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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二次摊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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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二万人,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是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着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

南原和全州失陷了,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开始准备向汉城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胜负之间】

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

“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

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了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人:这场战争,不胜,即死!

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

攻陷全州后,日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已达十余万,士气大振,正向王京进军。

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全军覆灭。

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但必须承认,搞起政治斗争来,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

这次遭殃的,是李舜臣,击退日军后,李舜臣被任命水军统制使,统帅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

而元均则得偿所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力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元均走马上任,七月七日,日军来袭。

从技术角度讲,打仗是个水平问题,能打就打得赢,不能打就打输。而元均,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

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就其指挥水准而言,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但很不幸的是,和李舜臣比起来,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

双方交战没多久,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朝军很快不支,死伤四百余人。元均随即率军撤退,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

七月十五日,逃了一星期后,元均被日军追上了。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朝军再次大败,元均再次逃窜。

七月二十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朝军又大败,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他没有再逃下去——当场战死。

经过几次海战,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

朝军完了,明朝水师人数很少,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王京。

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

对于这个数字,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请求放弃王京后撤。

邢玠的答复很简单:不行。

既然领导说不行,那就只有死磕了。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自己可以杀杨元,邢玠就能杀自己。

但手下就这么点人,全带出去死拼,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麻贵决定:打埋伏。

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

九月六日夜,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深夜出城,前往稷山设伏。

他很清楚,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仁了。

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九月七日,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

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了。

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

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

拂晓,日军进入伏击圈,明军指挥,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

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明军又极狡猾,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所以虽然杀声震天,人却是一个皆无。挨了打又找不着主,日军越发慌乱。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当即带领三千人前来支援,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只得落荒而逃。

眼看时机成熟,解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两千明军全线出击,奋勇追击日军。

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简单说来,是两千明军追击一万五千日军,且穷追不舍。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留下这样的记载:稷山之战,明军投入了四万大军,布满山林,不见首尾(遍山盈野)。

只有鬼才知道,那多余的三万八千人,是从哪里寻来的。

就这样,日军大队被两千明军追着跑,损失极为惨重,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才告结束。

此战,日军大败,阵亡八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史称“稷山大捷”。

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虽然日军仍占有绝对优势,但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陷阱。

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此后,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

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而不许后退的邢玠也没有让他失望。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他已完成了部署,并抽调两万余人进入朝鲜作战,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五万。

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但已于事无补,随即全军撤退,龟缩至南部沿海釜山一带,离下海只差一步。

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麻贵知道,该轮到自己了。

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放心大胆地下海,麻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

四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三路:

左路军,统帅李如梅,杨镐,一万六千人,进军忠州。

中路军,统帅高策,一万一千人,进军宜宁。

右路军,由麻贵亲率,一万四千人,进军安东。

此外,朝军一万余人,进军全州。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阵型,因为各路大军的进军方向,正是日军的集结地,而他们,将面对各自不同的敌人。

中路军的前方,是泗川,这里驻扎的,是日军岛津义弘部。

朝军的前方,是顺天,呆在此地的,是日军小西行长部。

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向着目标挺进,然而,他们是不会进攻的。

派出这两支部队,只为一个缘由——迷惑敌人。

日军有十二万人,明军只有四万,所以分别击破,是明军的唯一选择。

而麻贵选中的最后目标,是蔚山。

蔚山,是釜山的最后屏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交通便利且可直达大海,是日军的重要据点。

麻贵据此判定,只要攻占蔚山,就能断绝日军的后勤,阻其退路,全歼日军。

驻守蔚山的,是加藤清正,兵力约为两万,就人数而言,并不算多,看上去,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下手对象。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日军明显吸取了四年前的教训,在布阵上很有一套。顺天、泗川、蔚山各部日军,摆出了品字型阵型,形成了一个十分坚固,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

所以麻贵决定耍阴招,他先后派出两路部队进逼顺天、泗川,造成假象,使其无法判断进攻方向。此后,他将主力明军三万余人分成左右两路,分别向不同的目的地挺进,以降低日军的警觉。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两军突然改变方向,在距离蔚山不到百里的庆州会师,麻贵的最后一层面纱终于揭开。

明军即将亮出屠刀,敌人却还在摸黑。相对而言,日军的将领都是比较实诚的,接到敌情通报后,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立刻加紧自己防区的戒备,严防死守,而没有敌情的加藤清正,由于没有任务,竟然离开了蔚山,跑到附近的西生浦出差去了。

将领水平如此低下,当兵的还不挨打,那就没天理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明军从庆州出发,黎明到达蔚山,进攻正式开始。

先锋李如梅率先出击,带领三千骑兵直插日军城外大营,对于这群不速之客,日军毫无思想准备,当场被斩杀一千余人,损失惨重。明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了城外敌军,日军全线退守城内。

