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2/2）
我恨不得连夜逃走。
八五
雨在傍晚时一度下得很大，雨点子结实地砸在屋顶，叭叭响，像一头巨兽拿瓦片当饼干在饕餮。夜幕降临时，雨一下停止，像被夜色扑灭的。我心里太难受，难受得要窒息，迫切地想出门去喘口气。吃过晚饭，我帮阿姨一起洗好碗筷，趁她给上校剪指甲之际，我提出要出去走走。阿姨建议我可以去村子东边的丝绸厂看看，说厂里刚引进一批德国机器，一台机器抵得过一百个人的劳作，看得让人傻眼。我说好的，但心里根本不想去看什么机器。我心里都是上校的前世今生，都是悲伤，都是眼泪，都是苦涩。我预计，我出去后一定会找个地方痛哭一场。
我在一片潮湿的桑树地里狠狠哭一场，心里要好受一些。回来的时候，我眼里有了这村庄。这个摊在宽广的平原上的村庄和我的家乡完全不一样，它有一种开放和现代性，道路宽敞，房屋整齐，沿路有路灯、行道树，家家户户门前有花草，楼上有阳台，窗户挂着窗帘；有人手挽手在马路上散步，不时有自行车从我身边骑过，或者迎面而来：他们对我这个外乡人毫无兴趣，没有人对我投一瞥好奇的目光。二十二年后的我回到村里时，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陌生人，我深有体会，当我在自己村庄的弄堂里行走时，我身上被多少好奇的目光抚摸过。这儿对陌生人毫无兴趣，它已经半城市化，在工厂里打工的大多是外省人。
报纸上说，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从城市到乡村，从吃穿住行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现在的我最有发言权，即使近些年我几乎一半时间在国内，因为有另一半的衬托、国外的比对，我照样时常生出惊异的目光、欣喜的心情。
但在一九九一年，我虽然也看到变化，却并没有多少欣喜，甚至多的是沉痛。
那次我在村里待了十一天，足够我重温少时的记忆，而我能找回的记忆却少之又少：清澈的溪水沦为污浊的臭水沟，据说不到三十公里长的溪坎，两岸建有几十家造纸厂、冶炼厂，整条溪流成了它们天然的排污沟；山上翠绿的竹林树林炮声隆隆，炸出一个个疮痍的天坑石塘，修路、建厂、造房子都得仰仗它们；弄堂里，积淀着历史背影和回音的鹅卵石路，因为自行车不适宜，经常滑倒摔跤，一律浇成灰色的水泥路；祠堂里，一台台绿锈丢渣的机器占领了列祖列宗的香堂，天天造出白色垃圾，据说都被送去大城市，登上无数琉璃幕墙的写字楼里的餐桌：碗盏、筷子、瓢羹、餐巾纸，一应俱全。石匠铺不见了，肉钳子死在了越南前线，安葬在云南保山；表哥结婚了，又离婚了，后来跟邻村一个丈夫瘫痪在床的女人公开相好，生了一个孩子，不知道怎么上户口；野路子接过他妈妈（凤凰杨花）的衣钵，把小吃店开到县城，据说经常便宜采购发霉的谷米，做成好看好吃的发糕高价卖给城里人；矮脚虎租下关过上校的柴屋，装修个崭新，加盟杭州一家老字号连锁店，卖的东西死贵。当然，七阿太、老保长、村支书等老一辈子都死了，是寿终正寝，不像爷爷，死得不体面。据说老保长死前一年，亲自选好坟地并种好两棵柏树，一棵在第二年陪老保长一起死掉，很稀奇；另一棵至今活着，已长成两层楼高，在春天里冒出新绿。
总之，村里是大变样了，从山到水，从田到地，从吃到穿，从住到行，从人到物，都像被火点着了，而偌大的村庄，大几千人口，似乎都是易燃易爆物，火烧火，越烧越旺，几乎找不见不变的东西。唯一没变的只有小瞎子，他的断舌头，他的僵尸手，他可怜可恨半疯半癫的垃圾样相。以前老瞎子在世，他生计尚有着落，活得还有点人样。老瞎子死后他生活完全失去依靠，只能靠善心人的可怜苟活。时间驳落了当年大张旗鼓刷在村头弄尾的革命标语的墨迹，包括胡司令写在学校墙头血红的革命诗，却驳落不了小瞎子对我家种下的屈辱和深仇大恨。我没有去看他，两次在路上碰到也不睬，恨不能一脚踢死他。我觉得他才是我家的鬼，要不是他瞎说八道，胡诌出个什么鸡奸犯的事，哪有爷爷糊涂一时的事？父亲啊，世上哪有什么死鬼，我家的祸水其实都是他这个活鬼惹出来的。
