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教堂（2/2）

肯定是我的幻觉。泰勒从不回家。想到这里，我放声大笑，发出尖利的咯咯声。一旦离开这个家，只有疯子才会回来。现在我的视线里出现了更多粉色和黄色的斑点，就好像我身处一个雪花水晶球。很好。这意味着我马上要昏过去了。对此我充满期待。

肖恩放开我的手腕，我又摔倒了。我抬起头，看见他的目光正盯着楼梯间看。这时我才意识到那真的是泰勒。

肖恩后退一步。他是趁爸爸和卢克离家外出干活才下的手，这样就没人能对他的体力提出挑战。碰上他的弟弟——没那么凶恶，但也自有其强大之处的弟弟——真是出乎他的意料。

“发生什么事了？”泰勒又问。他眼睛盯住肖恩，慢慢走过来，像接近一条响尾蛇。

母亲停止了哭泣。她很尴尬。泰勒现在是局外人了。他已离家那么久了，已被归为不能分享我们秘密的一类人中。这件事我们也该向他隐瞒。

泰勒走上楼梯，朝哥哥走去。他紧绷着脸，呼吸很轻，并未流露一丝惊讶。在我看来，泰勒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以前也这么做过，那时他们还小，力量悬殊更大。泰勒不再向前，但目不转睛地怒视着肖恩，好像在说：不管这里发生了什么，现在结束了。

肖恩开始小声说起我的衣服和我在城里做的事。泰勒挥挥手，打断了他。“我不想知道，”说完，他转身对我说，“走吧，离开这里。”

“她哪儿也不能去。”肖恩晃动着那串钥匙，又说了一遍。

泰勒将自己的车钥匙扔给我。“走吧。”他说。

我朝泰勒的车跑去，那辆车停在肖恩的卡车和鸡舍之间。我试图把车倒出来，但踩油门太用力，轮胎打滑了，沙砾飞溅。第二次尝试成功了。汽车迅速向后绕了一圈。泰勒出现在门廊时，我已经开上车道，准备冲下山。我摇下车窗。“别去上班，”他说，“他会到那里找你。”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肖恩不在。母亲在厨房调配精油。早上的事她只字未提，我知道我也不该提。我上床睡觉了，但几个小时后我仍没睡着，这时我听见一辆小皮卡轰鸣着冲上山坡。几分钟后，我卧室的门嘎吱一声开了。我听见灯啪的一声亮了，看见灯光在墙上跳跃，感受到他的重量压在我床上。我转过身来面对他。他把一个黑色天鹅绒盒子放在我旁边。我没有碰，他打开盒子，取出一串乳白色的珍珠。

他说他看清了我走的路子，那很不好。我在迷失自我，变得和其他女孩一样，轻浮，想要操纵别人，试图用外表去得到想要的东西。

我想到了我的身体，想到它发生的一切变化。我几乎不知道对它有何种感觉：有时我确实希望别人能注意它，赞美它，但我马上想起了珍妮特·巴尼，感到一阵厌恶。

“你很特别，塔拉。”肖恩说。

是吗？我想相信事实如此。泰勒几年前也曾说过我很特别。他给我读了《摩门经》里的一段经文，讲的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孩子，善于察言观色 。“这让我想起了你。”泰勒当时这么说道。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伟大的先知摩门，这一事实让我感到困惑。女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先知，但泰勒告诉我，我让他想起了最伟大的先知之一。现在我仍然不清楚他那么说是什么意思，但我当时的理解是，我可以相信自己：我身上有某种东西，某种先知们具有的东西，它不论男女，也不分老少，是一种内在的、不可动摇的价值。

但现在，当我凝视着肖恩在我的墙上投下的影子，意识到我日渐成熟的身体，意识到它的邪恶，以及我想用它作恶的欲望，那段记忆的意义发生了变化。突然间，这种价值有了条件，似乎可以被拿走或浪费。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种赐予。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我，而是让我变得身份模糊的表面上的约束和仪式。

我看着哥哥。那一刻，他似乎更成熟、更睿智了。他见过世面，领略过世俗的女人，所以我请求他，不要让我成为那样的女人。

“好吧，鱼眼睛，”他说，“我会的。”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脖子瘀青，手腕浮肿。我头痛——不是脑袋里面痛，而是整个脑子痛，仿佛这个器官本身柔软脆弱。我去上班了，但早早回了家，躺在地下室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等着疼痛结束。我躺在地毯上，感受着大脑怦怦直跳。这时泰勒发现了我，他斜靠在我脑袋附近的沙发上。见到他我并不开心。让泰勒看到我在家里被拽着头发拖着走，比这件事本身更糟糕。如果在让它继续下去和让泰勒回来阻止它之间选择，我宁愿选择让它继续。显然我会这样选择。那时反正我马上就要昏过去了，然后很可能会把它忘掉。再过一两天，可能甚至会感觉它没有真实发生过，只是一个噩梦。再过一个月，只留下噩梦的回声。但是泰勒看到了，让这件事变得真实起来。

“你想过离开吗？”泰勒问道。

“去哪里？”

“上学。”他说。

我眼睛一亮。“我打算九月上高中。”我说，“爸爸不会乐意，但我想去。”我以为泰勒会感到高兴，但他一脸苦相。

“你以前也这样说。”

“我会去的。”

“也许吧，”泰勒说，“但只要你住在爸爸的屋檐下，他不允许，你就很难离开，很容易一年年拖下去，这辈子就去不成了。如果从高二开始，你还能毕业吗？”

我们都知道我做不到。

“是时候离开了，塔拉，”泰勒说，“你待得越久，离开的可能性就越小。”

“你觉得我需要离开？”

泰勒没有眨眼，也没有犹豫。“我觉得对你来说，这儿是最糟糕的地方。”他声音很轻，但他说这些话的感觉像是喊出来的。

“我能去哪儿？”

“去我去的地方，”泰勒说，“去上大学。”

我哼了一声。

“杨百翰大学接收家庭教育的孩子。”他说。

“我们是吗？”我说，“家庭教育的孩子？”我试着回忆最后一次看课本是什么时候。

“招生委员会除了我们告诉他们的，什么都不会知道，”泰勒说，“如果我们说你在家上学，他们会相信的。”

“我不会被录取的。”

“你会的，”他说，“只要通过act [21] ，一个很烂的考试。”

泰勒起身要走。“外面有一个世界，塔拉，”他说，“一旦爸爸不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

第二天，我开车去城里的五金店，为卧室的门买了一把滑动螺栓锁。我将它放在床上，然后拿起从店里买的电钻，开始安装螺丝。我以为肖恩不在家——车道上没见到他的卡车——但是当我拿着电钻转过身来，他正站在我房间的门口。

“你在干什么？”他说。

“门把手断了，”我撒了谎，“风一吹门就开。这把锁便宜，但很管用。”

肖恩摸着厚厚的钢，我敢肯定他看得出来，锁一点儿也不便宜。我静静地站着，被恐惧和怜悯麻痹。那一刻，我恨他，想当着他的面呐喊。我想象他因为我的话和他的自我厌恶而一蹶不振的样子。即便在那时，我也明白事情的真相：肖恩比我更恨他自己。

“你用的螺丝不对头，”他说，“安在墙上和门上的螺丝需要长些。否则马上就崩掉。”

我们来到工作间。肖恩转悠了几分钟，拿着一把钢螺丝出来了。我们走回房间，他装上了锁，自言自语哼着歌，面带微笑，咧嘴时露出了乳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