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2/2）
报纸上说，多数人说了一辈子话，只有临终遗言才有人听；如果临终遗言都没人听，这人差不多就白活了。父亲一辈子话少，遗言也不多，我想我还是应该听的。大师能不能找到且不说，至少要去找，付诸行动，给父亲一个安慰。这样，葬好父亲后，我便去找林阿姨打听西安大师的地址。那时候我经常回国，没少去看他们老两口，每年一次是个底子，只多不少。去多了，就有了经验，要夏天去，最好是五六月份。这是养蚕的最好时节，也是上校最好的时间，好得跟个正常大人似的——用阿姨的话说，走进蚕房，他跟大人没区别，只会比大人更好。要不是亲眼所见，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还有这一面、这一手——完全是养蚕高手！
九八
印象很深，我第二回去看他们，正好是五月中旬，前次光秃秃的桑树一律枝繁叶茂，绿得蓬蓬勃勃的，看不见一个枝头，风吹过，密不透风的桑叶像山上竹林一样碧浪滚滚，绿得发亮。那是我第一次带着八个集装箱的垃圾回去，挣了钱，特意给上校买了一箱画画用的纸和笔。想不到阿姨见了，对我说：
“这时节他哪有时间画画，你应该买一箱点心才对，他现在每天熬夜，点心是最能讨他欢喜的。”
说完，阿姨带我从后门出去。后院有一间用毛竹片搭的简易蚕房，蚕房里有两排像脚手架一样高的木架子，架着几十个篾编的方匾，每个匾里都躺满淡绿色的蚕宝宝。它们真的是宝宝，娇气得很，冷热不行，要常温——最好是摄氏二十四度，每隔三小时进食一次，夜里也慢怠不得，一夜不进食，第二天只能当鸡食。进食的桑叶必须鲜嫩，洗干净，当日吃，吃了过夜或不干净的桑叶，蚕宝宝就过不了夜了。因为娇气，养蚕的人必须花足力气，每天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两次去采桑叶，夜里至少两次起夜添食，总之要起早摸黑，熬更守夜。一般养这么两架蚕至少得双人，但上校一人比两个人还顶用，还养得好。
阿姨告诉我说：“村里有一半人家养蚕，公认养得最好的是老头子，他养的蚕个大，病少，出匾率高，出丝率也高，卖的价钱也高。”
我问：“有什么窍门吗？”
她说：“认真，他像孩子一样认真听话，我教他什么他做什么，决不打折扣。”
或许，和正常人相比，上校最大的特点——也是弱点——是不会打折扣，不会偷懒，不会像大人一样算计，甚至也不会疲倦。我曾多次到现场看他干活，那个恪尽职守，那个专注潜心，只有机器才能跟他比。比如采桑叶，人家一把把抓，他一片片摘，老的不要，虫啃过的不要；清洗也是，一片片洗，摸着洗；喂食严格听闹钟的，闹钟一响，拔脚就走；天气热了，他给蚕宝宝扇扇子，一匾匾换着扇；冷了，用报纸糊住四面漏风的竹排缝，用干稻草铺满架子添暖。他可以一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守着蚕宝宝，也会为几只蚕宝宝的死大把大把地流泪，涕泪滂沱。
阿姨告诉我，她曾教过他多种作业：种菜、烧饭、养鸡鸭等，包括养猫，都学不会，唯独养蚕，一教就会，一做就喜欢，一头扎进去，一年比一年得心应手，好像命中注定要来这个以养蚕为业的桑村跟她会合，当养蚕高手；也好像，命中注定他要一辈子在各方面施展才华，哪怕被命运打趴在地，依然要绝地反击，在蚕宝宝面前露一手，正常的大人都不是他对手，像一个小孩子运动员。
以后，我经常趁养蚕季节去看他们，我喜欢看上校在蚕房里忙忙碌碌的样子，那种出神忘我的样子，那种行家里手的样子，是可以欣赏的，我经常为之感到安心。但有时也会莫名伤心，像看到贪玩的女儿挨了打后比平时更加认真地在做作业，欣慰和伤感冰火一般交织在一起。他在桑蚕面前表现出来的孩子般的心智和成人的举止，经常在我心底唤起意想不到的柔情。有一次，我看他一下午都在给蚕宝宝扇风，扇得挥汗如雨的，看得我特别伤感，忍不住去抱住他哭了。他对我嘘一声，说：