多年以后，年龄和成功赠予我豁达和宽容之心，让我和命运达成谅解协议，对小瞎子生出同情心；一年又一年，同情心像树的年轮一样长，最后长成善心义举，真心帮助过他。但在一九九一年，我对他只有恨，恨之入骨！即便回到马德里，我依然把恨留在村里，咒他快死。印象很深，就在这个夜晚，我在上校的玩具间，在林阿姨给我临时铺的地铺上，上校阵阵如雷的鼾声令我辗转反侧，我在不眠的镜子里清晰地看到自己两个相杀的形象：一个是为上校的可怜悲悲切切，虚弱得无力闭上眼睛；一个是为小瞎子的可恨咬牙切齿，愤怒得可以拔刀杀人。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略带寒意的风从窗缝里咝咝钻进来，给我送来桑树和泥土的气息，也送来了后半夜的月光。有点不可思议的是，当月亮升起后，上校的鼾声像怕光似的一下沉落下去，沉得无声无息，随后我听到林阿姨轻微的呼吸声。她的呼吸声凌乱无序，让我想到她脸上的皱纹。黎明时，东边天空中布满酒渣色的云层，我不知道它在天亮后是白云还是乌云。
八六
我在一身疲惫和不安中回来。林阿姨像料到我的不安，在我回来前已经把上校安顿上床，并替我铺好地铺：在上校的玩具间。她就坐在上校下午画画坐的凳子上等我回来，手上夹着烟。我比她预想的要回来得迟，我注意到，烟缸里已经躺着两个烟蒂。她问我要不要来一根，我说不要。我以前抽过烟，后来为攒回家路费戒了：我的机票钱就是这么一分分攒起来的。她说她是在前线医院里学会抽烟的，那时经常有缺胳膊断手的伤兵，他们苦闷，要抽烟，烟瘾大，自己没手，抽不来，都靠她喂他们抽，就这么不知不觉自己也上了瘾，像传染的。
“后来戒过，”她说，“这几年不知怎么的又死灰复燃。”她确实这么说的：死灰复燃，包括前面的“喂他们抽”。她说话经常冷不丁会冒出一些有趣的词，幽默一下，一边笑着，展出更多皱褶。
我知道，抽烟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人的焦虑。我也知道，是照顾上校的烦心把她的烟瘾又唤醒了。不是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嘛，还有什么比长年累月对付一个七老八十的小孩子更让人焦虑烦心的？她却不这么看，她说照顾上校让她感到无比安心，累是累，但累得有劲，有寄托，心里踏实。
抽着烟的她，有一种老人的威严和通达。
突然，她掐掉烟头，对我直通通说：“我想你来这里不仅仅是来看他吧。”
语焉不详，我不知该怎么作答。我坐在唯一一张小板凳上，心思一乱，想站起来，好像心思是有重量的，小板凳吃不消。
她对我摆摆手，示意我坐着别起身，接着说：“你可能更想来看我，村里人都把我当作个怪人是吧？”
我说：“没有，他们都说你是个大好人，都叫你观音菩萨。”
她说：“是啊，怪的就是我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说：“因为你们曾经是战友。”
她说：“他十七岁参军，从打红军到打鬼子，打解放军，打蒋介石，打美国佬，半辈子都在前线战场上，战友多了去，被他救过命的人也多了去，凭什么单我一人对他这么好？这里面一定有故事的。”
我觉出她有一种讲述往事的冲动。她和一个大孩子生活在一起，整天只能陪他说相似的话，却没人陪她说说自己，她一定是很孤独的，埋在心头的往事也许更孤独。随着年岁的向老，这种孤独也在长老，面临随时死亡的威胁。她也许并不怕自己死去，因为怕也没用，早迟的事，阻止不了。但往事可以活下来，往事——尤其是沉痛的往事——有活下来的自重和惯性。
