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创造美好生活（2/2）
“需要多久？配齐一套器材就要不少时间吧。”
“我会通知你的。婚礼是什么时候？”
“十月二十三日。”
“嗯，多大剂量？”
“一毫克起始，逐步增加。”
本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在这间冷冷的屋子里，昏暗的灯光照得他又老又黄，皮肤像纸一样。本一部分灵魂一定很喜欢这个挑战（嗨，我们来复制这种最前沿的新药吧，还没有人弄出来过呢！），可另一部分却不想冒这个险。“亨利，其实你不确定多巴胺就是你的病因。”
“你也看过那些扫描图。”
“是看过。可为什么不忍一下？治疗或许会让你的问题更糟糕。”
“本，想想看，如果我现在打个响指——”我站起身来，靠近他，打了一个响指，“然后，你突然发现自己此刻正站在艾伦的卧室里，一九八六年——”
“——我会宰了那个狗娘养的。”
“可你做不到，因为你那一年没有那么做。”本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你不能改变任何事情：他仍会生那种病，你也仍会被染上，一切照旧。你还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他死去，你又会是什么感觉？”本坐在折叠椅上，没有看我。“就是那种感觉，本。我想告诉你，是的，有时是很有趣。可大多时候都是迷路、盗窃和千方百计地想要——”
“对付。”本叹了口气，“上帝，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受得了你。”
“新鲜感？年轻英俊的容貌？”
“做梦吧。嗨，你会不会邀请我参加婚礼？”
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料到本也想来。“哦，真的？你想来？”
“总好过葬礼吧。”
“太棒了！到时候，教堂里我这边的队伍要不断壮大了，你是我第八位贵宾。”
本笑了起来，“把你的前女友都请来吧，那样就破纪录了。”
“那我绝对死无全尸了，她们都想把我的脑袋挂到竿子上去呢。”
“嗯，”本起身，在一个抽屉里翻找，他拿出一个空药瓶，又拉开另一个抽屉，取出一大瓶胶囊，他打开盖子，往小瓶子里倒了三粒，扔给我。
“这是什么？”我问他，打开瓶盖，倒了一粒在手中。
“这是混合了抗抑郁药的天然止痛安定。它能——喂，别——”药丸已经从我的嘴里下了肚。“它含吗啡的，”本叹了口气，“你对药物的态度，太傲慢、太不负责了。”
“我喜欢鸦片。”
“肯定的。可你也别指望我会让你吃上一吨那玩意。如果你觉得它可以让你安然度过婚礼，就告诉我一下，万一我造不出那种新药来。每粒能维持四个小时，所以你得吃两次。”本对着瓶子里还剩的两粒点了点头。“别当好玩把那两片也吞了，拜托。”
“以童子军的荣誉发誓。”
本哼了一声。我付了他药钱，然后就走了。我下楼梯时，一阵热流袭来，我停在最后一格台阶上，充分享受着。它持续了一会，不管本往药丸里掺了什么，效果太棒了，仿佛是十倍的性高潮再加上可卡因，而且越往后越强烈。我从前门出来，又撞到了高梅兹。他居然一直在外面等我。
“搭我的车吗？”
“好呀。”我被他的关心深深打动，或者是他的好奇心？还是别的什么？我们向他的汽车走去，那辆雪弗莱的两个前车灯全都被砸烂了，我爬了进去。高梅兹也上了车，用力关上车门。他耐心地劝诱车子发动起来，然后我们出发了。
这座城市灰暗而邋遢，又开始下雨了。雨点大粒大粒地敲打着挡风玻璃，敲打着我们经过的那些房屋和空地。高梅兹打开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里面正播着查尔斯·明格斯 192 的歌，我觉得节奏太慢了，可是一转念，慢又怎么样呢？这是个自由的国度啊。阿希兰街坑坑洼洼的，让人头痛，不过其他方面还不错，事实上是很好。我的头欣快地晃动，像是从破碎的温度计里逃逸出来的液态水银，那些药物微粒的亿万只小舌头舔着我的神经末梢，我只能这样来克制自己，不发出愉悦的呻吟。我们沿途经过了纸牌神算子、彼得洛轮胎店、汉堡王和必胜客。伊基·波普的名曲《我是个乘客》穿过我的脑海，和明格斯的歌交织在一起。高梅兹说了些什么，可我没有听清。