“别吵，蚕宝宝在睡觉呢。”
报纸上说，生活是如此令人绝望，但人们兴高采烈地活着。这说的是晚年的上校吗？我视晚年的上校如父，所以一直坚持去看望他们，尽量奉献一个晚辈的孝心和责任。
这一次，我带着父亲的死讯和遗愿去看他们，没进村就遇到上校，驼个背，拎一篮子桑叶，刚从桑园回来。这两年他明显见老，身体瘪下去，背驼下来，脸上手上长满老年斑，体力大不如从前，已经挑不动担子，只能拎篮子去采桑叶，所以养蚕的数量锐减。质量似乎也在下降，因为耳朵也不灵了，经常听不到闹钟响，娇气的蚕小子受不得他怠慢，不肯去为他创优争光了。但这么一把年纪还在伺服蚕小子的，全村也只有他了，毕竟已八十多岁，能活着就是争光。阿姨说他的记性和智力也在衰退，现在像个三四岁的孩子，已经不大能说长句子，眼前的事说忘就忘，包括年年来的我有时也会走出他记忆，看见我怯生生的，有时我待一天都躲着我，亲近不起来。倒是阿姨没什么大的变化，还是那样精瘦又精干，看上去老得只剩一副骨架，可说话做事仍然思路清楚，有条有理。
说起三十几年前的神医大师，阿姨根本不记得他地址，只记得确有这么个神医。
“可神医也续不了自己寿命，”她说，“我记得那时他都已是七老八十，现在该早作古了吧。”
其实，即使人活着，地址记着，该也是寻不着人的，中国现在已没有几个老地址可供人寻的。再说即使人活着，我寻着他，甚至寻着比他更牛的大师神医，我想也还不了小瞎子一双手，多少年前的陈伤旧病，回天比补天还难。常识总比真理知道得多，常识告诉我这是一个荒唐的愿望。
阿姨是医生，比我更确定这件事的荒唐性。“谁要说他能帮你如这个愿，他就不是什么大师，而是大仙、大骗子。”阿姨说，“你父亲老糊涂了，他说这话说明他的智力已经跟我老头子差不多了。”
我知道，对父亲的遗愿，自己只能尽心，尽不了力了。
这回，我告别时上校正在吃午饭，他的饭量比我还大。阿姨送我到门口，对我苦笑道：“你看他这胃口，我真担心自己活不过他，先走了。”这话像游荡在这屋里的幽灵，每次来我都会冷不丁撞到。每次撞到，我都会看到她被乌云笼罩的脸和被恐惧刺伤的心，有时脸上挂着两行泪，努力地向下蜿蜒——有时我觉得这是两滴血，有时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两个人，两个人的生活，活得吃力、孤独、凄苦，凄苦得只有用眼泪来洗掉眼泪，用孤独来驱散孤独。
九九
父亲去世后，我侄子也迁出村庄，搬到县城定居。他偶尔还会回村里去看看，我除清明节回去上坟，一次都不多回。这也是父亲的遗嘱之一：卖掉老宅，少跟这村庄往来。这一条我执行得坚决，不像另一条——还小瞎子一双手——我只是心到为止，没有真正花力气去执行。话说回来，能不能执行是一回事，有没有花功夫去执行又是一回事：我是没有，心里有时不免为此内疚。这也是阻遏我回村的原因之一，因为回去总会看到小瞎子，看到他我心里就会被一种混乱的感觉填满，不见则罢，眼不见为净。客观上，这边的造纸厂因为人工和地皮成本的增加，都在往江西、安徽一带迁转，我的生意也在随之往那边转移，家乡这点小生意由我侄子代理，我完全可以放手不管。
父亲去世多年后——应该是二〇〇八年夏天吧，有一天我正在qq上跟朋友说事，忽见窗口弹出来一个叫“可怜虫”的新人，直呼我名字，说有事找我，要我加他。我没理他，心想知道我名字的人多着，谁知道谁，少啰唆为好，我也没时间跟莫名其妙的人打字，除非经常交往的朋友。是朋友，请报上尊姓大名。
