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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强大,无比强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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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六,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正式登基,定年号为天启。

一个复杂无比,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

杨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起,在短短十五天之内,他无数次绝望,又无数次奋起,召见、红丸、闯宫、抢人、拉拢、死磕,什么恶人、坏人都遇上了,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了。

最终,他成功了。

据史料记载,在短短十余天里,他的头发已变成一片花白。

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的顺利即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

几日后,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一年后,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短短一年内,他从一个从七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从二品的部级官员。

当然,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

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二十多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

东林党人高攀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

东林党人邹元标,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

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以下还有若干官,若干人,篇幅过长,特此省略。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我相信了。

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已被彻底遗忘。

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

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级别很低,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蒙古大夫,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真成仙了。

更搞笑的是,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大都只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在他死后,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因为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泰昌,没来得及用。

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当作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都还活着。

如果把第二年(1621)当作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他去年八月,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

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史称“众正盈朝”。

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

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

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

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

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蒙古大夫,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

这就真是有点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也不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呆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

“从哲(方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去这事。

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

“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所谓此贼,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

很明显,他很激动。

孙部长激动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跟着上书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

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党。

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之后,崔文升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

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

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1621)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

这个人就是叶向高。

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

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

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

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失陷。

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失陷的。

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一件没干成。

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

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

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说,平时只有骂人,没有被人骂,索性敞开了对骂,闹到最后,熊大人只好走人。

接替熊廷弼的,是袁应泰。

在历史中,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官廉洁,为人清正,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

这就没戏了。

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

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

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军覆没。

这一天,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

袁应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

攻陷沈阳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赶往下一个目标——辽阳。

当年,辽阳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辽东的首府。此地历经整修,壕沟围绕,防守严密,还有许多火炮,堪称辽东第一坚城。

守了三天。

战斗经过比较简单,袁应泰率三万军队出战,被努尔哈赤的六万骑兵击败,退回坚守,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大乱,后金军乘虚而入,辽阳陷落。

袁应泰看见了城池的陷落,他非常镇定,从容穿好官服,佩带着宝剑,面向南方,自缢而死。

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员。

辽阳的丢失,标志着局势的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的势力范围,标志着从此,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

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了。

天启元年(1621)七月,熊廷弼前往辽东。

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

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这人不买他的帐。

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

〖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

——小品演员陈佩斯〗

王化贞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

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概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地明智,阉党是多么地愚蠢。

胡扯。

不是胡扯,就是装糊涂。

因为最原始的史料告诉我们,熊廷弼是湖广人,他是楚党的成员,而在大多数时间里,楚党是东林党的敌人。

至于王化贞,你说他跟阉党有关,倒也没错,可是他还有个老师,叫做叶向高。

天启元年的时候,阉党都靠边站,李进忠还在装孙子,连名字都没改,要靠这帮人,王化贞早被熊先生赶去看城门了。

他之所以敢嚣张,敢不听话,只是因为他的老师,是朝廷首辅,朝中的第一号人物。

熊廷弼是对的,所以他是东林党,或至少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错的,所以他是阉党,或至少是阉党赏识的。大致如此。

我并非不能理解好事都归自己,坏事都归别人的逻辑,也并不反对,对某些坏人一棍子打死再踩上一只脚的行为,我只是认为,做人,还是要厚道。

王化贞不听熊廷弼的话,很正常,因为他的兵,比熊廷弼的多。

当时明朝在辽东的剩余部队,大约有十五万,全都在王化贞的手中。而熊廷弼属下,只有五千人。

所以每次王化贞见熊廷弼时,压根就不听指挥,说一句顶一句,气得熊大人恨不能拿刀剁了他。

但事实上,王化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王化贞,山东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原先是财政部的一名处级干部(主事),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竟然被调到了辽东广宁(今辽宁北宁)。

此人极具才能,当年蒙古人闹得再凶,到他的地头,都不敢乱来。后来辽阳、沈阳失陷,人心一片慌乱,大家都往关内跑,他偏不跑。

辽阳城里几万守军,城都丢了,广宁城内,只有几千人,还是个破城,他偏要守。

他非但不跑,还招集逃兵,整顿训练,居然搞出了上万人的队伍,此外,他多方联络,稳定人心,坚守孤城,稳定了局势。所谓“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天下闻名,那也真是相当的牛。

熊廷弼也是牛人,但对于这位同族,他却十分不感冒,不仅因为牛人相轻,更重要的是,此牛非彼牛也。

很快,熊大人就发现,这位王巡抚跟自己,压根不是一个思路。

按他自己想法,应该修筑堡垒,严防死守,同时调集援兵,长期驻守。

可是王化贞却认定,应该主动进攻,去消灭努尔哈赤,他还说,只要有六万精兵,他就可以一举荡平。

熊廷弼觉得王化贞太疯,王化贞觉得熊廷弼太熊。

最后王化贞闭口了,他停止了争论,因为争论没有意义。

兵权在我手上,我想干嘛就干嘛,和你讨论,是给你个面子,你还当真了?

一切都按照王化贞的计划进行着,准备粮草,操练士兵,寻找内应,调集外援,忙得不亦乐乎。

忙活到一半,努尔哈赤来了。

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广宁。

之前半年,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来了,所以他不来。后来他听说,熊廷弼压根没有实权,所以他来了。

实践证明,王巡抚胆子很大,脑子却很小,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他摆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阵型,先在三岔河布阵,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在西平堡设置第二道防线,其余兵力退至广宁城。

就兵力而言,王化贞大概是努尔哈赤的两倍,可大敌当前,他似乎不打算“一举荡平”,也不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为外围两道防线的总兵力也才三万人,是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的。

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揣摸,这个阵型的唯一好处,是让外围防线的三万人和努尔哈赤死拼,拼完,努尔哈赤也就差不多了。

事实确实如此,正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第一道防线三岔河,当天即破。

第二天,他来到了第二道防线西平堡,发动猛烈攻击,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

因为西平堡守将罗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努尔哈赤进攻,打回去,汉奸李永芳劝降,骂回去,整整一天,后金军队毫无进展。

王化贞的反应还算快,他立即派出总兵刘渠、祁秉忠以及他的心腹爱将孙得功,分率三路大军,增援西平堡。

努尔哈赤最擅长的,就是围点打援。所以明军的救援,早在他意料之中。

但在他意料之外的,是明军的战斗力。

总兵刘渠、祁秉忠率军出战,两位司令十分勇猛,亲自上阵,竟然打得后金军队连连败退,于是,作为预备队的孙得功上阵了。

按照原先的想法,孙得功上来,是为了加强力量,可没想到的是,这位兄弟刚上阵,却当即溃败,惊慌之余,孙大将还高声喊了一嗓子:

“兵败了!兵败了!”

您都兵败了,那还打什么?

后金军随即大举攻击,明军大败,刘渠阵亡,祁秉忠负伤而死,孙得功逃走,所属数万明军全军覆没。

现在,在努尔哈赤面前的,是无助、毫无遮挡的西平堡。

罗一贯很清楚,他的城池已被团团包围,不会再有援兵,不会再有希望,对于胜利,他已无能为力。

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

正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集结所属五万人,发动总攻。

罗一贯率三千守军,拼死守城抵抗。

双方激战一天,后金军以近二十倍的兵力优势,发起了无数次进攻,却无数次败退,败退在孤独却坚定的罗一贯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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