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萨哈林岛（1/2）

我亲爱的妻子！我写信是要告诉你，感谢上帝，我们已经安全到达了萨哈林！这里的气候不可思议，对于各种植物的生长来说，这里的土壤是首屈一指的！黑色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每个罪犯的妻子一到达这里，这个罪犯就能免费得到建立农庄所需要的一切：两匹马、六头牛、六只鸭子和公鸡；一座建好的小屋、一辆马车、一柄犁、一柄耙等东西，一个成功的农场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所以，一收到这封信，你就应该不计较价钱地卖掉你所有的东西，立刻请求当局把你逮捕起来，然后来到这里！1

这是萨哈林的一个罪犯在19、20世纪之交写给妻子的信。就像无数其他信件一样，这封信是在运输船的牢房里写成的，在亚丁港邮寄，而信的作者要过几个月才能到达萨哈林岸边。许多妇女就这样被自己的丈夫算计了。萨哈林岛上流行着一句刻薄的谚语：“聪明的人被带到那里，愚蠢的人自己走到那里。”2 然而，无论那些试图诱使自己毫无戒心的妻子跟随他们到萨哈林的罪犯是如何不顾一切和玩世不恭，大多数人基本上并不知道真正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事实上，萨哈林岛与这封信的作者刻意描摹的迷人田园生活截然相反。在这座岛上，妇女和儿童看到的不是设备齐全的农庄，而是一个充斥着贫困、暴力和性剥削的黑暗世界。萨哈林岛不适合供养家庭，它吞噬着家庭。

流放家庭在西伯利亚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两种意义都具体表现着沙皇政治制度中的道德原则，并且充当着俄国的帝国力量的前哨。俄国专制政权的家长式统治风格，使得联系着俄国所有家庭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神圣化了。父亲和丈夫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人；他们是有威望的人，担负着保护和供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的道德责任。3

现实的考虑强调了这种对婚姻的神圣性的尊重。不驯顺的流放者生产效率低下，消耗着西伯利亚农民阶层的资源，而他们正是依赖着这些农民获取救济品，或者从他们那里盗窃财物。通过16世纪后期最早的西伯利亚流放档案可以看出，国家将妇女视为“边疆驯化者”。国家需要她们来安抚她们的丈夫、抚养子女，并且在形成一批稳定和勤勉的殖民者方面发挥中心作用。人们认为，妻子的家庭作用和父亲身份的清醒责任，可以将任性的罪犯转变成勤劳的自耕农和遵守法规的沙皇臣民。4

刑罚改造的观念从18世纪后期开始盛行，它们挑战了把犯罪行为看作不可磨灭的罪这一陈旧的宗教观念。到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罪犯的改过自新被宣称为流放制度的核心和“人道”目标。在大改革前夕，内政大臣谢尔盖·兰斯科伊解释说，国家为罪犯提供了改过和重新融入公民社会所需的一切手段。苦役犯有机会转变为流放定居者，而且在特定的年数后，有机会转变为国家农民。他“因此会再次成为社会的一员”5 。

再一次开始强调罪犯的改过自新，也是为了服务于国家更广泛的殖民计划。苦役犯被送到西伯利亚各地的各个工业场所工作、开采自然资源是一回事。但是，这片大陆的成熟殖民化需要的不仅仅是纪律严明和勤劳能干的苦役犯，还要求建立经济效益良好且稳定的社区，这样的社区将促进商业、工业和文化的发展。政府官员并非不知道将流放犯人转变为适应力强且遵纪守法的定居者有多么困难。所以，他们把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在一起，用家庭解决这个问题。6

在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期间，流放制度行政机构中的高级官员一再赞扬婚姻和子女抚育在西伯利亚流放者当中的改造力量。兰斯科伊十分激动：