后来我知道，她在我们村滞留那么长时间，和那么多人相处往来，从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自己这段往事，包括我父亲。村里人对上校的尊敬和对她的感激之情，让她失去了袒露心声的勇气：因为这是一颗黑暗之心，饱含罪孽之泪。在乡下，人心像日常生活一样粗糙简单，黑白分明，分辨不了黑白交织出来的复杂图案和色彩。爷爷就是例子，一错百错，一落千丈，死有余孽。她怕自己成为我爷爷的复制品，甘愿人无端猜测，莫名礼拜。她把过去锁在心里，把毒液含在嘴里。但这个夜晚，我的出现对她几乎有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我的身份是那么符合她的渴求，几乎是恰到好处：既是当事者——上校挚友之子，又是局外人——置身万里之外。她静静坐在那儿，灯光下，苍老毕现，欲望毕露，菜色的双唇被等待的渴望搅得蠢蠢欲动。
“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三〇年正月初七，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吧，我就出生在这个房间里。”没有征询我意见，没有开场白，只靠新点的一支烟的过渡，她直爽地翻开了自己尘封已久的历史簿——
家里有一亩桑树田和一间蚕房，我阿爸虽不是一把好劳力，但姆妈会裁缝，补上去，家里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差。后来阿爸把田和蚕房租给外乡人种养，自己跑生意，采购村里的丝绸，用船运到湖州南浔贩给中间商，赚差价，几年下来已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淞沪战争爆发时，我大哥十五岁，已被父亲送去上海读书，我七岁，也在镇上读小学。这说明我家当时确实已经有些钱。
但战争一下把我们家毁汰了，阿爸、姆妈、二哥、姐姐，四个人在同一个时间被鬼子飞机炸死的炸死，淹死的淹死。当时我们一家人在同一艘船上，准备逃难，去南浔，阿爸在那边有朋友。其实待在家里反而没事，你看这房子，不是好好的？这是命，不能回头说的。阿爸和二哥当场炸死，姆妈和姐是淹死的，她们和我都不会游水，只有大哥会，逃了命。我不知是怎么逃的命，反正等我有意识时已躺在河边，不知是谁把我救上岸的。这是我的命，命运等着我来吃一生世的苦。
我们回到村里，投靠阿爸的大兄弟。大阿叔人是好的，但大阿婶待人刻薄，经常饭桌上拉脸色，甩风凉话。大哥正处在青春期，吃不下冷脸色，一气之下翻了脸。好在住房、蚕房和桑田都在，生活设备也不缺，大哥也能养蚕，我也能照顾自己，可以凑合过日子。家里有盒粉笔，不知从哪儿来的。大哥每天在蚕房的竹柱上画一个叉，每次画时都对我讲：你快懂事，等你懂事了我就去当兵，杀鬼子报仇。画了一年半多，蚕房里的叉叉比蚕蛹还要多，一天早上我发现他房间空了，只留下一封信和一点钱，告诉我他走了，让我照顾好自己。我心里早有准备，并不意外和害怕。
两个月后，我收到大哥从长沙寄来的一封信，告诉我他已经加入薛岳将军的部队，在训练做机枪手。以后三年多我再没有收到他一丝音讯，收到时已是死讯，他已在一年前的长沙保卫战中牺牲，是邻村一个同他一起参军的人带回来的消息。那时我虽然才十二岁，但比二十岁的人都能干，洗衣、烧饭、养蚕、缫丝、纺线，样样能干。蚕房简陋，用竹排搭的，大哥用粉笔画的那些叉叉经不起风吹雨淋，像大哥的性命经不起枪林弹雨一样，消光了。我得知大哥牺牲后，也开始在蚕房里画叉，每天画一个。我想大哥用粉笔画，丢了命，我改用刀刻，用剪刀。
镇上经常有部队来秘密招兵，刻了一年多后我开始去找那些人接头，要参军。因为年纪不够，一次次被拒绝，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季末，夏季初，一支部队要了我。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把我带到江苏宜兴太湖边的一个山坞里，学习做护士的那一套。学习结业前，鬼子投降了，大家在操场上庆祝，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哭。我参军只为报仇，报不成仇，一家人白死了，我活着也是白活。当时我十五岁，已觉得活着没意思。这八年，我是靠仇恨养大的，仇恨死了，我活路也断了。那天夜里，人家唱歌唱哑了喉咙，我痛哭哭瞎了眼睛，两只眼珠子肿得要从眶里脱出来。