对方似乎懂我的心思，马上发一条：“你爷爷讲过，天大地大别自大。”爷爷在世时确实说过这话。看来这人一定是老家的，不是朋友，至少是乡亲。“乡亲面前自大不得的，即使你升到月亮上，你的祖宗还在他们脚下。”对方又敲出一行字。听这话的腔调和理论，又是我爷爷的。爷爷生前给我留下很多类似的话，把着我做人行事。
“是哪位？”我加了对方，问他。
“猜猜看～”对方马上给我回过来。
“是表哥吗？”
“你可怜你表哥是不～看到可怜虫的网名就想到他～”对方打字速度比我快，“你表哥在替人家养孩子～起早末（摸）黑在忙你的垃圾～哪有工夫上网～”从错别字判断，对方输的是拼音，“再猜猜看～看你能不能猜着～”
我又猜四五次，都不对。
他很自信：“我肯定让你猜一百次也猜不着～”
确实，我无论如何猜不着的，一百次猜不着，一千次也猜不着：他是小瞎子！那个双手捧不住一只饭碗的真正的可怜虫，现在居然在键盘上可以跟我飙速度，我怎么猜得着？正如漫天下着大雨，所有雨点都在往地上落，有一滴雨点却在往天上飞，匪夷所思，任何人都猜不着的。
时代变了，连可怜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变得花花绿绿，什么计算机和网络都有人送。网络是村里接通的，家家户户都布了线路，世界就在线里头。计算机是野路子送的，淘汰下来的台式计算机，丢了是垃圾，送给小瞎子成了宝贝，天天捣鼓，废寝忘食。他的手已经被废几十年，终于有一样东西可以摆弄，而且这东西是那么神奇，指头戳着，等于张口说话，联上网络，可以跟全世界人对话。后来我发现，他qq好友里什么人都有，从达芬奇到秦始皇，从杜十娘到伊丽莎白，从牛鬼蛇神到当红明星，五花八门的网名，让人眼花缭乱。他的qq头像是一只举着断翅的嗷嗷待哺的企鹅，也许是对他现状的某种暗示：手是废的，肚皮是空的。
但他现在的精神世界是不会空虚的，因为有一堆人围着他，顶着他。他把自己扮成一位出身算命世家、精通阴文的算命先生，跟这人聊生死，跟那人谈得舍，说得头头是道，忙得不亦乐乎。他几乎无时不刻不在网上出没，像雇着几个替身，什么时间都在线上，什么问题都能对答如流。生活摧残了他，让他过着活鬼一样的生活，也让他穿越了生死恐惧和世态炎凉，变得大彻大悟，笑傲江湖。他在网上人气很高，人缘很好，众星捧月的。他找到了自己的江湖，在虚拟的世界里生龙活虎，活蹦乱跳。后来他把“可怜虫”改为“可联虫”，又是对他新现状的一种暗示：朋友遍天下，吃喝都不愁。据我侄子说，网上有给他捐钱的人，也有跟他网恋的人，其中有两位妇女勇敢地从虚拟的世界跳出来，来村里会他。虽然两位都没看中他，只开花不结果，但他一点不气馁，伤心不丧气。他相信一定会有下一个，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留在他身边，正如报纸上说的：网络让无数的人在希望中死去，在绝望中诞生。
从“可怜虫”到“可联虫”，他时不时找我搭讪，我没时间陪他闲聊，三言两语应付过去。转眼到冬天，一天我住在江西新余的宾馆里，外面在下雪，约的人一时来不了宾馆，我上网浏览新闻，他恰好又来搭讪我，时机对上，便跟他闲聊起来。聊着聊着，我心里一个念头醒来，敲下一行字，发过去——
“我倒一直想问你，你想说就说，不想说也无所谓，就是当初你是怎么看到上校肚皮上的字的？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云谲波诡的夜晚，像矗立在城市中心广场的雕塑一样雄踞在我心底，多数时间我看不到它，却总有某个时刻会冷不丁看到。
“很荣幸他疯了～现在只有我才能回答这问题～”
“纠正你一下，这不叫荣幸，这叫不幸。”
“是的～他确实让我够不幸的～痛苦一生～但看他最后比我还不如～我至少脑筋没有断掉～他脑筋也断了～我就不痛苦了～只有荣幸～”
