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2/2）

女人剪着齐肩短发，圆盘脸，肉鼻子，阔嘴巴，短下巴。黑白照，肤色是看不出的，但看年纪似乎比上校要小不少，也许是笑得甜的原因，减少了她年龄。在上校拘谨木讷的笑容衬托下，她确实笑得尤为甜蜜，好像在照相机的镜头里看到了上校的拘谨，是一种获胜的窃笑，暗藏着满肚子秘密。我不认识她，但婚照的样式给了她明确身份：上校妻子。这对我是一个惊人的意外，它留在这儿应该也是个意外。我想，照片上的人——也许是上校，也许是他妻子——一定是准备带走它的，其实已经带它到门口，临时不知怎么忘了，像我们有时出门把钥匙落在鞋柜上一样。

我回去问父亲婚照的情况，父亲倍感意外的同时，断然拒绝开口。他说会告诉我的，但不是在这里。他要求我马上回去收拾那边房间。他怕在这里对我多语，更怕我晚上住在这里。他慌张地睃视着四周，仿佛四周的鬼在偷听偷看我们。他心里已全是鬼。他自己也许并不怕这些鬼，是在替我怕。我告诉他，若真有鬼，我宁愿被自己家里的鬼所害，也不愿被上校屋里的那些野鬼所害。他怔怔地看着我，哭了。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看见父亲哭，他是个咬碎牙也不愿吭声的闷葫芦，哭需要学习——那么多亲人离去他已经学会了，声音低弱，嘶哑，咝咝的，像一只衣袖被间歇地撕开，而泪水却不间断，分多头，唰唰而下，令我不禁悲伤地想到一个词：老泪。

八一

第二天清早，我去镇上请了香火、冥钱，然后直奔后山老虎背上，给爷爷、母亲、二哥、二嫂四座新坟上坟。清明节未到，老坟不能上，这些对我是新坟，又是必须要上的。正是惊蛰时节，乍寒乍暖的，昨天下雨，冷得冻手指头，今天雨后出晴，天气转暖，一路上山，热得我一路脱衣服。父亲只怕鬼认出我来，不愿陪我，甚至阻止我，但也知道阻止不了。正好是星期天，我叫上小侄子，他说他知道坟在哪里。可到了坟地，遍地是坟，冬天的枯草乱蓬蓬的，早春的花草又蓬蓬勃勃的，有点考验他毕竟才十一岁的记性。在反复寻找、回忆和比较中，他给我确定了四座坟。我拜过哭过，心里却在犯嘀咕，小侄子有没有认错坟。我只能安慰自己，如果认错了，正好顺了父亲心愿，叫鬼认不出我。

下山已过午饭时间，我们在祠堂门口的小吃摊上随便吃了点小吃。有人认出我，七说八说，小侄子陪着无聊，跟一个撞到的同学走了。我不是荣回故里，并不想抛头露面，敷衍过去，便独自回家。经过上校家门口时，只听院门痛苦地呻吟一声，稀开一半，钻出父亲的头脑。他冲我一个摆头，说：

“进来吧。”

我很诧异他在二十二年后依然能听出我的脚步声，也诧异他怎么在这儿。进去，我发现父亲已经把门廊收拾干净，摆着一对拭去尘灰而显出古旧老色的竹椅子，地面和椅子都用水冲刷过。午后的阳光明亮温暖，正好铺在门廊的水泥地上，照出水洗过的湿印子。椅子空着，是等着人去坐的样子。我和父亲坐下来，没有寒暄，像一切在意料中，沉默是应有的预备和等待。我看父亲掏出烟，点旺，抽着。抽过几口，他没头没脑地说一句：

“村里人都知道。”

“什么？”我问。

“上校的事。”他说，“女人的事。”

在这儿，他不怕鬼，甚至喜欢这儿的鬼。不等我催问，他一径说起来，说话的方式、语气和个别使用妥帖的字句，显然是事先思量斟酌好的。父亲这辈子从没有一下对我说过这么多话，不过也并不多，写下来超不过两页纸。他攒了二十二年的话也就这么多，不愧是个真资格的闷葫芦。

