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重获生活的热情（1/2）

倾听内心的声音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许多无益的知识，这些知识来自善意的父母、老师或别的人。由于这些教诲看起来是那样地天经地义，我们也就不再去探讨它们的合理性。喜剧演员巴迪·哈克特（buddy hackett）曾在一档娱乐节目中说，小时候每天吃着妈妈做的丰盛的饭菜，直到去军中服役，他才知道饭后胃部还可以保持轻松。同样的，我们在社会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一些不良积习，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致我们觉察不到它们的存在。只有深入了解我们的生存状态，我们才能看清它们的危害，并形成新的想法及行为方式，来满足身心健康的需要。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倾听和表达自己的需要并不容易。一般来说，我们的文化倾向于把个人需要看作是消极的、具有破坏性的。如果一个人公开表达自己的需要，就很可能被看作是自私的。

通过鼓励我们区分观察和评论，认识情感的根源在于个人的需要和想法，并以建设性的语言提出明确的请求，非暴力沟通帮助我们认识社会文化对个体的消极影响。一旦认识到社会文化的局限性，我们就可能突破它的束缚，至少，我们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解决内心的冲突

在生活中，有时我们会感到沮丧，觉得前途一片黑暗。欧内斯特·贝克（ernest becker）在他的《精神病学的革命》一书中提出，沮丧是因为一个人处于激烈的内心冲突之中，无所适从。我们内心中也许有一种声音说，“我想这样做”；但又有一种声音说，“不，你不应该那样做”。这样，我们就陷入了僵局。沮丧意味着，我们不了解自己的需要——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以及如何满足愿望。

一位学习非暴力沟通的女士有一段时间心情很不好。一位朋友建议她在心情极度沮丧时以对话的形式记录内心的挣扎。以下是前两句：

声音1（“职业女性”）：“我应该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时间。我受了这么好的教育，我也相信自己的才干，但现在都白白浪费了。”

声音2（“负责任的母亲”）：“你太不现实了。你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你都没法照顾好他们，还好意思谈别的？”

几个月来，这位女士就一直生活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她的头脑中充斥着各种对自己的批评和指责。看到这段对话后，她的朋友又建议她，让心中的那位“职业女性”用非暴力沟通表达自己。

于是，她就用非暴力沟通的四个要素来表达“职业女性”的心声：“为了照顾孩子，我放弃了工作，留在家里（观察）；我有点心灰意冷（感受），因为我看重成就感（需要）。我想，我现在也许可以去找份兼职（请求）。”

接着，她用非暴力沟通的四个要素来表达“负责任的母亲”的心声：“当我想到上班的事情时（观察），我好害怕（感受），因为我要确保孩子们能得到很好的照顾（需要）。我想，在上班时，我需要一位好保姆来照顾他们。下班后，我还要确保有时间和精力好好陪孩子。”

当这位女士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说出心里话后，她大大松了一口气。她没有再批评和指责自己，而把注意力放在了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上。虽然她还有实际的问题需要处理，例如找个好保姆、寻求先生的支持，但她已经察觉到自己的需要，并能静下心来采取必要的行动。

心灵环保

如果以苛刻的态度对人对己，我们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通过运用非暴力沟通，我们不再试图分析自己或他人有什么毛病，而是用心去了解我们的需要，这样，我们的内心就会逐渐变得平和。

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自己，一位女士报名参加了一个历时三天的非暴力沟通研讨班。在活动期间，她发现自己的生活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她回忆说，在第二天清晨醒来时，她头痛得十分厉害。“在过去，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检讨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是否吃了不好的食物？是不是给自己施加了太大的压力？我会盘问自己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一次，在学习了非暴力沟通之后，我问自己的问题是，‘我现在需要做什么来缓解头痛’。”

“我坐了起来，做了一些柔和的头部运动。接着，起床到外面走了走，回来后又做了一些别的事情，让自己放松下来。过了一会儿，头没那么痛了。这时，我想了想昨天在研讨班中的经历。我发现，头痛很可能是因为昨天我不怎么留意身体的状态。现在，身体是通过头痛来提醒我‘请留意我的需要’。于是，在接下来两天的研讨班中，我就用心体会身体的状态，并注意调节和放松。这一次的经历提醒我：在头痛时，我可以专注于我的需要。这是我人生的重大突破。”

在另一次研讨班中，有个参加者询问如何在开车时保持良好的心态。这是我很熟悉的问题！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过去经常开车前往美国各地。我知道，在开车时，保持良好的心态有多困难。那时，如果有人以我不喜欢的方式开车，我的头脑中常常会冒出以下的想法：“这家伙有毛病！开车都不看路？”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就会想好好教训那些我认为不守规矩的司机。可是，我又没法惩罚他们，于是，就更加恼怒了。