“都年近花甲的人了，有点怜悯心好不好？”
“谢谢你怜悯我～但我不准备怜悯谁～我怜悯人就是穷人怜悯富人～没资格～你有资格的～再次谢谢你怜悯过我～”
“不说这些好吗？”
他不同意，继续跟我瞎掰胡扯，大多是胡言、瞎话、脏话、风凉话。我威胁要下线，他才言归正传——
“好吧～跟你说说那天夜里的事吧～那天夜里他把我们的酒都喝了～加上几天没好好睡觉～后来睡得跟头猪似的～鼾打得比雷还响～我在他洗澡时已看到他肚皮上的字但没看清内容～我看他睡得那么死～只穿一条大裤衩～人又是捆着的～很诱惑我去偷看～我开门进去～先找了根棍子戳他～试他有没有睡死～戳几次都没反应～知道是睡得死沉～我便靠上去～小心解开他裤带～大裤衩一扒拉就下来～但没想到里面还穿着贴身内裤～不是三角裤～是那种内裤～紧身～高腰～腰线快到肚脐眼～要扒下它可没有扒下那大裤衩那么容易～可我还是去扒了～扒了也没事～他还是没反应～确实睡得很死～”
他说得错别字连天又啰唆，这是我滤过一遍的。他告诉我，那天虽然有月光，但屋子里还是黑，根本看不清字。好在他带着手电筒，装三节电池的那种，他一直捏在手里，万一上校醒过来，可以当家伙打他。
“后来事情恰恰出在电筒上～三节头的电筒雪亮～他好像对亮光特别敏感～我在照字时他突然醒过来～一脚把我踹翻在地上～他力气大得你无法想象～哗啦一下把绑住他的整部风车掀翻～风车把刚站起来的我又压倒～没等我从风车下钻出来他已经从捆他的绳子里挣脱出来～对我一番拳打脚踢～最后用脚踏着我审我～他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没看见什么～老实说我虽然看到那句话～但时间很短～加上是繁体字～又是倒着写的～有的字上还有疤痕～我确实没看清那句话～至于箭头两边的字我就根本没注意到～我注意力全在那句话上～所以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但他不相信～狠狠揍我～威胁我～一定要我说～可我就是说不出来～怎么回忆都没用～一片空白～但他就是不相信～后来他在墙上写了一个繁体的“島”字让我认～虽然我们不学繁体字～但这字我认得～因为街上有写祖国宝岛台湾的标语～想不到就这原因～我认识这个“島”字～居然让他对我起了杀心～以前我一直觉得这不可思议～那时我也不知道有个女汉奸叫“川岛芳子”～我是上网后才知道这人的～川岛芳子～是一个出名的大汉奸～”
这儿他说得尤为啰唆，首先他认定女汉奸就是川岛芳子，然后他分析上校对他下手的原因，认为“川岛芳子”四个字里有三个简体字，而且笔划少，很容易一眼认下，唯一难认的是“島”字，上校发现他认得这个字后，便认定他已掌握这四个字。可以想象，即使小瞎子不知道这是个人名，但必定会说出去，私隐处刻字，多稀奇，稀奇就要炫耀；说出去后自有人会知道，这是个女汉奸的名字。一个女汉奸的名字刻在那私处，在那个大家政治嗅觉比狗鼻子灵的年代里，这秘密像一颗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上校怎么可能置之不管？必须把炸弹引线拆掉，否则他随时可能粉身碎骨。
这个夜晚曾无数次出现在我的噩梦和猜想里，但这些细节和情节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我认为他说的是实话，否则当初他哪需要胡扯什么鸡奸犯的瞎话，只要把女汉奸的名字捅出来——不管是不是川岛芳子，都可以把上校钉死在汉奸的耻辱柱上。所以，现在我的问题是——
“你明知道上校肚皮上的字跟鸡奸犯无关，为什么非要说他是鸡奸犯？”
“因为你爹是鸡奸犯～”
“放屁！”
“你不信是吧～告诉你～千真万确～我要放一个屁～天打五雷轰我～”