在种种改造苦役犯的物质和道德手段中，婚姻是最重要的。的确，减轻劳动负担、获准住在刑罚堡外面、得到建立家庭所需的物资，都对罪犯的道德改造有重大作用。然而，它们自身无法带来婚姻可以带来的那种有益转变。被判处服苦役的人被剥夺了所有把一个人跟生活联系在一起、令他的生活吸引人的要素。通过婚姻，他找到了和世界之间的一个新的、重获活力的纽带。他从自己的妻子身上看到或至少是希望看到这么一个人：她的关心和爱会减轻自己生活的困难，并与自己分享生活的快乐……开始家庭生活并且拥有一个家庭后，罪犯会安定下来，不再逃跑或者犯其他罪行，因为他害怕失去通过自己的劳动积累下来的财产，以及家庭生活的安逸……婚姻生活是苦役犯的物质富足和道德改造最安全的保证。7

流放家庭处于沙皇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殖民计划的核心，官员将其作为改造罪犯的工具、勤勉的担保和对抗骚乱的壁垒。

妇女或许是被称扬为流放者改造和物质繁荣的代理人，但是她们人数很少，每年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妇女只占流放总人数的约五分之一。在1827至1846年的20年间，255万名女性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男性有134万名。在某些地区，女性人数更少。1828年，叶尼塞省有7000名男性流放者，却只有372名女性流放者。在西伯利亚的许多刑罚工厂和酿酒厂里，妇女也是苦役犯中的一小部分人。1829年，涅尔琴斯克矿山有1400名男性，但只有72名女性。8

这种男女比例失调现象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继续存在。妇女更常见的身份是作为罪犯的配偶而不是作为罪犯前往西伯利亚。在1882至1898年间，进入西伯利亚的超过148万名流放者（不包括苦役犯）中，只有5％是妇女。随着新开通的内河道路、海上道路和铁路线简化并加快了流放旅程，前去陪同苦役犯的家属增多了。1882至1898年间，共有229万人通过流放事务部进入西伯利亚：65％是男性，10％是妇女，25％是儿童。9

流放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担心，流放者当中的妇女短缺问题可能成为西伯利亚暴力犯罪的一个来源。1833年，内政部报告指出，在男性人数比女性多七倍的情况下，一个流放者经常会“引诱另一个人的妻子，或者因为她的劝说而去杀害她的丈夫”。流放者还会杀害那些不同意和他结婚的女孩。这份报告列出了几起激情犯罪：流放者叶列梅耶夫谋杀了流放定居者克拉斯诺申科娃，因为她拒绝嫁给他；流放定居者奥西波夫因为同样的原因用一把小斧砍向了农村妇女科哈蒂耶娃。10

政府对暴力和不稳定的回应是鼓励流放者建立家庭，但却发现极难说服西伯利亚农民将他们的女儿嫁给流放者。1831年，西伯利亚当局设立了一个一万五千卢布的基金。如果一个西伯利亚农民或商人让自己的女儿或姐妹与一个流放者订婚，那么他可以获得这个基金给出的一百五十卢布。这个基金共可以资助一百段婚姻。然而，这种国家的慷慨之举基本上并没有促使更多的西伯利亚人为流放者送上新娘。不到一年，叶尼塞省省长报告，他的辖区内只有十一段这样的婚姻。11

如果流放者很难在西伯利亚本地找到妻子，那么国家也在努力说服罪犯在俄国欧洲部分的配偶跟随丈夫穿过乌拉尔山。在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跟随丈夫前往西伯利亚的妇女仍然为数很少。1835年初，仅有不到三千名妇女和男孩跟随她们的丈夫或父亲前往西伯利亚，而流放总人口数是近十万人。12

为了让更多的女性踏上东去的艰苦旅程，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1822年的《流放者章程》规定，被社区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农民和商人的妻子必须随丈夫同去，无论她们是否愿意。1828年，政府扩大了这项规定的适用范围，被法院判决流放西伯利亚的所有国家农民的妻子也包括在内。四年后，政府规定，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男性农奴的妻子必须跟随自己的丈夫同去，无论她们自己是不是农奴。13

