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二〇〇〇年 · 4（2/2）

这年头似乎已经不再有父母认为女孩不用读书，或少读一点也无所谓，女孩和男孩一样穿制服、背书包去上学，早已是天经地义的事；女孩也和男孩一样思考着自己的出路，规划自己踏入社会后的未来，并努力竞争，只求能在这社会中生存。两姐妹成长的那个年代，刚好赶上女权意识抬头、女性地位提升，社会风气是鼓励并支持女性的。金恩英二十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九九年，政府制定了禁止性别歧视的相关法案，而在金智英二十岁那年，即二〇〇一年，国家行政机关则出现了“女性部” (3) ，但是每到关键时刻，“女性”的标签就会默默地遮住人们的双眼，转移人们的脚步，使人走回头路，这总是令人感到惊讶、困惑。

(3) 　资料来源：女性家族部官网。现已更名为女性家族部。此行政机构与中国台湾的“行政院性别平等会”相似，主要负责女性相关政策，成立于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五年六月扩张改组成“女性家族部”。——译者注

“更何况我连自己会不会结婚生子都不知道，噢，说不定在那之前先没了小命也不一定，干吗非得想那么远，反而不能做现在真正想做的事呢？”

母亲转头望向贴在墙上的那张世界地图，一言不发地凝视许久，地图的边边角角早已被磨得老旧泛黄，上面贴有几张绿色和蓝色的爱心贴纸。那是金恩英当初把原本要用来装饰日记本的贴纸送给金智英，建议她把想去的国家标示出来，最后金智英把贴纸贴在了美国、日本、中国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家，金恩英则把贴纸贴在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母亲问她为什么想去那些国家，金恩英答道：“感觉那边韩国人比较少。”对那些贴纸背后的含意，母亲也心知肚明。

“好吧，是妈不对，我不应该出那主意的，先把论述考试准备好再说。”

母亲说完转过身。

金恩英突然叫住母亲：“是因为学费比较低的关系吗？还是因为未来出路比较有保障？因为毕业后马上就能赚钱吗？爸的工作都已经难保了，下面还有两个小的弟弟妹妹要养，是吗？”

“是啊，多少也因为这些因素，但这些原因只占一半，另一半主要还是我觉得教师是很不错的职业。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同意你的说法。”

母亲诚实地回答了女儿的提问，金恩英没再说话。

金恩英找了一些小学教师的资料，与升学指导老师也面谈过好几次。亲自走访了一所位于地方城市的师范大学后，她买了一份该大学的志愿表带回家。这次反而是母亲劝她三思，因为母亲自己就曾为家人和手足放弃过梦想，比谁都明白那些委屈。不知从何时起，母亲与舅舅几乎不再往来，当初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后悔与埋怨日渐加深，最终，那份心理伤痛也搞砸了家人之间的关系。

金恩英向母亲解释，自己绝不是什么牺牲，她重新思考过电视制作人这份工作，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这个职业，只是怀有不切实际的憧憬，准确地说，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她都不知道。其实从小她就很喜欢给弟弟妹妹念故事书，指导他们写作业，也很喜欢一起做手工，所以觉得自己的性格应该更适合当老师。

“的确就像妈所说的，老师是个不错的职业，早下班，有寒暑假，稳定，最主要是要去教那些小毛头，多酷啊！当然，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在吼叫也不一定。”

金恩英把志愿单递进了那所她亲自走访过的师范大学，最后顺利被录取了，也幸运地抽中了学校宿舍。那年，金恩英还未满二十岁。母亲在难掩内心喜悦的女儿面前，叮嘱了一些她根本听不进去的话，教了她一些简单的生活自理方式，便返回家中。母亲趴在空荡荡的金恩英的书桌前，放声大哭，懊悔自己不该让那么年轻的金恩英独自离家生活，应该让她去读自己真正想读的学校，不应该把女儿的一生变得跟自己一样……她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在心疼女儿，还是在心疼当年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