像真吃到一个屁，我心里又气又恼，不理他。
过一会儿，他发过来一大段，当然又是啰里啰唆加上一堆错别字，需要我滤一遍——
“你知道的～你爹是不叫的狗最会咬人～平时都经常出手打人～何况老子动了他的奶酪～我回到村里后最怕见到他～我猜他一定会报复我～对我下手～却想不到会下手那么狠～手段那么毒～他第一次欺负我是我出院回家后第三天～我第一次出门～烟瘾发作想去小店买烟～刚拐入祠堂弄里～他像个鬼一样冒出来～把我揪住掼倒～拖到一堆狗屎前～按着我头让我吃了一嘴狗屎～第二次是让我吃牛粪～他说他要把村里所有牲口的屎粪都叫我吃个遍给疯子（上校）报仇～吓得我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单独出门～后来时间长了有点好了伤疤忘了痛～我又开始单独出门～有一天他守在疯子家院门后～我刚走到门口被他一把拖进院门～又拖进屋里～我使劲摇头怕他又灌我什么屎粪～没想到他扒下我裤子鸡奸了我～这是第一次～”
以后尽管他时时防备，却总是防不胜防，被一次次袭击，吓得他要死。他说得有鼻子有眼，看得我要吐，要关电脑，又忍不住要看——
“那时我也不知道疯子身上的字是有罪的～但我从你爹鸡奸我这事上我怀疑那些字一定跟鸡奸犯有关～我嘴不能说手不能写～去说你爹的事哪说得清～而疯子身上有字不止我一个人看到～是什么字无人知～我便编出他是鸡奸犯那些字～他是鸡奸犯大家自然会想到你爹也是鸡奸犯～村里本来对他们就有这方面的传闻～你爹以为我揭发不了他～没想到我放了一个大招～这叫一箭双雕～一石两鸟～”随后是一串又笑又哭的表情符号。
外面在下雪，四周一片寒冷，我心里却冒着火，咬着牙，把父亲让我给他找人看病的事说一通，一边臭骂他一顿。试想，如果他这些鬼话可信，父亲怎么会让我给他找人治病？以他的德行，手治好了，保证要打父亲，甚至还可能写状子告父亲。这怎么可能？父亲老糊涂也不可能糊涂成个傻子，自取其辱。他妈的，我真是气死了，父亲都死了，死者为大，他还不放过，还要作践他。父亲也真是瞎了眼，到死都还在要我给他找大师，搞得我没花力气找心里还好一阵内疚。
我不指望他良心发现，但至少要占领道德高地，用强大的证据戳穿他的谎言。没有铁的谎言，只有铁的证据，证据面前，谎言就像他这人一样，不过是个废物！
想不到，他更加放肆，编出更加厚颜无耻的瞎话——
“首先我相信你说的～他私下也同我讲过～要给我看病～其次他相信我不会报复他的～因为我们好着呢～我们是一对～他最后把病也传染给了我～你想不到吧～你没有经历是无法理解这种事的～确实开始我非常恨他～但后来～事情在变的～当你完全被人抛弃～成了垃圾～猪狗不如～生不如死时～有一个人却需要你～对你九十九个好～只有一个不好～你会怎么样～你会咽下那个不好去享受那九十九个好～然后慢慢地你对那个不好也就习惯了～然后就成瘾了～我就这样被他培养成了他想要的人～说实话我一点不恨他～因为要没他供我养我对我好～我早饿死冻死病死了～死一百回都够了～我能活到今天全托你爹的福～他为了供养我把疯子的家底都掏空了～包括他的宝贝疙瘩～一皮包用金子打的手术刀具～都被他偷了卖了～”
放屁！
放屁！
他妈的，就你这个样子也配说金子？呸！我又不是没见过你以前的鬼样，一身臭，猪狗都不如，还有人供养你？鬼养你！我很清楚，父亲是怕你死了变成恶鬼对我作恶才想对你讨个好，给我讨一个安耽。等你死了去问老保长吧，上校是不是鸡奸犯？不是！上校不是哪来父亲的是？混蛋，看看你在网上说的那些话，哪一句是真的？你整天鬼话连篇不就是想骗财骗色，现在又想来敲诈我是不？见鬼去吧！
我真有种冲动，想对他破口大骂。但我只是愤怒地关掉电脑，明智的选择。
刚关上，又启动，联上网，用狠狠一键把他从好友名单里删除，好像只有在这样加强的程序和动作中才解气，好像这样是把他杀了，这样才过瘾。
