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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东林党的实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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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件事情,你说它不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信,因为没准就这么巧;说它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也信,因为虽说下药这招十分拙劣,谁都知道是她干的,但以郑贵妃的智商,以及从前表现,这种蠢事,她是干得出来的。

无论动机如何,结果是肯定的,明光宗已经奄奄一息,一场惊天大变即将拉开序幕。

但这一切还不够,要达到目的,这些远远不够,即使那个人死去,也还是不够。

必须把控政权,把未来所有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

于是在开幕之前,郑贵妃找到了最后一个同盟者。

这位同盟者的名字,不太清楚。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她姓李,是太子的嫔妃。

当时太子的嫔妃有以下几种:大老婆叫太子妃,之后分别是才人、选侍、淑女等。

而这位姓李的女人,是选侍,所以在后来的史书中,她被称为“李选侍”。

李选侍应该是个美女,至少长得还不错,因为皇帝最喜欢她,而且皇帝的儿子,那个未来的天才木匠——朱由校,也掌握在她的手中,正是因为这一点,郑贵妃找上了她。

就智商而言,李选侍还算不错(相对于郑贵妃),就人品而言,她和郑贵妃实在是相见恨晚,经过一番潜规则后,双方达成协议,成为了同盟,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现在一切已经齐备,只等待着一个消息。

所有的行动,将在那一刻展开,所有的野心,将在那一刻实现。

【小人物】

目标就在眼前,一切都很顺利。

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同党越来越多,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尽在掌握之中,在郑贵妃和李选侍看来,前方已是一片坦途。

然而她们终究无法前进,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明光宗即位后,最不高兴的是郑贵妃,最高兴的是东林党。

这是很正常的,从一开始,东林党就把筹码押在这位柔弱的太子身上,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

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

明光宗非常够意思,刚上任,就升了几个人的官,这些人包括刘一璟、韩旷、周嘉谟、邹元标、孙如游等等。

这几个人估计你不知道,其实也不用知道,只要你知道这几个人的职务,就能明白,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

刘一璟、韩旷,是东阁大学士,内阁成员,周嘉谟是吏部尚书,邹元标是大理寺丞,孙如游是礼部侍郎。当然,他们都是东林党。

在这群人中,有内阁大臣、人事部部长、法院院长,部级高官,然而,在后来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们只是配角。真正力挽狂澜的人,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涟。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湖北)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任常熟知县,后任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

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因为这人非但当官晚,升得也不快,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也才是个七品给事中。

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后面,是一个不普通的人。

上天总是不公平的,有些人天生就聪明,天生就牛,天生就是张居正、戚继光,而绝大多数平凡的人,天生就不聪明,天生就不牛,天生就是二傻子,没有办法。

但上天依然是仁慈的,他给出了一条没有天赋,也能成功的道路。

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而言,这是最好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它的名字,叫做纯粹。

纯粹的意思,就是专心致志、认真、一根筋、二杆子等等等等。

纯粹和执着,也是有区别的,所谓执着,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纯粹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他们的一生,往往只有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们无法被收买,无法被威逼,他们不要钱,不要女色,甚至不要权势和名声。

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目标,以及坚定的决心和意志。

杨涟,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他幼年的事迹并不多,也没有什么砸水缸之类的壮举,但从小就为人光明磊落,还很讲干净,干净到当县令的时候,廉政考核全国第一。此外,这位仁兄也是个不怕事的人,比如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历生病,半个月不吃饭,杨涟听说了,也不跟上级打招呼,就跑去找首辅方从哲:

“皇上生病了,你应该去问安。”

方首辅胆子小,脾气也好,面对这位小人物,丝毫不敢怠慢:

“皇上一向忌讳这些问题,我只能去问宫里的内侍,也没消息。”

朝廷首辅对七品小官,面子是给足了,杨先生却不要这个面子,他先举了个例子,教育了首辅大人,又大声强调:

“你应该多去几次,事情自然就成了(自济)!”

末了,还给首辅大人下了个命令:

“这个时候,你应该住在内阁值班,不要到处走动!”

毫无惧色。

根据以上史料,以及他后来的表现,我们可以认定:在杨涟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国尽忠,匡扶社稷。

事实上,在十几天前的那个夜晚,这位不起眼的小人物,就曾影响过这个帝国的命运。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夜,乾清宫。

万历就快撑不住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省了自己一生的错误,却也犯下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没有召见太子。

一般说来,皇帝死前,儿子应该在身边,除了看着老爹归西、嚎几声壮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意义——确认继位。

虽说太子的名分有了,但中国的事情一向难说,要不看着老爹走人,万一隔天突然冒出几份遗嘱、或是几个顾命大臣,偏说老头子临死前改了主意,还找人搞了公证,这桩官司可怎么打?

