于1877年被发现试图逃离该岛，因而被判处鞭打96下，苦役刑期延长20年。在监狱等待判决时，他应征充当萨哈林岛负担过重的“名人”行刑者捷尔斯基的助手。然而，科姆列夫在1889年再次试图逃跑，被抓到后，他要再被鞭打45下，在现有的40年刑期上再加15年，捷尔斯基负责鞭打他，他说道：“躺下，我的徒弟，我来告诉你怎么下手鞭打。”科姆列夫后来告诉记者弗拉斯·多罗舍维奇：“从那以后我的身体一直在溃烂。”多罗舍维奇证实，他的身体看起来好像被烙铁烫过。“看着非常吓人。他身上的一些地方覆盖着白色的疤痕；另一些地方覆盖着很红的鞭痕。”科姆列夫向多罗舍维奇展示，如果遭到挤压，“这些鞭痕会破裂，流出白色的脓液”。

一次，罪犯为减轻鞭打而向捷尔斯基行贿时，捷尔斯基被抓住了，他被判处用桦树条鞭打200下，这次轮到科姆列夫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了：“‘你教过我如何使用鞭子，现在我来告诉你用桦树条可以做什么。’……比起科姆列夫对捷尔斯基所做的，捷尔斯基对科姆列夫所做的可说是微不足道。”参加科姆列夫实施的刑罚的医生将其描述为一种“升级版的酷刑”。当被问及他为什么如此残忍时，科姆列夫会回答：“难道他们没有打过我吗？我一生都在挨打！”23

残酷的鞭打不仅仅给那些挥舞着鞭子和桦树条的人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当卡拉监狱的医生弗拉基米尔·科科索夫不得不出席自己参加的第一次鞭打时，那种血腥场面给他带来了心理创伤。那名罪犯非常害怕，啜泣不已，他跪在地上乞求怜悯，当鞭子第一次打在他的背上时，“他发出了一种非人的、疯狂的叫声”。到酷刑结束时，这个罪犯的“脉搏断断续续，十分微弱，几乎摸不到……他的眼睛在眼眶里转动，眼神空洞，眼睛睁得大大的，淌着眼泪……他的胸部起伏不定，他感到十分恶心，开始呕吐”。科科索夫要想办法让这具“可怜、非常可怜、饱受折磨、无生气的尸体”复活。整个晚上，他坐在那个受鞭打之人的床边，“耻辱和无力的灼热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24 。与科科索夫一起工作的年长医疗助理阿列克谢·莫罗佐夫目睹了许多次鞭打，这让他变成了一个沮丧且不安的精神受伤之人。他向科科索夫倾诉了自己对夹道鞭笞刑罚的深深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