杀死了吗？我得承认，没有。老实说，很难，像一个人要甩掉影子一样难。父亲担心他死后变成鬼来对我作恶，其实他没死就变成我的恶鬼了，老是偷鸡摸狗潜入我心底，一口口咬着我，时时刻刻羞辱我，我想找一句报纸上的话来安慰自己都找不到：找到的都不称心，好像都被虫蛀过。
一百
现在是北京时间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深夜九点四十三分。这是上校去世的时间，他在没有任何痛苦和恐惧中结束了最后一次心跳，身上盖着一床藏青色的羊绒毛毯，身边守着我和林阿姨。房间里弥漫着豆油和蜡烛燃烧滞留的沉闷气味，林阿姨一边咳嗽一边最后一次为老伴行使了作为医生的职责，戴上耳挂，把听诊头贴在他脖颈左侧动脉处听诊。放下听诊器，她看看床头闹钟，幽幽地对我说：
“九点四十三分，他走了。”
上校生于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寿高到几乎超出所有活人的想象和死者的等待：战友、亲人、朋友、敌人，有多少死者在地下等他！这些年我每次来看他们，林阿姨总对我说一句话：“他真能活啊。”眼看要往百岁大寿冲刺，四天前下楼时一脚踏空，一个跟头摔下来，当场不省人事。阿姨是医生，知道这次是要走了，给他擦好身子，穿好寿衣，守在床前，等他气绝。一线游丝一样的气息，居然又挺了四天。我正好在国内，第二天赶来为他送终，三天里阿姨至少又对我说过十几遍：“他真能活啊。”同时也说自己：“我总算熬过他了。”一种庆幸跃然脸上，像受尽恩赐。
我赶来想做些事，却无所事事，所有善后事宜在我赶来前阿姨已全部做完，大到收拾所有遗物，小到给他剪指甲、修鼻毛。墓地在十年前就选好，在我老家后山坟地，在一向阳的山坡上，筑好墓穴，刻好墓碑，包括阿姨自己的：她是上校妻子，理当葬在我们村。她为婆婆送葬的哭声至今还盘在我家乡上空，挂在老人们的嘴边。所有老人都希望最后有这样一个撼天动地的哭声来纪念他们的死，和她葬在一起他们会感到荣耀的。
三天里我只有一个任务，陪阿姨等上校闭上最后一口气。我们没想到这个时间会被一再拖延，正如上校来世时因胎位不正而大费周折一样，他去世时同样大大考验了我们的耐心。他大脑早已死亡，只有心跳和体温，阿姨每隔一会儿去摸他额头、捏他手，感受他静脉血液的流动。第一天我和阿姨隔床而坐，几乎没说一句话，也许我们都觉得需要用一种肃穆的仪式送他上路。房间里燃着一盏豆油长明灯、一对红蜡烛，这也是将亡之人应享受的仪式。十二月的上海乡间潮湿而阴冷，豆油和蜡烛燃烧散发的浊气油味封闭在房间里，令人窒息，却窒息不了奄奄一息的上校。
晚上，我照例睡在上校玩具间，地铺上。阿姨通宵握着他手和他相拥而寝，形同他只是发烧昏迷。第二天早上，我去看他们，阿姨已经坐在床前，拉着他手，见到我时第一句话说：“他脉搏似乎比昨天更有力了。”第二句是一句老话：“他真能活啊。”正是这两句话像另一种仪式的启动仪式，我们开始打开话匣。多年来的多次会面已经把我们掏空，我们说的其实都是一些老调重弹的事，直到次日下午的晚些时候，她才对我说一件新事，正好也碰及我一直难以启齿的心事。
那时，阿姨发现他脉搏明显变得虚弱，以一种医生的职业口吻通知我：“应该熬不过今夜。”也像医生一样淡然，既不表现痛苦也不感到恐惧。她想起身，却被椅子粘住似的，朝我伸出手。我搀她起身，感觉到她手冰凉又轻薄，仿佛真是一只冰手，已被上校最后的体温销蚀得只剩下骨头。她领我去了上校玩具间：我曾在这儿多次过夜，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空敞整洁，所有玩具和画画用品已作为上校遗物收拾得一样不剩，打成包，放在楼下客厅，等待和上校一起去火葬场；唯独画画的案台原样不动，铺的桌布都还在，上面还放着一把起子和榔头。