面对着流放制度中盛行的行政混乱，有些妇女实际上无法陪同她们的丈夫，因为国家甚至不知道她们的丈夫身在何处。伊万·斯扎萨克是一个被判处在涅尔琴斯克服二十年苦役的波兰人，几年来，他的妻子不断写信向当局询问丈夫的身体状况和下落。几番询问只是显示出，斯扎萨克最后一次登记在册，是在1868年1月5日离开托博尔斯克前往托木斯克，之后便消失了。二十五年后，弗朗西斯卡·斯扎萨克仍在设法弄清楚她的丈夫怎么样了。14

正如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所发现的，一旦妇女跟随丈夫到了西伯利亚，国家便不允许她们返回俄国欧洲部分。《流放者章程》规定，自愿陪同丈夫的妇女只有在丈夫死亡的情况下，或者是因为丈夫在流放期间犯下更多罪行而婚姻被解除时，才可以返回家乡。换句话说，当本身没犯任何罪的妇女跟随丈夫到西伯利亚后，她们被剥夺了法律保护和法律权利，和她们丈夫一同处于公民权死亡的状态。15

这些法律在原则上维护了婚姻的神圣性，但一些更为平凡的缘由也起到了作用。1842年，内政部向圣彼得堡参政院致信，要求明确示意，在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妻子是否可以获准暂时返回俄国欧洲部分料理家事，如家人死亡、遗产继承等事务。这项提案是要给予这些妇女因事而论的离开机会。然而，国家参政院拒绝对法律进行任何改动，只是给出一个解释：允许妇女哪怕回去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仅会损害家庭关系”，还可能带来“有害的后果”。返乡者可能会“散布关于西伯利亚生活的虚假消息，从而阻碍未来的移民迁移到那里”16 。

许多妇女没有被告知，陪同丈夫的这个决定具有不可撤回的性质，直到到达西伯利亚后她们才知道。1873年，亚历桑德拉·乌斯片斯卡亚自愿跟随自己的丈夫——一个政治流放犯——去往涅尔琴斯克。当她和孩子到达后，她被告知，如果要看望自己的丈夫，那么她将失去所有的公民权利，而且只要她的丈夫活着，她就不能返回俄国欧洲部分。乌斯片斯卡亚不敢走出这样一步，但她被允许留在镇上，这样，在她等待丈夫被释放到定居点期间，她可以离丈夫近一些。她找了份助产士的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孩子。两年后，1875年11月，她的丈夫因为身体不好和精神抑郁而试图自杀。狂乱的亚历桑德拉·乌斯片斯卡亚请求当局允许她“在监狱看守和警卫的严密监督下”探视他。没有人告诉她，如果这样做了，哪怕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她也会丧失公民权利和返乡的可能性。后来，当她请求离开东西伯利亚去拜访在圣彼得堡的母亲时，这个请求被拒绝了。在经过广泛游说后，她从沙皇本人那里获得了返回俄国欧洲部分的特许。这一次，宽赦立即就可以得到，但这项旨在阻止妇女们从西伯利亚返回的严厉法律仍然有效。17

沙皇当局把所有前去陪同被流放的丈夫的妇女称为“志愿者”。如果说这个词确实适用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么它几乎无法反映出那些出自较低阶层的大多数妇女被迫前去陪同丈夫的残酷现实。选择留在自己村子里的妇女往往面临着难挨的贫困和来自社区的社会排斥，因为社区无意帮扶没有父亲的家庭。1885年5月，在诺夫哥罗德省，一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八年苦役的农民的妻子向莫斯科总督请愿，由于当局不准她跟随丈夫前往西伯利亚，所以她请求总督干预此事。自1883年11月丈夫被捕后，玛丽亚·帕夫洛娃一直在独自照顾他们的五个孩子，其中年龄最大的11岁，最小的1岁。因为她无法工作，她不得不卖掉家中的小农场，现在“她没有任何人帮助，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帕夫洛娃说，她为丈夫感到难过，并认为“这是摆脱我的灾难性处境的唯一出路，我决定无论丈夫被送往何处，我都会跟随他，我会写信给诺夫哥罗德行政部门，请求他们逮捕我和我的孩子，并把我们与我的丈夫一起送到莫斯科中转监狱”。然而，由于一些不可知晓的原因，诺夫哥罗德当局拒绝了她的请求，并“把我和我的孩子独自抛在一个未知的城市里，蒙受着残酷的命运……现在对于我来说，逮捕是一个把我从无望的贫穷中拯救出来的救赎举措”，她绝望地写道，并请求总督“救救我的孩子”。档案文件并未记载她的命运。18