明军进攻之时,加藤清正正在西江浦扛砖头修工事,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最慢,只有更慢。

这位仁兄实在是迟钝到了极点,之前毫无准备不说,仗打了一天,日军快马来报,他竟然还不相信,等败退日军前来亲身说法,他才大惊失色,直到晚上才赶回蔚山。

二十三日夜,各路明军陆续到齐,除左路杨镐、右路麻贵外,中路军董策一部也已赶到,共四万余人,成功实现合围。

对麻贵而言,一切都很顺利,三个月前,他仅凭七千余人,就吓退了十余万日军,两个月后,他得到了增援,并成功地分割了日军,包围了敌城。现在,他相信,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

实在太顺利了,顺利得超出了想象。

古语云:反常者必不久。

第二天,事情出现了变化。

明军没有丝毫松懈,于凌晨再次发起了猛攻,而战局的发展与麻贵设想的一摸一样,日军虽顽强抵抗,但在明军的火炮猛攻下,逐渐不支,而更出奇的是,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城内突起大火,乱上加乱的日军再也扛不住了,随即撤往内城高地。

到目前为止,命运之神始终在对麻贵微笑,现在,他准备哭了。

日军盘踞的地方,叫做岛山营,此地建于陡坡上,城墙由石块筑成,极其坚固,是加藤清正的杰作。

虽然这位仁兄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名将,但就其战场表现来看,实在是惨不忍睹,不过此人倒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很有水准的,比如说——搞工程。

在修筑工事和城楼方面,加藤清正是个十分合格的包工头,工作认真细致,日本国内的许多坚固城池,都出自他的手笔。而岛山营,正是他的得意之作。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打仗就是其中之一。

明军士气旺盛,人多势众,火炮齐发,日军士气低落,人少势孤,枪炮很少,无论怎么分析,明军都是稳赢的。

但现实是残酷的,明军的攻击失败了,只有一个原因——地形。

日军城池依山而建,不但高,而且陡,云梯架不上,弓箭也射不到,火炮虽有效果,但面对石头城,杀伤力有限,加上敌军防守严密,明军仰攻一天,毫无建树,只能收兵回营。

弓箭火炮都不顶用,云梯又太短,想来想去,也只有爬了。

于是自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在炮火的掩护下,明军开始爬山。

二十六日,明军休息,朝军奉命爬山,被击退。

二十七日,明军继续爬山,未果。

二十七日夜,经过商议,明军决定改变策略,以炮火掩护,准备柴草,借火箭射入城,发动火攻。

二十八日,大雨。

从天堂到地狱,这大概就是麻贵现在的感觉。攻击不利,好不容易想了个招,又被天气搅乱了。但事实上,一切才刚开始,因为据说地狱有十八层,而他刚进门。

就在二十八日下午,麻贵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小西行长就要来了。

作为兵力最多,脑袋最好使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轻易摆脱了朝军的纠缠,率领船队日夜兼程,向蔚山赶来。加藤清正可以死,但蔚山不能丢,虽说平时势不两立,但现在同乘一条破船,只能拉兄弟一把了。

形势越来越严重了,目前久攻不下,士气不振,如果让敌军成功会师,明军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

敌人越来越多,没有预备队,没有援军。打到这个份上,如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许多将领纷纷建议,应尽早撤退。

经过慎重考虑,麻贵终于做出了决定——围城。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抉择,但麻贵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就此撤退,敌军将趁势追击,大败不可避免,虽然日军援军已到,但决定战斗成败的,却是城内的敌人。只要残敌覆灭,胜利仍将属于自己。

于是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派部将卢继忠率军三千堵住江口,组织火炮弓箭,加强防御。高策则带兵监视釜山及泗川日军,其余部队集结于城下,断绝敌人的一切补给,总之一句话:打不死,就围死!

麻贵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此时明军处境不佳,日军却更惨,基本上算是山穷水尽,城内没有水源,只能喝雨水,粮食吃光了,石头又不能啃。打仗还能提提神,不打就真没办法了。

于是在明军围困两天后,加藤清正主动派人送信给杨镐,表示希望讲和,杨镐倒也实在,说你出来吧,出来我和你谈判。

加藤清正回复,你们明朝人不守信,我不出来。

在我看来,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

日军的境况持续恶化,之前日军有两万余人,战斗死伤已达四五千人,躲入城的,由于没有粮食衣被,许多都冻饿而死,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初一,城内仅余四千余人。

麻贵十分肯定:敌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可这一口气,终究没能挺过去。

到目前为止,麻贵的判断一直是正确且周密的,从假象、兵力部署、战略战术、计划变更,都无一失误。

综观整个战役,他只犯了两个错误,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

然而成败,正是由细节决定的。

第一个错误的名字,叫做心态。

虽然麻贵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军的现状,做出了继续围困的决定,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点:城内的日军固然要比明军艰苦,但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日军如果丢失蔚山,就会失去退路,除了下海喂鱼,估计没有第二条路走。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顽抗到底。