阿姨进屋，不假思索地走到案台前，叫我拿起起子和榔头，然后亲自扯下桌布，让我撬开面板。案台是一扇旧门改的，上面压着一块装饰打底的五厘板，由几颗钉子钉着，时间久了板子已经很脆，我用起子轻轻一撬便松开。我取掉面板，看到门板上平躺着一只熟悉的黑色皮包——我一眼认出这是上校的皮包，以前上校经常夹着或拎着它出门。
阿姨示意我打开。
我像对付一只炸药包一样小心翼翼拉开拉链，打开，眼前顿时跃出一片闪闪金光……我终于看到传说中的东西：金子打制的医用手术刀具，大到剪子，小到缝针，大大小小，十好几来件，样样簇新，光芒闪烁，仿佛几十年的封存和黑暗把它们擦得更锃亮，憋得光芒要一口气喷薄四溅，刺得我当场流泪。
阿姨告诉我，这套东西救过很多人的命，也见证过不少人的死。
“但死在它们手上的人不会有怨恨的。”阿姨拿起一把柳叶刀，轻抚一会儿，抬起头对我说，“我老头子救不了的人一定是谁也救不了的。”
正因此，阿姨相信这些金器比金子还要值钱。她把刀子放回包里，合上，拉好拉链，交到我手里，然后抚着我的手背说：“你留着吧，它们会给你带来吉祥的。”我想推辞，她又抢先说：“难得你这么多年一直惦记着我和老头子，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得到它。我把它交给你，也把我们的后事托付给你。”说着朝她房间努努嘴，“他过不了今夜，我想我也活不了太久了，你就答应我吧，留着它，把你叔叔和我的后事办好。”
我没有理由拒绝，只有安慰她，保证一定会把上校和她的后事都办好。我说：“如果你觉得需要，等我们办完叔叔后事后，我可以把你接去村里住，那样你可以经常去看他，现在山上修了路，可以开车上去了。”
她毫不迟疑，爽快答应：“好的，那就麻烦你了。”
随后我们回到上校床前，阿姨预感他所剩时间不多，一直握着他手。五个多小时后，她松开手，戴上耳挂，颤颤地为老伴作最后一次听诊，罢了通告我上校的死讯和死亡时间。在她示意下，我配合她一层层揭掉盖在上校身上的棉被和毛毯，然后她独自忙起来，吩咐我下楼去打水，准备为上校洁身，换寿衣。我从楼下拎来一桶温水，眼看着上校的睡衣已被阿姨脱下来，马上要脱裤子。我相信此刻她和上校一定不希望我待在身边，所以默然离去。
“你别走。”
我听到阿姨在背后对我说，回头看见上校的裤子已捏在她手里，上校从头到脚是一片晕人的白光。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却听到阿姨对我说：
“睁开眼，老头子希望你来看看。”
我睁开眼，看到阿姨苍凉地坐在床沿上，左手撑着身子，右手放在上校小腹上部，低着头，目光凝滞地盯着右手四周，轻轻又坚定地说：“你来看，这是我三年前花了几个月时间给他弄的。”
我愣着。她努了下嘴，又说：“现在文身技术简易了，村里都开了铺子，我学会了。”
我准备上前，仿佛已隐约看到她手下按着一排墨绿色大字。但上前后我震惊了，我几乎一时有些晕眩，怀疑出现了幻觉。我没看到一个字，我看到的是一幅画，一棵树，褐色的树干粗壮，伞形的树冠墨绿得发黑，垂挂着四盏红灯笼。为了送上校踏上归途，房间里所有灯火都亮着，顶灯、台灯、油灯、蜡烛，包括我心中的记忆之灯，无不通明，以致把上校小腹上的四盏灯笼也照亮了，帮助我可以清晰地看见和想见这幅画的前世今生。毫无疑义，粗壮的褐色树干是红色箭头的演变，墨绿伞形的树冠巧妙地把可能有的一排字覆盖，而从树冠钻出的两根绿藤，挂落，是为了串起四盏红灯笼，灯笼里隐隐含着蓝色火焰——这是要把女汉奸名字烧死的意思，而且绝对烧死了，断胳膊缺腿的，火光冲天的，谁也无法让它们恢复真身。
我痴痴地看着，欣赏着，感动着，泪水流下来。