结业前一天晚上，又是搞庆祝。中途队长把我一个人叫走，带到他房间，问我是想去前线部队医院还是上海南京这种后方城市大医院。我说鬼子不是完蛋了，哪还有前线？他说鬼子是完蛋了，但共产党没完蛋，下一步要叫新四军八路军完蛋，仗有的打。我想自己是为打鬼子来参军的，打共产党没意思，就要求回上海。他答应我，同时要我答应给他身子。我不答应，他却不准我不答应，动手把我按倒在床上。正是大热天，我穿得少，他很快剥了我衣服，摸到我身子。我不是娇生惯养出来的小姑娘，我是个用剪刀刻了几年叉叉的受尽苦难又咬着深仇大恨的姑奶奶。我挣扎着，趁他要撒野时用脚狠狠踢了他裆部。他一下跪在地上叫死叫活，我又用他挂在墙上的手枪托砸破了他脑袋，砸昏了，用两张床单拧成绳，加上皮带，把他捆个结实，然后连夜逃走。
八七
报纸上说，心有雷霆面若静湖，这是生命的厚度，是沧桑堆积起来的。
我惊诧她在说这种杀人强奸的事时依然声色不动的平静，像在说抽丝剥蚕的平常事。她畏惧惊吓的神经大概是麻木了，像她的手掌，结一层糙皮，长满厚厚的茧，刀子都敢接。一直如此，不论说什么，她总是一个表情：没有表情的表情，波澜不惊的样子；一个腔调：风平浪静落雪无声的样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腔调。倒是隔壁上校，鼾声一阵阵的，时而高亢欢快，时而悲切沉吟，像在梦中历尽悲欢离合。
因为是逃走的，自然不敢回村里，怕被追杀。她漂在上海城里，颠沛流离，做过各类苦工，就是不敢去医院找工作，怕仇家顺藤摸瓜找到她。她吃得起苦，但能吃苦的人实在多，满大街都是跟她抢饭碗的人，竞争激烈，生计总出问题，最后还是斗胆去医院做护士。毕竟学过的，也毕竟是有门槛的活，专业的事，抢的人少，总算安耽下来，过了将近两年太平生活。
大概已经好久没正经八百跟人说过普通话，开始她讲述的语速偏慢，且不时冒出方言土语。但普通话的底子在那儿，讲着讲着，摸到门路，找到感觉，到这时已熟门熟路，顺口起来，语速提起来，只是语气和神情一律不变，呆板的样子，是被麻木锁住的。
“可我天生苦命，秋葵一样，好日子长不了。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三点钟，我正在给一位在街头打架挨了刀伤的病人输液，护士长突然把我叫走。”她对这个时间记得如此清楚，好像是她生孩子的时间。其实差不多，这是她一个新的历史时间，上校已经在三天后的手术台上等她——
现在我们说国民党抓壮丁，总以为抓的都是男人，其实也有女人。我就是这天下午被一个操四川口音的国民党军官带走的，全医院十来个年轻护士，在大厅里排成队，他在我们面前来回走着，看着，指着，点人头。总共点了五个，我是最后一个被点到的。没什么好啰唆的，谁啰唆他把枪抵在谁头上，有人当场吓得尿失禁，他照样带走。我们被塞进一辆吉普车，三个人的位置五个人挤，他坐在前面哼着小调，流里流气的。我真担心我们被拉去做那种事。我想过，如果是做那种事，我就死给他们看。我见多了死人，家里人都死了，我对死不怕。
吉普车开一个多小时，换乘一辆带篷大卡车。车上满当当的都是和我一样年轻的姑娘，私下问，都是护士，有的还穿着白大褂，好像要拉我们去救一火车伤兵。有一个押车的，腰里别一把手枪，手上提一把卡宾枪，警告我们，谁不老实小心吃铁花生：是子弹的意思。我们问他去哪里，他说去的地方多着，运气好可以见着李宗仁总统，运气不好只能去见鬼了：这是死的意思。
卡车连夜出城，往南京方向开，一路经过多座军营，每进一个兵营放下几人，多则五六个，少则三四个。我在第三天下午和其他四人被一起被丢在镇江郊外，金山寺附近，长江边的一座兵营。后来知道，这是一支舰艇部队，兵营不大，但房子一色是青砖或红砖房，看上去结实牢固，和我们一路上进的几座兵营不一样。这里明显好，以前有些兵营破破烂烂的，像野鸡部队。我庆幸自己被分到一座好的兵营，一路上的恐惧受到安慰，捡了便宜似的，对不明不白被抓来当兵的屈辱反而放下了。