而明军作为进攻方,占据优势,就算战败,回家睡一觉再来还能打,毕竟是公家的事儿,犯不着玩命。而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正月初二,外海的日本援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明军拼死作战,终于遏制了日军,暂时。

正月初三,日军发动猛攻,明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再次抵挡了进攻,但士气已极度低落,开始收缩阵地。

正月初四,麻贵做出决定,撤退。

事情已经很明显,敌人异常顽强,此战已无胜利可能,如不立即撤退,必将全军覆灭。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麻贵做出了具体的撤退部署——城北右路明军先行撤退,其他部队随后跟上,部将茅国器率军殿后。

而统领城北明军的任务,他交给了杨镐。

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

在接到撤退命令后,杨镐带队先行,开始一切都很顺利,部队有条不紊地行进着,但随着部队的行进,越来越多的明军得知了撤退的消息,特别是受伤及患病的士兵,唯恐被丢下,开始喧哗起来。

应该说,在撤退中,这种事情是难免的,如能及时控制,就能平息风波。退一步讲,就算杨镐没能力,控制不住,毕竟有人殿后,也不至于出大事。

然而在蜂拥的士兵里,嘈杂的叫喊声中,杨镐慌乱了。

这个厚道的老好人,这个连买根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

面对眼前的乱局,惊慌失措的杨镐做出了毁灭性的决定——逃跑。

局势再也无法挽回。

从某种意义上讲,撤退就是逃跑,但两者间是有区别的:撤退是慢慢地跑,有组织地跑,而逃跑的主要内容,只有跑。

杨镐毫无顾忌地带头逃跑了,领导有跑的权力,下属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一个跟着一个,明军很快大乱,四散奔逃。

沿海日军趁机登岸追击,明军大败,伤亡惨重,余部退回庆州。蔚山之战就此失败。

此战,明军伤亡共计两万余人,进攻受挫,战线收缩至王京,而日军损失也高达一万余人,无力发动反击,朝鲜战局再度进入了僵持状态。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有多少财产损失,而是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

开打前可以随便嚷嚷,可要真打起来,那就痛苦了。双方各出奇谋,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全都往死里掐,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当场掐死了还好,赔款割地,该干嘛就干嘛。最恶心人的,就是死掐偏掐不死,你能打,我也不差。

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双方都头疼,要不打吧,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这笔帐找谁算?更何况,还有一个面子问题。

麻贵面临的,就是这种状况。

蔚山战役之后,明军开始收拾残局。

第一件事是整军队,麻贵亲自出马,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并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增兵。

第二件事是整人,也就是追究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仗打成这样,作为主要责任人,处罚是免不了的。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搞得皇帝也怒了,本打算劈他,大臣求情,这才罢官免职,没挨那一刀。这位兄弟的事还没完,后面再说。

善后处理圆满结束,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

日本方面力不从心,很想和谈。打到今天,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挽回面子,才好走人。

然而明朝却是死硬派,根本就没想过谈判,别说割地赔款,连路费都不打算出,且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

谈是谈不拢了,可要打也打不起来。日军虽然人多,但之前被打怕了,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不敢进犯。估计是学精了,占多少是多少,死赖着不走。

明军倒是很有进取精神,总想赶人下海,无奈兵力实在太少,有心而无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总而言之,谁也奈何不了谁,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继续等待。

等着等着,日军开始吃不消了。因为他们部队太多,且长期出差在外,国内供养不起,又没人种田,只能陆续往回拉人,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八万。

与此同时,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总数已达七万。

明军从未如此强大,日军也从未如此弱小,于是麻贵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麻贵再次做出了部署:

东路军,由麻贵亲率,所部三万人,攻击蔚山。

中路军,统帅董一元,所部两万六千人,攻击泗川。

西路军,统帅刘綎,所部两万人,攻击顺天。

九月七日,三路明军正式出征,这一次,没有假象,不用转弯,所有的军队,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

在当时的麻贵看来,选择这个时候出征,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各部修整完毕。而在此期间,锦衣卫也来凑了把热闹。事实证明,这帮人除了当特务,干间谍也有一套,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并提供了大量情报。

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加上手里有了兵,麻贵相信,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

但是他又错了。

麻贵不知道的是,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却绝非尽善尽美,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他们并未探知: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月,丰臣秀吉病死于日本,年六十三。

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归于梦幻,但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却还远未结束。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传达了这样一道命令:

极力争取议和,如议和不成,即全线撤退。

撤军日期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五日,此日之前,各军应严加布防,死守营垒,逃兵格杀勿论,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

为保证撤退成功,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仅有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然而没有人相信,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计算,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十多次。

于是,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是日军最后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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