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上帝之手（1/2）

一扇石门挡住了三一学院的入口，石门上还有一扇小木门。我穿过门走进去。一位身穿黑色大衣、头戴圆顶礼帽的行李搬运工带我参观了学院，领我穿过最大的庭院——中庭。我们穿过石头过道，走进一条铺满成熟小麦色石头的长廊。

“这里是北回廊，”搬运工说，“牛顿就是在这里跺脚测量回声，首次计算了声速。”

我们回到大门。我的房间在正对着它的三层。搬运工走后，我站在两个行李箱中间，从小窗口向外望去，凝视着神秘的石门和它超凡脱俗的城垛。剑桥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古老而美丽。只是我变了。我不再是一名游客，不再是一个客人。我成了大学的一员。门上写着我的名字。根据上面的文字，我属于这里。

第一堂课我穿了深色衣服，希望自己不会太显眼，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与其他同学不一样。我说起话来 当然不像他们，不仅仅因为他们是英国人。他们的言语节奏轻快、抑扬顿挫，让我觉得像是在唱歌，而不是说话。在我听来，他们说话时文质彬彬，显得受过良好教育；而我说话则倾向于含糊不清，一紧张就结巴。

我在一张大方桌周围选了一个座位，听邻座的两个学生讨论讲座主题——以赛亚·伯林 [1] 的两个自由概念。坐在我旁边的学生说他以前在牛津大学学过以赛亚·伯林；另一个说他在剑桥读本科时就已经听过这位老师讲的关于伯林的课。我从未听说过以赛亚·伯林这个名字。

老师开始讲课。他语气平静，但将材料过得很快，仿佛认定我们对此都已很熟悉。其他学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没记笔记。我将每个字都草草地记了下来。

“那么以赛亚·伯林的两种概念是什么？”老师问。几乎所有同学都举起了手。老师叫了那名来自牛津的学生。“消极自由，”他说，“是不受外部限制或阻碍的自由。此种意义下的自由指一个人的身体不受他人阻碍地行动。”一时之间我想起了理查德，他似乎总能准确无误地把读过的东西背诵出来。

“很好，”老师说，“第二个呢？”

“积极自由，”另一个学生答道，“是摆脱内部约束的自由。”

我在笔记里记下这个定义，但我并不理解它。

老师试图澄清这个概念。他说积极自由是自制，由自我掌控的自我统治。他解释说，拥有积极自由就是控制自己的思想，从非理性的恐惧和信仰中解放出来，从上瘾、迷信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自我强迫中解脱出来。

我不知道何为自我强迫。我环顾房间，除了我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到困惑。我是少数记笔记的学生之一。我想让老师做进一步解释，但是有什么东西让我放弃了这个想法——我确信这样做无异于对着一教室的人大喊：我不属于这里。

下课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凝视着窗外的石门和中世纪时期的城垛。我想到了积极自由，想到了自我强迫可能的意义，直到我的头隐隐作痛。

我给家里打电话，是母亲接的。听见我用哭声说“你好，母亲”，她很激动。我告诉她，我不该来剑桥，我什么都不懂。她说她一直在进行肌肉测试，发现我有一个脉轮失去了平衡。她说她能调整。我提醒她我可是在五千英里之外。

“没关系，”她说，“我会调整奥黛丽身上的脉轮，让它飞向你。”

“让它怎么着我？”

“飞 ，”她说，“对生命能量来说，距离不是问题。我可以从这里将修正过的能量传送给你。”

“能量的传播速度有多快？”我问，“和声速一样，还是更像一架喷气式客机？它是直接飞过来，还是会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停留一下？”

母亲笑着挂断了电话。

大部分早晨我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个靠窗的位置上学习。还是这样的一天早晨，杨百翰大学的好友德鲁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了一首歌。他说那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但歌名和歌手我都从未听说过。我用耳机播放了这首歌，立刻就被它牢牢吸引。我望着北回廊，一遍又一遍地听：

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

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我把这两行歌词记在笔记本上，写在正在撰写的论文的空白处。阅读时我的思绪又不由自主地飘到歌词上面。我从网上了解到鲍勃·马利 [2] 脚上的肿瘤。我还了解到马利曾是拉斯特法里教教徒，该教派信仰“全身完整”，因此他拒绝做截肢手术。他在四年后去世，年仅三十六岁。

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 。这句歌词是马利在去世前一年写下的，当时本可以动手术去除的黑色素瘤正转移到他的肺、肝、胃和大脑。我想象一个贪婪的外科医生，长着锋利的牙齿和细长的手指，力劝马利进行截肢手术。想到医生的可怕形象和他腐败的药物，我便胆怯退缩了。这时我才明白之前未明白过来的一点，尽管我已弃绝了父亲的世界，却从未寻找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勇气。

我将笔记本翻到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那堂课。在一个空白处，我画线写下：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然后我拿起电话拨通号码。

“我需要接种疫苗。”我告诉护士。

每个星期三下午我参加一个研讨会，在那里注意到两个女生——卡特里娜和苏菲——几乎总是坐在一起。圣诞节几星期前的一个下午，她们问我想不想去喝一杯咖啡，我才第一次开口跟她们说话。我以前从未喝过“一杯咖啡”——我从未尝过咖啡的味道，因为这是教会严令禁止的——但我跟着她们来到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 收银员很不耐烦，于是我随便选了一杯。她递给我一个过家家大小的杯子，里面盛着一大汤匙泥浆颜色的液体。我眼巴巴地望着卡特里娜和苏菲端回我们桌旁的杯子里的泡沫。她们讨论起课堂上的概念；我则纠结要不要喝掉我的咖啡。

她们轻松自如地使用高深复杂的术语。其中一些术语，如“第二次浪潮”，我以前听过，但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些，比如“霸权式男性气概”，我读着就拗口，更不用说理解了。我喝了几口苦味的浓缩液体，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她们谈论的是女权主义。我盯着她们，好像她们在玻璃后面。我从来没有听人将“女权主义”这个词用作谴责以外的含义。在杨百翰大学，“你听上去像个女权主义者”标志着争论的结束。它也表明你输了。

从咖啡馆出来后我去了图书馆。在上网查询了五分钟、去了几趟书架后，我回到老位置上，面前摆了一大堆书，都是我如今已经知道的“第二次浪潮”作家——贝蒂·弗里丹、杰梅茵·格里尔、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作品。每本书我只翻了几页便合上了。我从未在书本上见过“阴道”这个词，也从未将它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