父亲告诉我，公安先给上校母亲判刑，三年有期徒刑，关在杭州女子监狱。上校的刑迟迟没有宣判，他被列入大案要案，县里报市上审，市里又报省上审，判决因而一拖又拖，直到我走后几个月，那年的“五一”劳动节这天，才召开宣判大会，地点在公社礼堂。宣判前一天，广播上一再广播，大特务，大汉奸，大流氓，毒害红卫兵的大凶手，公社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判大会：一长串吓人巴煞的噱头，诱得第二天去看热闹的人把大礼堂挤破，最后闹出严重的踩踏事件，踩伤小孩子好几个。恰恰是我们村，去的人少，大家出于对上校的尊敬，不想去看他洋相。

父亲说：“我也不想去，但想到可能是最后一面，要给他收尸，只好去。”

讲台上坐一排判官，有穿便衣的县革委会领导，有穿制服的公安局长、法官，有红卫兵和群众代表。胡司令——父亲叫他小胡子——坐在最左边，他已提拔到县革委会宣传部当什么股长，这天主要负责喊口号。他带着革命热情和个人感情工作，口号喊得特别响亮起劲，带表演性，有煽动性，把台下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再激发出来，上校人没出来，礼堂里已经山呼海啸的杀声阵阵。上校从后台被押出来后，礼堂一阵安静，像演出开始似的。上校没有五花大绑，小绑也没有，因为有两个持枪的民警押着，即使他能变成鸟飞，两支枪照样可以把他从空中击落。

父亲说：“他瘦成一只猴子，蓬乱的胡子遮住半张脸，我都认不出来。”

那天是大晴天，五月，天已经热了，上校只穿一件衬衫单裤，整个人轻薄得发飘，要不是被公安架着，后来又掀起的喊口号的热浪都可能把他卷走。法官从座位上起身，捧着黑皮夹子，把上校的罪名一项项读出来。当读到他肚皮上有字，证明他曾做过女鬼佬和女汉奸的“床上走狗”——父亲强调这是法官的判词——时，台下有人突然高声喊：

“把他裤子扒下让我们看一看！”

这人正是小瞎子父亲，瞎佬，他什么也看不见，那天却挤在台子最前头，瞪着两只白乌珠，冲着大家高喊，引来一阵回应。与此同时，瞎佬的弟弟领着小瞎子和两个从镇上花钱雇来的二流子上台，要去扒上校裤子。小胡子没有用喇叭阻止，反而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人民群众万岁！其实是在鼓励群众去扒他裤子，看他耻辱。

父亲骂：“这个畜生！他存心想看上校洋相，专门不制止。”

押人的民警不知该怎么办，回头看一排领导，领导交头接耳，一时没有形成决定。转眼间，瞎佬弟弟已带人冲到上校跟前，要扒他裤子。瘦弱的上校刚才似乎连站都站不住，这下却爆出天大的力量，像手榴弹开了爆，把后面两个公安和前面四个混蛋，一下全炸散，掀的掀翻，踢的踢倒，撞的撞开，任他逃。他逃的路线怪，先在台上转一圈，找出口，最后却不选安全的后台逃，而是从前台跳下去，跳进人堆里。这一跳又是一个炸弹，把一堆人炸开，有人当场被撞伤，痛得哭叫，却被他癫狂的号叫吞没。他喉咙里像安了扩音器，身躯像一匹野马，横冲直撞，吓得所有人纷纷逃开，怕被他撞碎。他一路嗷嗷叫着，冲着，把人群像浪花一样一层层拨开，最后没人了，他竟然不朝大门逃，而是又回头冲进人群，好像要再表演一次。

父亲说：“他就这样疯了。”

八二

公安不要疯子，监狱也不要，带走后，不到一月，派出所通知村里去监狱领人。村支书和老保长带头，领着全村几十号人，浩浩荡荡去了县城，把人领回村里。一路上，上校都在操人骂娘，村民们都在为他伤心抹泪。

父亲说：“他彻底疯了，连我都认不得，见人就要打，要骂。”

以后一直由父亲照顾，村里给父亲记工分，照顾上校就是他的工作。父亲住在他家，吃喝拉撒管完，保姆一样。

管吃喝拉撒容易，只要尽心尽力好了，而父亲有的是这份心力。难的是管住他不发癫，发癫时不打人和不伤害自己。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癫，但所有人知道发癫时他见人要打，见刀要抢，捅自己小腹。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大概就是没有用自己的技术把肚皮上的字涂掉，疯了都惦记着，想涂掉。

