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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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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们抬起头来望了一会儿,他们的眼光显出一股沉痛的神情。我们要滚蛋了。他们要派一台拖拉机和一个管理员来。像工厂一样。

我们上哪儿去呢?妇女们问道。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于是妇女们一声不响地赶快回到屋里去,还撵着孩子们在她们前面走。她们知道那么忧伤和烦恼的男人就是对自己心爱的人也是会发脾气的。所以她们便撇下了男人,让他们蹲在尘沙上盘算,想着心事。

过了一会儿,那些佃农朝四周张望了一下——看看十年前装置的那个抽水机,那上面有一个鹅颈形的把手,喷水管的嘴上有一些铁花;看一看那块杀过上千只鸡的砧板,看一看放在棚舍里的手犁和挂在棚舍梁上的那只别致的摇篮。

屋子里,孩子们聚集在女人身边。我们怎么办,妈?我们上哪儿去?

妇女们说,我们还不知道。出去玩玩吧。可是不要走近爸爸身边。如果你们到他身边去,他也许要打你们。妇女们又继续工作了,可是她们却一直望着蹲在尘沙里想着心事、大伤脑筋的男人们。

几辆拖拉机从大路上开过来,开进了田野,它们是些像虫子一般爬行的巨物,有那么大的了不起的气力。它们在地面上爬行着,把履带滚下来,在地面上滚过,又把它卷上去。拖拉机停歇的时候,那上面的柴油机啪哒啪哒地响着;一开动,便轰隆轰隆地响起来,渐渐变成单调的吼声了。这些狮子鼻的怪物扬起尘沙,向尘沙里钻进去。它们一直越过原野,越过篱笆,越过家家户户门前的院子,沿着一条条的直线来回地闯过许多水沟。它们并不是在地面上跑,而是在自己的路基上跑。它们完全不把高冈、低谷、水道、篱笆和房屋等东西放在眼里。

坐在铁座上的那个人,看去并不像一个人;他戴着手套和风镜,鼻子和嘴上套着橡皮制的防沙面具,他是那怪物的一部分,是个坐着的机器人。汽缸的雷鸣声响彻了原野,与空气和大地合为一体,大地和空气都跟着颤动起来,发出低沉的声响。驾驶员控制不住它——它一直越过原野,划破十多个农庄,又一直回转来。只要拨动一下操纵杆,就可以改变拖拉机的方向,但是驾驶员的两只手却不能随意拨动,因为造出拖拉机和派出拖拉机来的那个怪物仿佛控制了驾驶员的一双手,控制了他的脑子和筋肉,给他戴上了眼罩,套上了口罩——蒙住了他的心灵,堵住了他的嘴,掩盖了他的理智,制止了他的抗议。他看不见土地的真面目,嗅不出土地的真气息;他的两脚踏不到泥土,感觉不到大地的温暖和力量。他坐在铁座上,踏着铁踏板。他对自己的力量的扩张既不会欢呼,也不会遏制,既不会诅咒,也不会鼓励。因此他对自己也就不能鼓舞、鞭策、诅咒或是激动了。他对土地既不熟悉,也没有所有权,既不信赖,也无所求。如果撒下的种子没有发芽,那也不相干。如果长出来的幼芽在大旱天枯萎了,或是在大雨里淹死了,那也与驾驶员不相干,正如不关拖拉机的事一样。

驾驶员并不比银行更爱土地。他尽可以夸赞拖拉机——赞美它那机器制成的表面,它那雄伟的力量,它那些汽缸震耳的吼声,但是这究竟不是他的拖拉机。拖拉机后边滚着亮晃晃的圆盘耙,用锋刃划开土地——这不像耕作,倒像施外科手术。一排圆盘耙把土划开,掀到右边,另一排圆盘耙又把它划开,掀到左边;圆盘耙的锋刃都被掀开的泥土擦得亮亮的。圆盘耙后面拖着的铁齿耙又把小小的泥块划开,把土均匀地铺平。耙后是长形的播种机——在翻砂厂里装置的十二根弯曲的铁管,由齿轮推动着,按部就班地在土里插进抽出。驾驶员坐在铁座上,看着自己无意划出的那些直线,感到得意,看着并非自己所有和他所不爱的拖拉机,也感到得意,看着自己所不能控制的那股力量,也感到得意。庄稼生长起来和收割的时候,没有人用手指头捏碎过一撮泥土,让土屑从他的指尖当中漏下去。没有人接触过种子,或是渴望它成长起来。人们吃着并非他们所种植的东西,大家跟面包都没什么关系了。土地在铁的机器底下受苦受难,在机器底下渐渐死去;因为既没有人爱它,也没有人恨它;既没有谁为它祈祷,也没有谁诅咒它。

中午时候,拖拉机驾驶员往往在一家佃户人家的近旁停下来,打开他的一包午餐:蜡纸包着的三明治、白面包、泡菜和乳酪,还有一块名叫“斯帕姆”的、有机器零件图案商标的馅饼。他毫无滋味地吃着。还没有搬走的佃户们出来看他,他摘下护眼镜和橡皮制的防沙面具,眼睛周围留着一道白圈儿,鼻子和嘴的周围也留着一个大白圈儿,人家就趁这时候以好奇的神情望着他。拖拉机的排气管啪哒啪哒地继续响着,因为燃料十分低廉,与其重新烘热柴油机的管口,使它开动,不如让它转个不停还好一些。好奇的孩子们紧紧地聚拢来,这些衣衫褴褛的小孩一面望着,一面吃着煎过的面包。他们很馋地看着三明治被揭开了包皮纸,他们那因嘴馋而变得特别灵敏的鼻子嗅到了泡菜、乳酪和“斯帕姆”的气味。他们没有对驾驶员讲话,只望着他的手把食物送到嘴里去。他们没有看他咀嚼;他们的眼睛紧盯着那只拿三明治的手。过了一会儿,那不能离开这地方的佃户走出来,蹲在拖拉机旁边的阴影里。

“嗨,你原来是乔·戴维斯的儿子呀!”