谣言、欺骗和天真也起了作用。追随丈夫前去流放地的无辜妇女通常不知道西伯利亚有什么在等待着她们。1889年，外贝加尔地区的一群贫穷的苦役犯妻子把地区行政长官围住了，向他乞求救济品并声称她们要饿死了。这位官员询问她们为什么跟随丈夫来到西伯利亚；她们已经知道国家不会供养她们，而且在她们的丈夫被监禁期间，她们也无法从丈夫那里获得帮助。这些妇女借用了一个俄国农民祈祷时常用的形象来回应，称自己只是“暗黑一族”，她们此前被告知，在途中、在流放地，她们的吃穿都由国家负责，并且她们的丈夫可以与家人一起住在监狱外面。她们容易受骗是可以理解的。行政长官指出，许多丈夫当然希望妻子能够追随自己，所以在他们动身前往西伯利亚前，他们给了妻子上述保证。这些妇女不愿意相信那些指出不存在这样的给养的沙皇官员，因为“她们总是怀疑官员严肃的话语背后藏着隐秘的目的”19 。妇女们经常成为丈夫的表里不一、当局和自己毫无指望的希望的受害者。

在西伯利亚，没有哪个地方比萨哈林岛更能生动地说明流放家庭的命运。岛上刑罚殖民地的起源，是因为西伯利亚其他地方的苦役系统在19世纪中叶缓慢崩溃。1863年之后被流放的波兰暴动分子突然拥入，当局为应付这种局面而做出了临时和摇摆的尝试，这些行动暴露了流放系统勉强运转的基础设施和迫切的改革需要。涅尔琴斯克矿山和散布在这片大陆上的各种刑罚工厂和要塞根本无法容纳一波又一波被驱逐出俄国欧洲部分的罪犯。在1866和1876年之间，每年抵达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从11000人增加到20500人，几乎翻了一倍。20 1877年，西伯利亚有近12000名苦役犯，却只有大约5000个工作岗位；7000人无所事事，其中西伯利亚的监狱和要塞只能容纳4600人，这意味着2400人正被挤在俄国欧洲部分的普通监狱里。过度拥挤的问题非常尖锐，并开始害死罪犯。1875年，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744人被当局遣送走之前，有168人死在了在威尔诺（维尔纽斯）监狱中。即使是在西伯利亚，当局也越来越难以为他们监管的罪犯找到合适的劳动。1877年的一份政府调查报告表述得很直率：

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监狱位置偏远且现场设施不合格，即使是常规的车间也难以运作……苦役犯的活动几乎只限于在厨房、院子和小块园地的零星事务。在为数众多的罪犯中，实际上只有不多于五分之一的人能够被派去工作。21

此外，随着1861年农奴解放，自由劳动力拥入西伯利亚，这有助于实现涅尔琴斯克行政官员长期筹划的计划：用更有劳动效率的自由劳动取代无效率的苦役劳动。农奴制过去是农民移徙的一个主要障碍，在农奴制废除后的几十年里，成千上万人逃离了在家乡的贫困状态，去乌拉尔山以东寻找新生活。随着拥入流放系统的人数在19世纪70年代持续激增，当局越来越担心供养闲散、不事生产的苦役犯要花费的高涨成本。22