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关注自己的感受和需要。“是的，看到他们这样开车，我真的很害怕；我希望，他们在开车时能注意安全。”哇！我感到惊讶的是，只要我不再批评和指责他人，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感受和需要，我的心情就放松了许多。

我深受鼓舞，于是又决定去体会其他司机的感受和需要。在第一次尝试这么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很大的满足。那一次，在我前面的那辆车开得非常慢，它在每个十字路口都会减速。我有点急了，我和自己说：“这车没法开了。”注意到自己的紧张情绪后，我开始体会那辆车的司机可能会有怎样的感受和需要。我觉得，前面的那位司机有点不知所措，希望得到后面司机的谅解。路渐渐宽了，在超车时，我发现那辆车的司机是一位看起来有80岁的老太太。她看上去惊慌失措。我很庆幸，我曾用心去体会她的感受和需要，而没有鸣喇叭或做别的动作来表达我的不悦。

用非暴力沟通代替诊断

许多年前，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心理医生，我接受了九年的培训，并获得了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不久，我有幸旁听了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与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关于精神疗法的讨论。在讨论中，布伯质疑，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当作心理医生，他是否还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人面对心灵的创伤。布伯当时正在访问美国，他和罗杰斯一起受邀来到一所精神病院进行公开的讨论。旁听的人都是精神病学领域的专业人员。

布伯的观点是，个人的成长是通过与他人的坦诚交流来实现的——在交流中，彼此能够自由地表达内心的软弱。他不相信，这能够存在于心理医生与其顾客之间。罗杰斯同意，坦诚是个人成长的先决条件。但是，他相信，出色的心理医生能够超越他的身份，来坦诚地与顾客交流。

布伯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只要顾客把自己看作是顾客、把医生看作是医生，即使医生愿意与顾客真诚地交流，这样的交流实际上还是不可能的。他评论说，顾客预约看病的过程，以及花钱来解决问题，使医生和顾客之间的交流很难不受其身份束缚。

他们的对话回答了我长期以来对分离疗法（clical detachnt）的困惑。在我所接受的教育中，分离疗法被认为是心理分析疗法的金科玉律。根据分离疗法的理论，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医生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要是十分不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则会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在治疗过程中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并避免因个人内心的冲突造成对顾客的伤害——他们就像一面镜子，让顾客充分投射他们的情感，然后，他们会作出诊断。我理解分离疗法的理论。然而，对于保持与来访者情感的距离，我总是觉得不太舒服；此外，我相信，在治疗的过程中，表达个人的感受和需要是有益的。

于是，我开始试着用非暴力沟通的语言来代替医疗术语。我不再根据我所学习的心理学理论来分析来访者的心理特点，而是用心去体会他们的话，并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在开始时，我很担心。我不知道，对我的做法，同行们会有怎样的看法。然而，效果却是非常好，不论是来访者还是我自己，都十分满意。很快，我就不再有任何顾虑了。在35年后的今天，心理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投入自己的情感，已不再被看作另类了。可是，在那时，我却经常被心理医生的团体邀请去发表演讲和做现场示范。

有一次，我被邀请去演示如何运用非暴力沟通来帮助处于极度痛苦中的人。地点是在一所精神病院，参加的人很多，都是精神病学领域的专业人员。讲解了一个小时后，他们请我当场会见一个病人，分析她的病情，并提供治疗建议。那是一位29岁的女士，她有3个孩子，我们谈了约半小时。在她离开房间之后，负责治疗的几位医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卢森堡博士，请作一下判断。根据你的意见，这位女士是患精神分裂症还是药物性精神障碍？”

我回答说，对于这类问题，我感到不太舒服。我曾在精神病院工作，但从一开始，我就无法将病人归到某种特定的精神病类别中。一些研究报告显示，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专家对那些医学术语也没有一致的意见。这些研究报告还指出，精神病医生所就读的学校比病人个人的特点对诊断的结果更具影响力。

我进一步说，即使精神病医生对这些术语的运用具有共识，我也不想用它们，因为我看不出这么做对病人有什么好处。在物理医学领域，病理分析常常可以为治疗指明方向；但我不认为，这种方法适用于所谓的精神病学领域。根据我的经历，在医院的病例讨论会上，医生们要花大部分的时间来讨论病人是属于哪种精神病类型。当预定的讨论时间快要结束时，主治医生也许会请求其他人帮助制订医疗计划。然而，这类请求通常会被忽视，因为大多数的人倾向于继续争论。

接着，我向他们解释我的做法。我告诉他们，我不会去分析病人有什么毛病，而是问自己以下的问题：“她现在是什么心情？她有什么需要？和她在一起，我是什么样的心情？我的心情反映了我怎样的需要？我想请她作出什么决定或采取什么行动，以使她能快乐些？”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将会揭示自己的内心活动以及个人需要。同作诊断相比，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深深体会到我们作为人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