“亨利！”
“嗯？”
“你这是怎么啦？”
“我也不知道。一种科学实验之类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天文问题。以后有机会再回答。”
此后我们一直没有说话，车子开到克莱尔和查丽丝的公寓下，我困惑地看着高梅兹。
“你需要找个伴。”他温和地对我说道。我没有拒绝。高梅兹领我走进前门，然后我们一起上了楼。克莱尔打开门，所有紧张不安、如释重负，甚至是有趣的神情，一下子都显露在她的脸上。
克莱尔：百般劝说之下，亨利这才躺上了我的床。我和高梅兹一起坐在客厅里，边喝茶边吃花生酱奇异果酱三明治。
“你这个女人，该学学烧菜了，”高梅兹装腔作势地说，那口气，就像查尔顿·赫斯顿 193 在宣读十诫似的。
“就这几天了。”我把糖放进茶杯，“多亏你把他接回来。”
“为你赴汤蹈火也不惜，小猫咪。”他开始卷香烟。高梅兹是我认识的人中惟一一个边吃饭边抽烟的，我克制自己不去批评他。他点起烟，看着我，我的双手交叠在胸前，“说说看，先前究竟是个什么小插曲，嗯？我知道，去爱心药房的不是得了艾滋就是癌。”
“你认识本？”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吃惊，高梅兹什么人都认识。
“我听说过他。我妈妈以前做化疗时，常去本那里。”
“哦。”我分析了一下形势，努力搜索一些比较妥帖的词句。
“也不知道本给他吃了什么，反正他现在相当迟钝。”
“我们都在找一种药，希望能帮助亨利留在现在。”
“如果是为了日常服用，他看起来也太恍惚了。”
“你说得对。”要不减少剂量？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做了什么？”
“纵容教唆这个混世魔王，居然还要嫁给他。”
亨利在叫我的名字。我站起来。高梅兹却伸手抓住我。
“克莱尔，别——”
“高梅兹，让我过去。”我坚定地看着他，一段漫长而难堪的停顿，他垂下眼任我去了。我快步走过走廊，进了我的卧室，关上门。
亨利伸展着四肢，就像只猫，脸朝下，躺在床的对角线上。我脱下鞋，躺到他身边。
“感觉怎么样？”我问他。
亨利翻了个身，微笑着，“天堂，”他爱抚着我的脸，“和我一起快活么？”
“不。”
亨利叹了口气，“你真好。我不能带坏你。”
“我不好。我很害怕。”我们这样静静地躺了好久。正午刚过不久，阳光明媚地勾勒出我的卧室：弧形的胡桃木床架，金色和紫色的东方小地毯，梳妆台上的梳子、唇膏和护手霜，在跳蚤市场上淘回来的扶手椅，上面一本《反自然》 194 稍稍遮住它下面的一期杂志，那是利昂·高乐布 195 做封面的《美国艺术》。亨利穿着黑袜子，一双瘦骨嶙峋的长脚腾空露在床沿外面。在我眼里，他真的很瘦。他闭着眼睛，或许是感觉到我凝视的目光，他又睁开眼来，微笑地看着我。他的头发散落在脸上，我把它们理了回去。
亨利抓起我的手，亲吻我的掌心。我解开他的牛仔裤，一把捉住他的弟弟，亨利却晃了晃脑袋，握住我的手。
“不好意思，克莱尔，”他轻柔地说，“这药里面好像有种玩意让我的宝贝短路了。过一会儿，也许。”
“我们的新婚之夜一定会很好玩。”
亨利摇摇头，“结婚那天我不能吃这个。这玩意太过头了，本真是个天才，不过他以前处理的都是些快死的人。不管他往这药里掺了什么，那种感觉离死也不远了。”他叹了口气，把药瓶放在我的床几上。“我该把它们寄给英格里德，这对她来说再完美不过了。”我听见前门开了，然后又被猛地关上，高梅兹走了。
“你想吃点什么吗？”我问。
“不，谢谢。”
“本还要为你配别的药？”
“他会试试看。”亨利说。