其他令人担心的重要因素是逃亡流放者的人数，以及成群地在西伯利亚游荡的贫困且有时很暴力的罪犯。当局努力调和着惩罚的需求和殖民的需求。一方面，苦役劳动场所应设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带，以便尽量减少逃跑的可能性以及苦役犯与自由百姓之间的接触；但另一方面，一旦罪犯服完自己的苦役刑期，这样的地方不适合他们定居。西伯利亚当地的高级官员太过焦躁了，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减少被送到他们辖区内的流放者，特别是苦役犯的人数。正是出于一种源于绝望的乐观，当局把萨哈林岛看作流放系统的至少某些明显缺点的解决方案。23

萨哈林岛处于北太平洋上，位于西伯利亚东部海岸，隔涅韦尔斯科伊海峡与大陆相望，海峡最窄处仅几千米。这个岛长948千米，宽25至170千米，总面积近77000平方千米，略大于爱尔兰。它的北部覆盖着泰加林和冻原；南部由茂密的森林和延绵的山脉组成。在岛的各个地区，气候各不相同；温度比同纬度的内陆城市（比如伊尔库茨克）更宜人，但是气温还是在夏天潮湿的20c和冬天极冷的-20c之间浮动。24

西伯利亚当局在19世纪50年代认定萨哈林是一个有价值的煤矿产地，但随着涅尔琴斯克的矿山开始枯竭，萨拉林作为一个刑罚殖民地的吸引力在19世纪60年代急剧增加。在19世纪60年代，最开始的几百名罪犯被运送到岛上。在19世纪中叶，萨哈林岛的主权被俄国和日本分割；俄国人控制该岛的北部，日本人控制该岛的南部。经过多次谈判，两国于1875年签署了一项条约，俄国获得对整个萨哈林岛的主权。25

萨哈林岛是个完美的隔离场所：一个被几千米宽的危险水域与大陆分开的岛屿。1867年，内政部委托实施了一项针对帝国刑罚制度状况的重大调查，并责成调查人员起草一系列改革措施。该调查凸显了东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危险状态，谨慎地认可了在萨哈林岛建立刑罚殖民地的前景——倘若那里能有效地组织苦役劳动。在中央政府权衡这项调查的结论时，1869年，又有240名苦役犯被送到了萨哈林。26

同样，从该岛首次被提议为一个苦役劳动场所开始，人们对它的适用性确实有所保留。首先，最初引起西伯利亚管理人员注意的矿山其实储量非常有限，它们只会用到被放逐到那里的几千名流放者中的几百人。第二，该岛的气候和土壤肥力让人严重怀疑这里的农业发展前景。但是内政部和流放行政部门无视岛上官员提供的可用气象数据和警告（他们曾警示这里没有发展农业经济的前景）。在一些关于岛上具有农业潜力的过于乐观的报道——这些报道与那些渴望引诱妻子随自己流放的罪犯所写的空想愿景相呼应——的鼓舞下，政府终于在1875年决定：加紧在萨哈林岛建立一个重要的刑罚殖民地。27

前往萨哈林岛的罪犯或者随流放队伍经涅尔琴斯克矿区到达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然后再跨海到达该岛，或者用更常见的方法，被关在蒸汽船的牢房中从黑海的敖德萨港沿着亚洲海岸航行到萨哈林岛。这些船会驶离黑海，在君士坦丁堡抛锚，然后经过苏伊士运河、塞得港、亚丁、科伦坡、新加坡、长崎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次航行历时两三个月。政府用于这一用途的两艘船“圣彼得堡”号和“下诺夫哥罗德”号各可运载600名囚犯，每年航行2次。对于被关在极度潮湿的船舱牢房里且戴着镣铐的囚犯来说，这是一趟惩罚性的旅程。28

随着到达岛上的罪犯人数从最初的少数人迅速增加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每年几百人，再到80年代末的每年1000多人，这个刑罚殖民地开始形成。1890年，岛上有大约6000名苦役犯和4000名定居流放者，到1897年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时，流放人口总数已膨胀到22000人。在岛上的约4000名妇女中，大约三分之二是女性罪犯，其余的是自由的妇女（追随丈夫的妻子或流放者的农民后代）。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另有5000名男性和300名女性被流放到萨哈林。29