“不错,”驾驶员说。

“那么你为什么干这种活计来跟自己人作对呢?”

“三块钱一天。我东奔西跑地找饭吃——总是找不到,实在找烦了。我有老婆孩子。我们非吃饭不可。三块钱一天,每天都能拿到手。”

“这倒是对的,”佃户说,“可是为了你一天拿三块钱,就有一二十户人家什么也吃不到了。为了你一天拿三块钱,差不多就有一百人只得出去流落在路上。是不是这么回事?”

驾驶员说道:“不能往这上面想。我得顾自己的孩子,三块钱一天,每天都能拿到手。时代变了,先生,你还不知道吗?你要是没有两千、五千、一万英亩地和一台拖拉机,就不能靠种地过活。种庄稼的地再也不会给我们这样的人受用了。你不能造汽车,不是电话公司,光只乱嚷一阵是不行的。哎,现在种庄稼也是这样。你简直无可奈何。你干脆想办法到什么地方去赚三块钱一天吧。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佃户思量着。“这事情想起来也真是奇怪。一个人如果有了一份小产业,这份产业就是他,跟他分不开,就像是他自己一样。如果他有了田产,能在田地上走,能给田地作些安排,收成不好的时候他发愁,雨下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快活,那么这块田地就和他分不开,他就会因为有了这份产业,多少是神气一些。即使他并不顺当,他有了一份田产,也总是很神气的。这是实话。”

那佃户又思量着。“可是如果让一个人得了一份田产,他自己看不见,又没时间去亲自照料,也不能在上面走走——那么,产业就是人的主宰了。他不能照他的心意行事,也不能随意转念头。产业成了人的主宰,而且比他更强大。他自己却很渺小,并不神气。只有他的产业才算神气——他成了他的产业的仆人了。这也是实话。”

驾驶员使劲嚼着那块有商标的馅饼,把硬皮抛掉。“时代变了,你还不知道吗?你转那种念头是养不活儿女的。快去挣三块钱一天,养活儿女吧。你别管旁人的儿女,只顾自己的儿女就是了。你讲那一套道理,就算出了名,也挣不到三块钱一天。如果你除了三块钱一天而外,还转着别的念头,大老板们就不会给你三块钱一天。”

“为了你那三块钱,差不多有一百人要流落在路上。我们有什么地方好去呢?”

“这倒提醒我了,”驾驶员说,“你最好是马上搬出去。我吃完了饭,就要穿过你门前的院子了。”

“早上你把水井填掉了。”

“我知道。我得照直线开才行。我吃完了饭,就得穿过你门前的院子。得照直线开。 ,你认得我老爹乔·戴维斯,所以我才对你老实说。我接到了命令,每到有人家不搬出的地方——如果我闯了祸,你知道吧,就是开得太近了,把屋子撞塌一点——那我还可以多得两块钱奖赏。要知道,我最小的孩子还没穿过鞋呢。”

“这屋子是我亲手盖成的。敲直了许多旧钉子,才盖了屋顶。椽子是用铁丝扎在长桁条上的。这是我的屋子。我亲手盖的。你要撞倒它——我就在窗口里拿枪对付你。只等你开得够近了,我就像打兔子似的,一枪把你干掉。”

“这不是我的事。我也没法。如果我不照那么办,我就要失业。你想——你打死了我又会怎样呢?人家只会把你绞死罢了,可是你还没上绞架以前,早就有另外一个开拖拉机的家伙,会把这屋子撞倒。你并没把该死的人打死。”

“这话有理,”佃户说,“是谁给你下的命令?我要把他找到。应该杀了他才对。”

“你错了。他是奉银行的命令的。银行告诉他,‘把那些人通通撵走,否则惟你是问。’”

“那么,银行有行长,有董事会。我要把来复枪装好了弹药,闯进银行去。”

驾驶员说道:“有人告诉我,银行也是奉东部发来的命令。那命令上说:‘赶紧叫这块地赚钱,否则我们就要叫你关门。’”

“这么说还有个完吗?我们到底可以把什么人一枪打死?不先把那个叫我饿死的人杀掉,我是决不甘心饿死的。”

“我不知道。也许你开枪打死谁都不行。也许问题根本就不在人。也许正像你所说的,是产业本身在作怪。不管怎样,反正我已经把我奉到的命令告诉你了。”

“我得想一想,”佃户说,“我们都得盘算盘算才行。要阻止这件事是有办法的。这不像打雷或是地震。这是人为的祸患,靠老天爷保佑,我们是可以改变过来的。”佃户坐在他的门口,驾驶员把机器弄得轰隆轰隆响了一阵,便开动了。拖拉机上的履带一起一落,一弯一曲,铁耙梳理着土壤,播种机的铁杆插进地里。拖拉机划过门前的院子,于是原先给脚踩得硬实的地面变成撒过种子的田地,拖拉机又从这里划过;不曾划过的空地只有十英尺宽了。于是他又开回来。钢铁的护板撞着了屋角,把墙撞倒,使小屋兜底一动,便向一边坍塌下去,像一只甲虫似的被粉碎了。驾驶员戴着护眼镜,鼻子和嘴上蒙着橡皮面具。拖拉机继续沿着直线划过去,空气和地面便随着它的轰隆声而震荡了。那个佃户手里拿着来复枪,在它后面眼睁睁地望着。他的老婆在他身边,老老实实的孩子们站在后面。他们大家都眼睁睁地望着远去的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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