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世代的完全人 [12]（1/2）

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在《安妮》一剧中担任主唱。父亲处于严阵以待的状态。自从我五岁时韦弗一家被围攻，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肯定，世界末日马上要降临了。

爸爸称之为“千年虫”。到一月一日，他说，全世界的计算机系统都将崩溃。到时候没有电，没有电话，一切都会陷入混乱，而这将预示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你怎么知道是这一天？”我问。

爸爸说，政府编程的电脑日历以六位数显示，这意味着年份只有两位数。“当99变成了00，”他说，“电脑就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它们会瘫痪。”

“他们不能修好它吗？”

“修不好，”爸爸说，“人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人力量微弱。”

在教堂，爸爸提醒大家提防千年虫。他建议杰伊老爹为他的加油站买些结实的锁，也许该弄些防御武器。“大饥荒来了，商店将是被洗劫的首要目标。”爸爸说。他告诉芒福德教友，每一个正直之士应该至少储备供十年使用的食物、燃料、枪支和黄金。芒福德教友只是吹了吹口哨。“我们不可能都像你一样正直，吉恩，”他说，“我们中有些人是罪人！”没有人听他的话。他们在夏日艳阳底下照常生活。

与此同时，我们一家人将桃子煮熟去皮，给杏去核，把苹果搅成酱。一切都被高压烹熟，密封，贴上标签，储存于爸爸在牧场挖的地窖里。地窖入口很隐蔽，被一个小丘遮挡，爸爸警告我们绝不能把位置告诉任何人。

一天下午，爸爸爬进挖掘机，在旧谷仓旁挖了一个坑。接着他用装载机把一千加仑的油罐放进坑里，用铁锹填埋好，在新鲜的泥土上精心种上荨麻，撒上蓟种子，这样它们长出来就能遮蔽油罐。拿着铁锹掩埋时，他吹着《西区故事》里《我感觉真好》的调子。他帽檐向脑后倾斜，一脸灿烂的微笑。“末日来了，我们将是唯一有燃料的人，”他说，“其他所有人靠双脚奔逃的时候，我们还能开车。我们甚至能开到犹他州去接泰勒。”

大多数晚上我都在虫溪剧场排练。那是一个破旧的剧院，靠近镇上唯一一盏红绿灯。剧场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没有人谈论千年虫。

虫溪剧场里人们的交流方式与我们家全然不同。当然，我也和家人以外的人来往，但那些人和我们一样：要么是雇母亲接生的女人，要么是不相信医疗机构来找她买草药的女人。我只有一个朋友，叫杰西卡。几年前，爸爸说服她的父母罗伯和黛安，说公立学校只不过是政府的宣传项目。从此以后，他们也把她留在家里。杰西卡的父母把她从学校拽走之前，她还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从未和她说过话；但后来她成了“我们”中的一员。正常的孩子不再要她了，她被留给了我。

我从没学过如何跟与我们不一样的人，与那些去上学、去看医生，不为世界末日来临天天备战的人交谈。虫溪剧场里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的话仿佛脱胎于另一种现实。导演第一次和我说话时我就是这种感觉，就好像他来自异次元世界。他只说了一句话：“去找找fdr的资料。”我没有反应。

他又说了一次：“罗斯福总统。fdr [13] 。”

“你是说jcb [14] 吗？”我说，“你需要叉车吗？”

大家都笑了。

所有台词我都烂熟于心，但排练时，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假装研究我的黑色活页夹。轮到我上台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大声背诵台词。这给了我自信。如果我无话可说，至少安妮有的说。

开演前一周，母亲把我棕色的头发染成了樱桃红色。导演说完美，现在我只需在周六彩排前把演出服搞定。

我从家里的地下室找出一件肥大的针织毛衣，脏兮兮的，满是洞眼，还有一条很丑的蓝裙子，母亲把它漂成了浅棕色。穿这条裙子演一个孤儿再合适不过了，我为自己轻而易举找到了演出服而感到欣慰，直到我想起第二幕中，安妮穿着沃巴克斯爸爸买给她的漂亮衣裙。那样的衣服我可没有。