萨哈林为政府提供了一块白板：一个享受已经积累了一个世纪的管理大规模西伯利亚刑罚殖民地的经验的机会。它也是政府最后一个可以用来表明惩罚可以让流放者改过自新、转变为拥有小地产的农业殖民者的机会。这个自夸的转变的关键是萨哈林的妇女。她们也将悲剧性地标志着这个转变的失败。

安东·契诃夫在1890年6月从伊尔库茨克写给他的哥哥亚历山大的信中说道：

西伯利亚是一个广阔而寒冷的地区，这趟旅程似乎没有尽头。途中几乎看不到新奇或有趣的东西，但我体验和感慨良多。我曾与泛滥的河水搏斗，与寒冷、令人难以置信的沼泽地、饥饿和睡眠不足搏斗……这是你在莫斯科花100万卢也买不到的经历。你应该来西伯利亚！让法庭把你流放到这里。30

在30岁时，而且在知道自己已经患有结核病的情况下，安东·契诃夫开始进行一次为期11周的严酷旅行——跨越西伯利亚前往位于萨哈林的刑罚殖民地。他不是流放制度的支持者，而是决心记下岛上的情况，然后让俄国读者大众注意到这些情况。在去往萨哈林的途中，他向他的编辑阿列克谢·苏沃林写出严厉谴责：

从我已经读过和正在阅读的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已经让数百万 人在监狱中堕落，堕落到没有意志的境地，我们用近乎野蛮的漠不关心对待他们。我们迫使他们在寒冷的天气中戴着镣铐前行数万千米，让他们染上梅毒，诱使他们道德败坏，大量增加罪犯人口，并把种种罪责都推给了红鼻子的监狱管理人。所有欧洲人现在都知道，罪责不在于监狱管理人，而是我们所有人，但我们仍然认为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并不关心。31

契诃夫花了3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在岛上辛勤工作。他起得很早，每天都会去采访萨哈林的苦役犯和定居流放者。他在岛上记录的大量笔记后来成为于1893—1894年在自由主义月刊《俄国思想》上连载的半游记半社会学研究的基础，这些文章大获好评。《萨哈林岛》将有助于扭转公众对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看法。32

契诃夫发现，只有约5％的萨哈林妇女能阅读，更不用说写字了。因此，她们的故事通常会由男性讲述，如果这些故事有人讲述的话。官方报告指出，这些妇女是性剥削和性暴力的受害者，但它们很少记录这些妇女的请愿和上诉声音。关于萨哈林岛上的妇女和儿童生活最形象的叙述，来自观察过和偶尔采访过他们的人。在契诃夫的记述之后，又涌现出了众多记者、政府巡视员、医生和外国旅行者的出版物，所有这些都植根于岛上妇女和儿童遭受的厄运的悲惨细节。一些人，如记者弗拉斯·多罗舍维奇，采用了专栏作家的感觉论风格，但甚至是他也对自己作品的事实基础感到自豪。33 多数作者——政府官员、医生和契诃夫本人——都争取让自己的报道保持公平。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或者至少是成为公开宣称的流放制度反对者。他们认为，妇女和儿童的堕落以及家庭的被毁是专制政权不可能抗辩的东西。西伯利亚罪犯的困境可能无法触动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许多人的良知；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变得残酷无情却会触动他们。

被判处在萨哈林服苦役的女性罪犯中，大多数人被法庭认定为激情犯罪。“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的丈夫”或“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的婆婆 ”，契诃夫听到她们这么说。农村女性对厌女症很熟悉。有些已婚妇女多年来忍受着丈夫的暴力殴打，有时她们会突然爆发，抓起一把刀或一包毒药。有些人会杀死无力抚养的新生儿。还有些人作为盗贼、造假者和纵火犯被流放。对于一些极度贫穷的妇女来说，卖淫是一个通向更广阔的犯罪地狱的大门，而且是耻辱的一个来源，这种耻辱使得她们易受各种指控，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复活》（1899年）的女主角卡秋莎一样。然而，到19世纪末，因为“非法性交”而被起诉的妇女人数急剧下降。34