我们五人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四张铁床，上下铺。房间里基本生活设备都有，墙上贴着电影海报，桌上有女人专用的小圆镜、粉盒，甚至箱子里还有不少女人内衣内裤什么的，好像这些人刚死去。其实她们是逃走的。街上四处贴着传单，解放军要打过江来，当国民党死路一条，她们逃去寻活路了，我们是来抵死的。我们也想逃，但兵营里加满岗哨，夜里探照灯雪亮，扫来扫去，逃路堵死，大家只有等死。当天晚上我们各人领到一套军装和白大褂，有人说这是我们的寿衣。死归死，累归累，死是以后的事，累是眼前的事，颠簸一路，累得要死，躺下就睡着，跟死一样。
半夜里有人嘭嘭嘭敲门，说有急救手术，要我们出两人去配合。三轮摩托停在门口，引擎响着，看样子是很紧急。我和另一人去，坐上摩托，两分钟就到。手术室在一楼，我们进去，看到地上、手术台上、医生白大褂上全是血，像刚杀完猪。伤员死猪一样躺着，无声无息，奄奄一息。医生背影高大，手里捧着一堆肠子，翻着，动作麻利，在找创口。我们哪见过这场面，同去的人当场啊啊地呕吐，引得医生回头看。他戴口罩、头罩、手套，只露出一双眼睛：即使在雪亮的手术灯下，这眼睛依然放出亮光，像两只通电的电珠。他朝我甩头叫我快去帮他。我赤手空拳上去，他又朝我甩头，示意我戴口罩、头罩、手套。东西都是齐备的，就在旁边推车的托盘里。我全套戴好，配合他挖开肚皮，把更多的肠子拎起来。他很快找到创口，夸我手气好。
然后三个多小时，他埋头操作各种手术器具，我负责递接。经常递错，他也不骂人，只说一个字：错。天毛毛亮时，手术终于结束，我替他摘去头罩、口罩、手套，脱下血淋淋的白大褂，看到他脸色苍白，面容僵硬，是一副累极的样子。他没穿制服，白大褂里面是一件脱壳绒衣，大概跟我一样是临时从床上拉来的。绒衣洗过多次，黄色褪成灰色，看上去土相。他吩咐我一番护理的要求，叼着一根烟走了。我回头收拾手术台时才发现，整套手术器具，剪刀、镊子、切刀、缝针，大大小小，都是金子打的，刚才太紧张，没注意到。
上午九点多钟，他来病房查房，穿一套带上校军衔的制服，刚睡过觉，脸色红润，和我夜里见的人丝毫搭不上。他倒一眼认出我，问我伤员情况，也问我个人一些情况。知道我是被抓来的壮丁，他似乎猜到我想逃走的心思，劝我别胡思乱想，好好待着。他指着昏睡的伤员告诉我，他就是逃的下场。原来我们熬了一夜辛苦，救的是一个逃兵，没有功劳，只有苦劳。
护士都逃了，当兵的也要逃，我想这部队必定打不了胜仗。
果然，一个月后，解放军打过江来，整座兵营只冒出几声枪响，解放军就顺顺当当接收了我们。这一个月里，我和他没见过几次面，因为逃兵都不敢逃了，没伤员，他是不来医院的。据说他天天在家里养着猫，看着报，吃饭有人送，衣服有人洗，是长官的待遇。有一次我在营区路上碰到他，他露出一口白牙对我爽朗地笑着，叫我一声名字，并问我，你是这名字吧？我说是的，停下来，等着他再问我话。他却没有下文，径直挺个胸脯，大踏步朝前走去。我听着他洒下一路铿铿的脚步声，像听音乐，心里喜悦，忍不住回头看他，希望他也回头看我。
这是我长那么大头一次回头看一个男人。那年我十九岁，他三十一岁。他也是我这辈子唯一这么回头看过的男人。他没有回头，我心里空落落的，像他本来在我心里，就这么走掉了，心里就空了。
她努力想用细节给我重塑上校三十一岁的英俊形象，也试着回忆自己心里第一次装下男人的青涩。但上校不配合，大概是做了噩梦，鼾声突然变成惊叫声，把她从遥远的过去拉回来，拉去他身边，跟我听到女儿在梦里惊叫差不多。孩子们都一样，白天天不怕地不怕，夜里却常常为一只吞下大象的蚂蚁吓得要死，惊叫，尿床。她过去，像我去看女儿一样，观察一下，摸摸他脸蛋，帮他理理被子——应该是这些吧，反正我是这样的；如果醒了，我会哄一哄，一般哄两下又会睡过去——孩子就这样，睡觉是他们的拿手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