但不知万历兄是忘了,还是故意的,反正没叫儿子进来。

太子偏偏是个老实孩子,明知老头子不行了,又怕人搞鬼,在宫殿外急得团团转,可就是不敢进去。

关键时刻,杨涟出现了。

在得知情况后,他当机立断,派人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王安。

王安,时任太子侍读太监,在明代的历史中,这是一个重量级人物。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他都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而在那个夜晚,杨涟只给王安带去了一句话,一句至关紧要的话:

“皇上已经病得很重了(疾甚),不召见太子,并不是他的本意。太子应该主动进宫问候(尝药视膳),等早上再回去。”

这就是说,太子您之所以进宫,不是为了等你爹死,只是进去看看,早上再回去嘛。

对于这个说法,太子十分满意,马上就进了宫,问候父亲的病情。

当然,第二天早上,他没回去。

朱常洛就此成为了皇帝,但杨涟并没有因此获得封赏,他依然是一个不起眼的给事中。不过,这对于杨先生而言,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

他平静地回到暗处,继续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很清楚,真正的斗争刚刚开始。

事情正如他所料,蒙古崔大夫开了泻药,皇帝陛下拉得七荤八素,郑贵妃到处活动,李选侍经常串门。

当这一切被组合起来的时候,那个无比险恶的阴谋已然暴露无遗。

形势十分危急,不能再等待了。

杨涟决定采取行动,然而现实很残酷:他的朋友虽然多,却很弱小,他的敌人虽然少,却很强大。

周嘉谟、刘一璟、韩爌这拨人,级别固然很高,但毕竟刚上来,能量不大,而郑贵妃在宫里几十年,根基极深,一手拉着李选侍,一手抓着皇长子,屁股还拼命往皇太后的位置上凑。

按照规定,她应该住进慈宁宫,可这女人脸皮相当厚,死赖在乾清宫不走,看样子是打算长住。

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可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一旦光宗同志有啥三长两短,她必定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那时,一切都将无可挽回。

而要阻止这一切,杨涟必须做到两件事情:首先,他要把郑贵妃赶出乾清宫;其次,他要把郑贵妃当太后的事情彻底搅黄。

这就是说,先要逼郑老寡妇搬家,再把万历同志临死前封皇后的许诺当放屁,把郑贵妃翘首企盼的申请拿去垫桌脚。

杨涟先生的职务,是七品兵科给事中,不是皇帝。

事实上,连皇帝本人也办不了,光宗同志明明不喜欢郑贵妃,明明不想给她名分,也没法拍桌子让她滚。

这就是七品芝麻官杨涟的任务,一个绝对、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

但是他完成了,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

他的计划是,让郑贵妃自己搬出去,自己撤回当皇太后的申请。

这是一个看上去绝不可能的方案,却是唯一可能的方案。因为杨涟已经发现,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要伸出手指,轻轻地点一下,就够了。

这个弱点有个名字,叫做郑养性。

郑养性,是郑贵妃哥哥郑国泰的儿子,郑国泰死后,他成为了郑贵妃在朝廷中的联系人,平日十分嚣张。

然而杨涟决定,从这个人入手,因为经过细致的观察,他发现,这是一个外强中干,性格软弱的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六日。杨涟直接找到了郑养性,和他一同前去的,还有周嘉谟等人。

一大帮子人上门,看架势很像逼宫,而事实上,确实是逼宫。

进门也不讲客套,周嘉谟开口就骂:

“你的姑母(指郑贵妃)把持后宫多年,之前争国本十几年,全都是因为她,现在竟然还要封皇太后,赖在乾清宫不走,还给皇上奉送美女,到底有什么企图?!”

刚开始时,郑养性还不服气,偶尔回几句嘴,可这帮人都是职业选手,骂仗的业务十分精湛,说着说着,郑养性有点扛不住了。

白脸唱完了,接下来是红脸:

“其实你的姑母应该也没别的意思,不过是想守个富贵,现在朝中的大臣都在这里,你要听我们的话,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

红脸完了,又是唱白脸:

“要是不听我们的话,总想封太后,不会有人帮你,你总说没这想法,既然没这想法,就早避嫌疑!”