契诃夫注意到，每当一个女人到达萨哈林后，她的“人格尊严……女性身份和谦虚品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顾及；这似乎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都被她的耻辱排挤出去了，或者说在她沿着监狱和休息站跋涉到西伯利亚的途中，她失去了它们”。甚至是那些追随丈夫的无辜妇女也没有免于这一命运。妇女本应在流放途中与男人分开行进，但这项规定继续被无视，她们常常整晚与一群冷酷无情的罪犯关在一起。流放者的妻子有时会被流放队伍中的罪犯强奸，或者被自己的丈夫送出去，以换取金钱、伏特加或人身保护。犯罪学者和内政部官员德米特里·德里尔曾在1896年访问萨哈林岛，他直言不讳地说：妇女，无论是罪犯还是那些自愿追随丈夫的人，“通常在流放队伍中都彻底堕落了，并以妓女的身份到达刑罚营”35 。

在妇女怀孕时或带着新生儿时，她们尤其脆弱。1837年，国家参政院规定，怀孕或处于哺乳期的妇女不能被流放，但是，就像许多来自首都的指令一样，西伯利亚当局照例忽视了这项规定。事实上，因为流放路途漫长，而且妇女承受着与流放队伍中的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压力，许多妇女在途中怀孕。尼古拉耶夫娜是名女性罪犯，她在1870年随一群苦役犯乘坐蒸汽船沿着阿穆尔河航行，当时她临近产期，便请求留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直到孩子出生。然而，当局对她的请求不予理会，在蒸汽船起航四小时后，她开始分娩。她获准在甲板上生产，用来避开旁人视线和恶劣天气的，仅仅是几件囚服。但孩子出生不到一小时便夭折了。36

妇女们经常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一道去追随她们的丈夫。1885年，一群陪同苦役犯的家属正等待着离开基辅，然后经由敖德萨前往萨哈林。这些家属包括拉夫连季·什沃仁的妻子，她有一个9岁的儿子和三个女儿，分别是7岁、5岁和1岁；奥西普·丘马克的妻子，她有四个女儿，分别是13岁、11岁、9岁和5岁。他们的名字甚至也没有被记录下来。37

美国探险家乔治·凯南注意到像10岁那么小的女孩不得不每天步行30千米，因为马车上没有够她们坐的地方。仅在1875年一年，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就有1030名儿童在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喀山和彼尔姆的中转监狱以及更远的地方的休息站死亡。两年后，又有400名儿童在旅途中死去了。民族志学者和记者尼古拉·亚德林采夫估计，事实上，由于医疗设施不充足，半数儿童在去往父母的流放地的途中死亡。38

除了饥饿、寒冷和缺乏足够的医疗护理，这些孩子还面对着与他们一同挤在休息站、火车车厢和船舱里的罪犯的可怕欲望。内政部高级官员瓦西里·弗拉索夫在1873年报告，当局没能让儿童与流放队伍中的罪犯分开，这使得这些孩子接触到了“狂欢作乐和非法行为”。被流放的妇女会抱怨，流放队伍中的男性罪犯“正在侵害她们的孩子”。弗拉索夫发现，“一些男性罪犯非常不道德、玩世不恭，他们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孩子面前做出色情行为”，这“不仅损害了孩子的道德，还过早地唤醒了他们自己的性欲”。与契诃夫一起乘蒸汽船由阿穆尔河前往萨哈林岛的，“有一名戴着脚镣的罪犯，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女儿，一个失去了母亲的6岁小女孩，跟在他身边……紧握住他的脚镣。晚上，这个小女孩和罪犯、士兵杂乱地睡在一起”。有许多关于小女孩在阿穆尔河上的蒸汽船上被强奸的报道。39