阿姨在一旁静静地对我说道：“我不能写上他要的字，我只能这样。我想这也一定是他要的。你看这儿，这儿，”她指着树冠两处，那儿显明有隆起的疤块，颜色发暗，“他曾试图把它们抠掉，但没成功。给自己剃头总是很难的，人也总是想不周全，会有侥幸心理。早知这字会给他惹这么大祸，别说剃头，即使割头我想他也下得了手。现在好了，”她握住上校的手，深情地呼唤着，“老头子，我替你成全了，你就安心走吧，下辈子你就放放心心娶我。”
说着，她毅然决然地开始为遗体擦洗身子，擦完身子穿寿衣，最后盖上一块白布，从头盖到脚，从头到脚用颤抖的手熨一遍，一边噙着泪花对我说：
“死人不怕冷，只怕脏。”
白布崭新，一尘不染，在电灯和油灯、烛光的交相辉映下，透出一种暖色的柔光，仿佛上校的体温尚存。她一遍遍默默又细致地用双手熨着白布，其实是在抚摸上校遗体，是一副舍不得。我注意到她泪水滴下来，滴在白布上，一滴一个印。
她默默啜泣的样子使我忍不住哭起来。她像被我的哭泣惊醒似的，抬起头看我，示意我过去。我走到她面前，她替我拭去眼泪，一边对我说：“你去睡吧。”她紧紧握着我的手，似乎舍不得我离开，却坚决命令我走：“去吧，你留着泪。能为他哭丧的人不多，就咱俩，今晚交给我，你明早来接我。”
我在一片恍惚中离去，回到地铺上坐着。我没有关门，是不准备睡的，我想也是睡不着的。按照风俗，守灵的人必须以哭服丧，灵屋必须开着门，让死者可以随时接受阴阳两界的亲朋好友来吊慰。也许是太疲倦了，也许是她暂时并不想让外人打扰，只想一个人和老伴相守，她的哭声并不响亮，一直是嘤嘤的，只够在楼上听见，楼梯都下不去。我做好准备，听她嘤嘤地哭一夜。但疲劳折磨着我，后来我睡着了一会儿，醒来是四点多钟，发现嘤嘤声消失了。我想她可能是累倒了。
我在犹豫要不要过去看她，不知怎么的目光落到上校的皮包上，它就在我枕头边。黎明前天是最黑的，灯是最亮的，照得皮包生出一层辉，黑得要燃起来一样。我不由自主地将它拿在手上，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刺眼的金光：下午它刺得我流泪，其实不是因为光芒强烈刺激的，而是激动。我激动不是因为它是金子，值钱；也不是因为受人重托，感动；而是想到小瞎子说的，父亲把上校这宝贝家底偷去卖了钱，花在了他身上。我一直苦于找不到证据反驳他，这个混蛋！现在证据就在眼前，在我手上：它确实是吉祥的，灵丹一样的，一下驱散了蛀噬我多年的心病。我轻轻抚摸着包，心底暖洋洋的，感到有一只温软之手在抚慰我，也许正是上校在天之灵的手吧。
隔壁始终没有动静，阿姨一定是累倒了，睡着了。我想让她多睡一会儿，一直等到八点钟才过去看他们。阿姨确实睡在床上，但样子有些异常，换过衣服：是一套崭新的黑色西服，和上校穿的寿衣一模一样；床头柜上，端端正正放着一页信笺，上面压着一对黄金婚戒；床头柜前，立着原先置于墙角的移动输液架，架上吊着一只最小的药瓶。药瓶滴出的一般总是治病救人的药水，但这回却是夺人命的。
一切都是蓄谋已久的，作为一个前麻醉师，阿姨以最专业的方式结束了自己，追随爱人而去。她不能选择和上校同时生，却可以选择同时死。她选择和上校同时死，是为了来生与他同时生吗？
阿姨，我知道，你选择和叔叔同死同生，是为了来生和他相爱一生。叔叔、阿姨，你们一路走好！我放声大哭，准备把喉咙哭哑为止，像三十八年前妻子死在我怀里时一样。只是我已经六十二岁了，我担心我哭不了多久喉咙就哑了。报纸上说，没有完美的人生，不完美才是人生。我哭着，想着，不知道我的哭声能传到多远，能唤来多少阴阳两界的灵和人为他们送行？
2018年8月完成初稿
2019年3月2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