最狠的,是最后一句:

“如此下去,别说富贵,身家性命能否保得住,都未可知!”

郑养性彻底崩溃了。眼前的这些人,听到的这些话,已经打乱了他的思维。于是,他去找了郑贵妃。

其实就时局而言,郑贵妃依然占据着优势,她有同党,有帮手,如果赖着不走,谁也拿她没办法。什么富贵、性命,这帮闹事的书呆子,也就能瞎嚷嚷几句而已。

然而关键时刻,郑贵妃不负白痴之名,再次显露她的蠢人本色,在慌乱的外甥面前,她也慌乱了。

经过权衡利弊,她终于做出了决定:搬出乾清宫,不再要求当皇太后。

至此,曾经叱诧风云的郑贵妃,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位大妈费尽心机,折腾了三十多年,却啥也没折腾出来。此后,她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这个看似无比强大的对手,就这样,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但在杨涟看来,这还不够,于是三天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另一个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九日,杨涟上书,痛斥皇帝。

杨先生实在太纯粹,在他心中,江山社稷是第一位的,所以在他看来,郑大妈固然可恶,崔大夫固然可恨,但最该谴责的,是皇帝。

明知美女不应该收,你还要收,明知春药不能多吃,你还要吃,明知有太医看病,你还要找太监,不是脑袋有病吧。

基于愤怒,他呈上了那封改变他命运的奏疏。

在这封奏疏里,他先谴责了蒙古大夫崔文升,说他啥也不懂就敢乱来,然后笔锋一转,对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勤劳工作,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必须说明的是,杨先生不是在拍马屁,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

因为在文中,他先暗示皇帝大人忙的不是什么正经工作,然后痛骂崔文升,说他如何没有水平,不懂医术。最后再转回来:就这么个人,但您还是吃他的药。

这意思是说,崔大夫已经够没水平了,您比他还要差。

所以这奏疏刚送上去,内阁就放出话来,杨先生是没有好下场的。

三天后,这个预言得到了印证。

明光宗突然派人下令,召见几位大臣,这些人包括方从哲、周嘉谟、孙如游,当然,还有杨涟。此外,他还命令,锦衣卫同时进宫,听候指示。

命令一下来,大家就认定,杨涟要完蛋了。

因为在这拨人里,方从哲是首辅,周嘉谟是吏部尚书,孙如游是礼部尚书,全都是部级干部,只有杨涟先生,是七品给事中。

而且会见大臣的时候,召集锦衣卫,只有一种可能——收拾他。

由于之前的举动,杨涟知名度大增,大家钦佩他的人品,就去找方从哲,让他帮忙求个情。

方从哲倒也是个老好人,找到杨涟,告诉他,等会进宫的时候,你态度积极点,给皇上磕个头,认个错,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是杨涟的回答,差点没让他一口气背过去:

“死就死(死即死耳),我犯了什么错?!”

旁边的周嘉谟连忙打圆场:

“方先生(方从哲)是好意。”

可到杨先生这里,好意也不好使:

“知道是好意,怕我被人打死,要得了伤寒,几天不出汗,也就死了,死有什么可怕!但要我认错,绝无可能!”

就这样,杨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宫,虽然他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锦衣卫的大棍。

可是他错了。

那位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的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发火,反而和颜悦色说了这样一句话:

“国家的事情,全靠你们尽心为我分忧了。”

虽然称呼是复数,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只看着杨涟。

这之后,他讲了许多事情,从儿子到老婆,再到郑贵妃,最后,他下达了两条命令:

一、赶走崔文升。

二、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谕令。

这意味着,皇帝陛下听从了杨涟的建议,毫无条件,毫无抱怨。

当然,对于他而言,这只是个顺理成章的安排。

但他绝不会想到,他这个无意间的举动,将对历史产生极重要的影响。

因为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心中的想法。

从这一刻起,杨涟已下定了决心——以死相报。

一直以来,他都只是个小人物,虽然他很活跃,很有抱负,声望也很高,他终究只是小人物。

然而眼前的这个人,这个统治天下的皇帝,却毫无保留地尊重,并认可了自己的情感、抱负,以及纯粹。

所以他决定,以死相报,致死不休。

这种行为,不是愚忠,不是效命,甚至也不是报答。

它起源于一个无可争议,无可辩驳的真理:

士为知己者死。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明光宗活在世上的时间,还有十天。

这是晚明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十天。一场更为狠毒的阴谋,即将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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