流放官员发现，流放队伍中的孩子的艰难处境尤其令人不安。一个“已经对很多事变得漠不关心”的冷酷休息站官员对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说：“这些可怜的孩子！……冬天时简直没法看着他们：他们被冻僵了，无精打采，身体不适，还咳嗽着，很多人长了溃疡，他们身上起了皮疹……”出卖自己的妇女会被谴责为堕落的妓女，而那些被迫见证或参与性行为的儿童却没法这么轻易地被忽视。受教育阶层对俄国城市中的雏妓有着矛盾情绪，然而，官员对流放者当中的儿童性剥削现象也带有同情和厌恶的混合情绪。40 弗拉索夫至少带着气度去评价这些孩子，“责备这些环境的牺牲品是不可能的”。但他仍然震惊于他们“对待士兵和水手的轻率举止，这些举止超过了在大城市街头拉客的妓女”。在一个流放队伍中，一个苦役犯12岁和14岁的女儿已经感染了梅毒。民族志学者瓦西里·谢苗夫斯基在1878年随五百名流放者和家属前往勒拿金矿；其中有个11岁的男孩，他喝酒、打牌，对妇女感兴趣；还有一个12岁的女孩“被这群罪犯视为共同财产”41 。

当女性流放者终于到达萨哈林时，她们被当成了寻常的妓女；营地行政部门甚至组织出卖她们的身体。弗拉索夫在1871年访问过萨哈林后报告，当局已经把监狱里关押女性罪犯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妓院。尽管他的报告受官方语言风格限制，但仍充斥着愤慨。只有那些在岛上犯了罪或“不值得男人青睐”的女性才得以在厨房工作；其余女性“被用来满足需要”，并让自己喝得烂醉。42

萨哈林岛流放女性的卖淫行为形成了一个将在随后几年中持续存在的模式。萨哈林的主任医师列昂尼德·帕杜布斯基医生注意到，一到达该岛，女性苦役犯就会被要求她们提供性服务的看守和士兵“追逐和骚扰”。如果这些妇女对“地方当局的性本能”有丝毫反抗，她们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她们每周会被拖到医院进行作为妓女的医疗检查，或者警卫会指控她们犯了一些“子虚乌有的罪行”。随后，他们会让她们去跟一个定居者一起住在某个偏僻的村庄里，这相当于“判决她们蒙受最不受约束的卖淫行为，因为这些村庄通常有两到五名妇女，却有五十至六十名单身男性”。帕杜布斯基对于这种“嘲弄法律规定的目标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他甚至遇到过这样一些案件：一对夫妻因为同样的罪行一同判处在萨哈林服苦役，他们却在同一年的不同时间到达，仅仅是因为这个妇女先被送给了另一个定居者。43

在办事员和看守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性罪犯后，其余女性罪犯都会被带到卡尔扎科夫斯克驻地的定居点，契诃夫在那里看到了类似于牲畜市场的交易。地区长官和当地行政部门的官员决定着哪些定居流放者和农民“可以得到一个女人”。那些被选出来的人在约定的日子来到监狱，届时他们可以查看新来的女人：“每个人都选得……非常认真，‘用人性的态度’对待这些朴素、年长和囚徒般的人；他们端详着，想要从她们的脸上推测出，她们哪个人是合格的家庭主妇。”定居者认为这些妇女“不完全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主妇，也不是一个像家畜那么低等的生物，而是介于两者之间”44 。

当局故意绕开了那些旨在维护流放者当中的性规范和传统道德的法律。契诃夫明白，被定罪的妇女以农业劳工的身份被分配给了萨哈林岛上的定居流放者，“但这只是一个避开禁止不道德行为和通奸行为的法律的幌子”，因为她们实际上是非法的妻子。45 岛上的医生尼古拉·洛巴斯评论：“萨哈林岛上的女人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物品，一个可以传递、分配、接纳和出借的物品。” 妇女的确在一系列由当局安排的肮脏交易中从一个流放者手中传给下一个流放者，有时是为了当局的个人利益。纳塔利娅·里涅瓦娅是少数几个识字的女性罪犯之一，她曾写下一封抗议她的待遇的请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