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 1（1/2）

英文的“政治”（politics）来源于古希腊语“poly”，意思是“很多”；后面的“tics”则来源于“ticks”，意思是“吸血的小虫子”。

十月十八日星期一至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东京金融市场一开放，英镑汇率就开始大幅下降。此时的伦敦将近午夜。到早上九点，所有周一的晨报都在头版用尖叫般的文字强调科林格里奇面临的挑战，富时全股指数下降了六十三点。到午饭时间，又下降了四十四个点。金融家们可不喜欢这样的“惊喜”。

首相的状态也和英镑一样，呈现颓势。自从周六傍晚，他就未曾合眼，甚至没说几句话，一直沉浸在强烈的抑郁当中。当天早上，萨拉没允许他回到唐宁街工作，而是把他留在首相别墅，给医生打了个电话。科林格里奇的“御用”医生维恩·琼斯经验丰富又忠心耿耿，他给首相开了镇静剂，并嘱咐他要好好休息。镇静剂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从一周前党派大会开始以来，科林格里奇直到今天才睡了个囫囵觉。但他的妻子还是能够看到他阖上的双眼下颤动的紧张与不安。即使是在睡梦中，他的十指仍然紧紧地抓着床单。

周一下午的晚些时候，从药物作用中醒来后，科林格里奇指示身陷囹圄的唐宁街新闻办公室告知所有人，他当然会参加领袖竞选，并且很有把握能够力压群雄。办公室还对外宣布，首相处理政务太过繁忙，没时间接受任何采访。但在那一周的晚些时候会站出来说点想说的话。查理也没有接受任何采访。他现在还完全说不清楚股票的事情，因此官方的回答永远是“无可奉告”，这可完全不足以稳定他们家族那风雨飘摇的声誉。

身在党派总部的威廉姆斯勋爵下令迅速进行更多的民意调查，他想知道全国民众的真实想法。而剩下的党内机构行动却没这么迅速。有人翻箱倒柜找出蒙着尘灰的领袖竞选上岗规则条款，发现一点儿也不明确。按照规定，竞选过程的控制者和负责人是党派的后座委员会主席汉弗莱·纽兰兹爵士，而掌握举行时间的选择权则留在了现任党派领袖手中。这种混乱和疑惑始终未得到解决，反而变本加厉。因为大家发现，本来就表现得很不会选择好时候的汉弗莱爵士在前一个周末离开伦敦，去西印度群岛的一个私人小岛上度假了，很难联系上。于是乎，媒体上匆忙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猜测文章，认为他是故意躲开的。只要保持这样一言不发，低调处事，党内高层就有时间调动令人敬畏的权力，说服那头“莱斯特雄狮”不要再闹事，劝服贝尔斯特德放弃自己的坚持。

周三的时候，《太阳报》发现汉弗莱爵士正躺在圣卢西亚岛附近的一片银色沙滩上，和友人共度好时光，陪伴左右的包括三名穿着极度暴露的年轻女子，看上去简直比爵士年轻了将近一百岁！官方宣布说，一有安排好的航班，爵士就会立刻返回伦敦。和查理·科林格里奇一样，爵士的夫人也没有对此事发表任何公开评论。

此时的政坛若是大海，那也是暴风大作，生死未卜。亨利·科林格里奇逐渐觉得自己是飘在狂风巨浪中的一叶孤舟，他再也不愿意听从自己老谋深算而又睿智远见的党主席了。当然，他说不清不信任威廉姆斯的具体原因，但媒体上连续不断地报道两人出现嫌隙，起到了三人成虎的效果。于是这件事情发展到如今的地步，很显然已经不仅仅是大家不负责任的猜测和议论了。猜疑的关键在于你的思想和心理，与事实无关。年事已高的党主席有自己的骄傲，他觉得不能在没人询问他的情况下就提供建议和意见，而科林格里奇则把他的沉默当做不忠诚的证据。

萨拉去探望了查理，很晚才回来，情绪十分低落，“他看上去很糟糕，亨利。我从来都不知道他把自己的身体折腾成什么样了。喝了这么多的酒。医生说他差点就把自己喝死了。”

“这是我的错，”亨利喃喃道，“我本来可以阻止他的。要是我没那么忙……他说了什么关于股票的事情吗？”

“他基本上就是语无伦次，他只是一直说：‘五万英镑？什么五万英镑？’他发誓说从来没去过什么土耳其银行。”

“该死的！”

“亲爱的……”她咬着嘴唇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艰难地开了口，“有没有可能……”

“他真的做了？我真的不知道。但我有什么选择吗？他必须是无辜的，因为如果他真的买了这些股票，那只有傻子才会相信不是我让他去做的。如果查理真的做了这件事，那我就完了。”

她警告般地抓住他的胳膊，“你就不能说查理生了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不知怎么的，他……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发现了那些信息……”她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即使是她也无法相信这样的借口。

他将她拥入怀中，紧紧抱着她，用身体的温度来给她语言无法提供的安慰。他吻了吻她的前额，感觉到她的热泪滴在他的胸膛上。他知道自己的眼泪也快要夺眶而出了，他毫不为此感到羞耻。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啊。

“萨拉，我不会做那个结果查理的人。天知道，他自己一直都在努力结果自己。但我还是他的弟弟，一直都是，无法改变。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只有两条路，要么熬过去重见天日，要么鱼死网破，与舟同沉。但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都是一家人，要一起去承受。”

党派会议季对记者们来说，是六个星期的睡眠不足和挥汗如雨。而在这之后，玛蒂希望能有一点休整的时间。只要一个稍微长点的周末就好。然而，不管多少美味的智利红酒下肚，不管看多少部经典老电影，她的思绪还是禁不住飘回工作上去。想着科林格里奇、厄克特和普雷斯顿，特别是普雷斯顿。她晃晃脑袋，捡起几张砂纸，开始给她这个维多利亚式公寓里的木器抛光。但无济于事，不管她多么用力和集中地去擦拭那些老旧的漆痕，脑子里的思绪始终挥之不去。她仍然对自己编辑的行为万分愤怒。

第二天早上九点半，她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办公室，稳稳地坐在普雷斯顿办公桌前的皮椅上，等着反攻他。这次可不是打电话了，他不能电话一挂就了事。但她的反攻计划没能成功。

她在那儿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结果他的秘书带着抱歉的表情在门边探头探脑，“对不起啊，玛蒂，编辑大人刚打电话来，说他要出去赴个约，午饭后才来办公室呢。”

整个世界都在阴谋反对玛蒂，让她诸事不顺。她很想拼命尖叫，内心也在运气，准备实施。所以说，约翰·科拉杰维斯基选择此时此刻来找总编辑真是太会把握时机了。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玛蒂。”

“我不在这儿，至少以后再也不在这儿了。”她站起来往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