我告诉了母亲，她脸色一沉。我们驱车一百英里，沿途到每一家二手商店苦苦寻找，但一无所获。在最后一家店的停车场里，母亲噘起嘴唇说：“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试试。”

我们开车去了安琪姨妈家，把车停在她和外婆共用的白色尖桩栅栏前。母亲敲了敲门，然后站在门外，理顺头发。安琪见到我们很惊讶——母亲很少看望这个妹妹——但她热情地微笑着请我们进屋。她家前厅有许多丝绸和蕾丝，让我想起了电影里豪华酒店的大堂。我和母亲坐在淡粉色的褶皱沙发上，母亲解释了我们为何而来。安琪说她女儿有几条裙子，可能用得上。

母亲坐在粉红色的沙发上等着，安琪领我来到楼上她女儿的房间，摆出一大堆裙子，每一件都很精美，有着繁复的蕾丝花边和雅致的蝴蝶结。起初我不敢去碰它们。安琪帮我一一试穿，系上腰带，扣上扣子，整理好蝴蝶结。“你应该穿这件。”说着，她递给我一件深蓝色的裙子，裙子上身镶有白色编织坠饰。“上面的小装饰都是你外婆缝的。”我拿了那件裙子，还有另一件带白蕾丝花边的红色天鹅绒裙，和母亲开车回了家。

这出剧一星期后开演。爸爸坐在前排。演出结束后，他径直走到售票处，又买了第二天晚上的票。那个星期天他在教堂没有谈论别的。不再谈论医生或光明会，也不再提什么千年虫，只谈论镇上上演的那出戏剧，他的小女儿在里面担任主唱。

尽管爸爸担心我离家在外的时间太久，但他并没有阻止我去为下一出剧以及再下一出剧试唱。“谁知道剧院里在进行什么勾当，”他说，“很可能是通奸者的巢穴呢。”

下一部剧的导演离婚的时候，爸爸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说这些年来他没送我去公立学校读书，可不是为了看我在舞台上堕落。之后排练都是他亲自开车送我去。几乎每晚他都说以后不会再让我去了，说他迟早会在哪天晚上去虫溪剧场把我拖回家。但每次演出一开始他就来了，坐在第一排。

有时他扮演经纪人或经理的角色，纠正我的演唱技巧，为我推荐曲目，甚至为我的健康出谋划策。那年冬天，我的嗓子持续疼痛，无法唱歌。一天晚上，爸爸把我叫到跟前，撬开我的嘴，查看我的扁桃体。

“它们都肿了，好吧，”他说，“肿得跟杏子似的。”母亲用紫锥菊和金盏花也没能让它们消肿，爸爸便提出了自己的疗法：“人们不知道，其实太阳才是最强大的药物。夏天人们不会喉咙痛就是这个原因。”他点了点头，仿佛对自己的逻辑深表赞同，然后说，“如果我的扁桃体像你这样，我就会每天早上出门站在太阳底下，张开嘴巴，晒上半小时左右。它们很快就会消肿。”他称之为“治疗”。

我这样坚持了一个月。

站在那里，抬起下巴，头向后仰着，让阳光照进喉咙，这个姿势极不舒服，我连半小时都坚持不了。十分钟后我的下巴就开始疼痛，且一动不动地站在爱达荷州冬日的严寒中，人很快就冻僵了。我的喉咙越来越疼。每当爸爸发现我嗓音沙哑，他就会说：“嗯，你还能指望怎样？我都整个星期没见你好好治疗了！”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虫溪剧场：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孩，和一群公立学校的孩子一起笑着，穿一双白色大鞋，卡其短裤，笑容灿烂。他没参演戏剧，但城里又没什么地方可以消遣。那个星期，他来看望他的朋友，我又见过他几次。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后台黑暗的角落闲逛时，一转弯，发现他坐在我最喜欢坐的木箱上。箱子孤零零的——这正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他向右挪了挪，为我腾了个地方。我如坐针毡般慢慢地、紧张地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