“要是配错了呢？”
“你是说万一本搞砸了吗？”
“是呀。”
亨利说：“不管发生什么，我们俩都知道我起码能活到四十三岁。所以别担心。”
四十三岁？“那四十三岁以后会怎样？”
“我不知道，也许已经找到让自己停下来的方法了吧。”他抱住我，我们都不做声了。我醒来时，天已经黑了，亨利依然睡在我身边。在闹钟夜屏幽幽的光照下，那只小瓶子里的药发出红色的微光。四十三岁？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一（克莱尔二十二岁，亨利三十岁）
克莱尔：我来到亨利的家，打开灯。我们今晚要去看歌剧，是《凡尔赛幽灵》。因为抒情歌剧院没有迟到席，所以我慌慌张张的，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亨利不在这儿，我非常生气，这样我们都会迟到。他是不是又消失了？这时，我听到呼吸的声音。
我站着不动，那是从厨房里传来的。我冲进厨房打开灯，亨利正躺在地板上，穿得整整齐齐，身体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僵硬的姿势，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我站在那儿，他低低地发出了一个声响，那种非人的声音，“咯咯”地从脖子里传出来，通过又紧又窄的牙缝被挤到外面。
“哦，天啊！哦，天啊！”我拨了911。接线员保证几分钟后就来人。我瘫坐在厨房的地板上，盯着亨利。一阵怒火涌上心头，我从书桌抽屉里找到亨利的名片簿，拨了一串电话。
“喂。”远处传来微弱的声音。
“你是本·马特森？”
“是的，请问您是……？”
“克莱尔·阿布希尔。本，听着，亨利正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话都说不出来了。你搞的什么鬼？”
“啊？妈的！快打911！”
“我打了——”
“那是模仿帕金森病做出来的药，他现在急需多巴胺！赶紧告诉他们——妈的，到医院给我打电话——”
“他们已经到了——”
“好的！一会给我打过来——”我挂上电话，面前就是救护人员。
救护车随后驶进仁爱医院，亨利被推进病房，护士给他注射，在他身体上插入输液管，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身旁接着监视仪，放松地沉睡着。我一抬头，一个高而憔悴的男人站在病房门口。我这才想起来，忘记给本打电话了。他走进来，面对我在病床那头站着。房间很暗，过道里的灯光只能勾勒出本的轮廓，只见他低着头说：“对不起。真的非常抱歉。”
我隔着床伸手握住他，“没关系，他会好起来的。真的。”
本摇了摇头，“完全是我的错。我真的不该给他配那种药。”
“究竟怎么了？”
本叹了口气，坐到椅子上，我则坐在床边。“可能有很多原因，”他说，“也许只是副作用，在谁身上都可能出现。还有一种情况，亨利可能把配方搞错了。我是说，那是很难记的，我也无从核对检查。”
我们都沉默了。药液从仪器上一滴滴地流进他的手臂。勤杂工推着车子经过门口。最后我问：“本？”
“怎么了，克莱尔？”
“帮我个忙好吗？”
“尽管说。”
“断了他的念头吧。不要再给他药了。药对他没有用。”
本咧嘴冲我一笑，一下子放松了，“珍惜生命，拒绝嗑药。”
“是啊。”我们都笑了，本和我坐了一会儿。临走时他站起身来，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没有责怪我。刚才他很可能就死了。”
“可他没有死。”
“是的，他没有死。”
“婚礼上见吧。”
“好的。”我们站在过道厅里。在刺眼的荧光灯下，本看上去如此憔悴、病弱。他头一低，转身沿着大厅走了。我回到昏暗的屋子里，亨利躺着继续熟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