父亲说：“其实我看也是涂过的，涂过两处，但没涂掉，也许是太难吧。”

为了不让他伤害自己，父亲像牢里的狱警，每天给他戴手铐。这样过去半年多，一个女人寻到村里，找上校。女人干干净净，说普通话，像城里人。她见到上校就哭，哭得稀里哗啦的，好像是上校的亲妹妹。上校是独根独苗，哪有什么妹妹。她是什么人？

父亲说：“就是照片上的人。”

她拿出随身带的两张照片，证明她是上校在朝鲜当志愿军军医时的战友。她要把上校带走，说是带他去看病。村支书召集十几个老人，在祠堂召开村委扩大会，大家举手表决，最后同意女人带他走。一年多后的一天，女人带着上校回到村里，疯病是好得多，不会见人打骂吵闹，反而变得十分安静，人也是清清爽爽的，见人有时会笑。多数时候是一声不响，很老实的样子，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做就不做，像小孩子一样听话。

父亲说：“他从一个武疯子变成文疯子了。”

女人这次回来，随身带着一张结婚证明书，她要嫁给上校，一辈子照顾他，请求村里给上校出同样一份证明。村里又开会，征求大家意见。哪有反对的道理？都同意。于是便去镇上办手续，拍照片，就是我看到的那张照片。这年冬天，上校母亲刑满释放回家——这也是女人带上校回来的目的，算好时间的，专门等老人家出狱回家。老人家本来身体就差，在监狱里受累吃苦三年，身体差到底，走一步停三秒，吃饭要吐，只能喝粥，怎么看都像一支风中残烛。女人一边照顾一个病得下不了床的老人，一边照顾一个像小孩子一样懵懂无知的大人，比男人辛苦，比任何女人周到。在她的悉心照顾下，两个病人活得体体面面，一点不受罪。

父亲说：“村里人都说，上校妈一辈子拜观音菩萨，真的拜到一个观音菩萨。”

村里人都叫她“小观音”，也把她当观音菩萨待，她也像观音菩萨一样待全村老小。后来我听村里好多人谈起她，都说天底下这样的女人找不出第二个，家里要有这样一个女人死都愿意。

一年多后，上校母亲被一口粥呛死，她以嘹亮悲怆的哭声给老人家送终，哭声像鸽子的哨音一样，泣着血，盘在空中，照亮夜空，把村里所有女人的泪腺激活。后来送葬，她一手死死扶着棺材，一路洒着同样泣血奔泪的恸哭，把村里所有男人的泪腺也激活。所有跟我回忆上校母亲出丧那天情景的人，没有一个不带着迷离的神情，噙着泪，一种无法慰藉的悲伤像岁月一样抹不去。

父亲说：“上校身边有这样的女人，这屋子的风水笃定是好的。”

这也是父亲所以要安排我到这儿来谈话，包括让我来这儿住的缘故，他认定我们家里有鬼，这儿笃定没鬼。这儿只有观音菩萨，两个女人都是观音菩萨，一老一小。

做完婆婆“七七”后，女人把上校屋里的东西分好，能带的带上，不能带的都分给村里需要的人，然后领着上校和两只猫回她老家去了。猫是畜生，不知人间沧桑，只是年迈得走不动了，要用篮子拎着。上校体力还是好的，猫对他的感情也是好的，甚至更好，因为朝夕相处，相濡以沫一样的。

父亲说：“两只猫在他手上拎着，像他人一样老实听话，他们就这样走了。”

村里出动几百人，男女老少，成群结队，送他们到富春江边，船埠头。船在汽笛声中离开码头，女人对着送行的村民长跪不起，抹着泪，上校像孩子随母亲一样，跟着跪下来，那情景把几百人都感动哭了。几百人哭的场面能感动所有人和所有时间，父亲在回忆中依然禁不住滚出泪花。

父亲说：“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们，我不想把身上晦气传给他们。”

我想去看看上校和这天底最好的女人。父亲给我地址，是女人亲手写在一页作业本的纸上的。我看地址居然在上海青浦朱家角镇，是我返程去上海虹桥机场必须要经过的，更加坚定了我要去见他们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