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1/2）

新宿站是个巨大的车站。一天总计有近350万的人流通过这个车站。吉尼斯纪录官方认定jr新宿站是“世界上乘客最多的车站”。有几条线在这一站内交汇，仅主要的就有中央线、总武线，山手线，琦京线，湘南新宿线，成田快线。这些轨道极其复杂地交叉、组合在一起，站台一共达十六个之多。再加上小田急线、京王线两条私铁的线路和三根地铁线互相支线交错着。实在是迷宫。上下班高峰，这个迷宫便人山人海。波涛汹涌、狂风怒号的人海朝着入口、出口蜂拥涌去。换乘的人群移动错综复杂，还会出现危险的漩涡。不论是怎样伟大的预言家，都不可能把这片翻腾汹涌的人海分成两半。

一周五次，早晚两回，这般压倒性的巨大的人流，在人手不足的车站工作人员巧妙的引导下，居然能勉强顺畅通行，这真让人难以轻易相信。特别是早高峰，是一大问题。人们都匆忙赶赴各自的目的地，必须在打卡器（tirerder）规定的时间赶到公司。心情也绝不愉快，困意还没完全除去，而毫无空隙的车厢又摧残着他们的肉体和神经。能坐上位子的只有非常幸运的少数。作一直心生佩服，居然能够不发生暴动，没有事故造成流血的惨事。如果这样极端拥挤混杂的车站和车厢，遭到狂热的恐怖分子袭击的话，毫无疑问会造成致命的局面。造成的损失想必惨烈严重吧。对在铁道公司工作的人也好，警察也好，当然对乘客来说也好，那都是超乎想象的噩梦。但尽管如此，到现在，预防这种惨剧的措施几乎还没有实施。而这样的噩梦在1995年春天实际也在东京上演了。

站员不断用扩音器广播请求，发车的铃声毫不停歇地响起，检票的机器默默地读取着车卡的庞大信息。以秒为单位出发或到达的长长列车像是训练有素的家畜一般，规律的突出人群，再吸入一批，就连关门都嫌慢似的向下一站驶去。上下楼梯时，在拥挤的人群中被人踩了脚，甚至一只鞋子脱落了也罢，想要回去拿根本是不可能的。鞋子就被高峰这迅速陷落的流沙所吞没了，消失了。他或是她只得穿着单只的鞋子来度过这漫长的一天。

九十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还没破灭的时候，美国某份著名的报纸上，登载了冬日早晨高峰时，在新宿站人们上下楼梯的照片。（也许是东京站也有可能，但两者并无二致）。照出来的上班乘客们，都像预先说好了似的一齐向下低着头，脸色灰暗的像是在罐子里被挤扁的鱼。报道这么写道：“也许日本是变得富裕了，但大多数日本人看上去却是这么耷拉着头，一脸不幸。”而这张照片也变得著名了。

日本人实际到底幸不幸福呢，这作并不知晓。但人们之所以在早晨拥挤的新宿站下楼梯时，一齐低着头的真正原因，与其说他们是不幸的，其实是在注意脚下，为了不踏空一阶楼梯，为了不弄丢自己的鞋子——高峰时期，在这样巨大的车站，这可是格外重要的课题。那张照片却没言及这一实际背景。而且穿着暗色外套，低头走路的人们，大多数情况下看上去都不会怎么幸福。当然，把一个每天上班路上都需要鞋子会不会弄丢的社会，成为不幸的社会，这在逻辑上也是十分有可能的。

作试想了下，人们每天在上下班途中会耗费多少时间。平均下来单程需要一个到一个半小时，大概都是这样的吧。结了婚后有了一两个孩子，在市中心上班的普通上班族想要拥有一栋独门独户的房子的话，无论如何都只能搬去上班时间耗费这么久的郊区地带了。这样，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有两到三个小时都要耗费在上下班上。在挤满乘客的电车里，情况好的话也许能读读报纸或是小开本的书。或是用ipod听听海顿的交响曲，学习西班牙语的会话也是有可能的。有些人也许可以闭上眼睛，沉浸于形而上的思索中。但一般程度上，一天里的这两、三个小时，大概很难算的上是人生中最有意义、最优质的时间吧。人的一生，有多少时间因为这没有意义的（大概吧）移动所剥夺去了呢？而它又是多么让人疲惫，让人不满的呢？

但是这并不是在铁道公司上班，主要工作就是设计车站的多崎作多应该考虑的问题。每个人的人生就交给他们自己吧。那是他们的人生，并不是多崎作的。我们身处的社会到底多么不幸，或是多么幸运，这些就让人们自行判断吧。他应该去想的，是怎样恰到好处的、安全地引导这惊人的人流。这不需要反省，需要的只有精确验证了的实用性。因为他不是思想家，也不是社会学者，只不过是一个工程师罢了。

多崎作很喜欢眺望jr新宿车站。

只要去新宿站，他在售票机上买了入场券，差不多去的都是9、10号线的站台，那里是中央线特急列车的发车点，是去松本或是甲府的长距离列车。和上下班乘客为主的其他站台相比，这里的上下车人数远少得多，列车的出发进站也没那么频繁。作能够坐在长椅上，静静地观察车站的状况。

和其他人去音乐会、去看电影、去俱乐部跳舞、去看体育赛事、去逛商店看橱窗的感觉类似，作会去看火车车站。时间空闲出来想不到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常常会一个人去车站。心情不平静的时候、要想事情的时候，他也自然而然的就向车站走去。然后在站台的长椅上坐下，喝着从小卖店买来的咖啡，确认着电车发车是否符合时刻表（一直放在包里），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就这样能度过好几个小时的时光。学生的时候常常会关注车站的形状、乘客的流动和工作人员的动作，会把自己留意到的东西细致的记录在笔记本上，但现在是不会那么去做了。

特级列车一边减慢速度一边驶入站台。车门打开了，乘客陆续从车上下来。只是看着这样的场景，作的心情就会变得满足而平静。发现列车按照时刻表准时到达了的话，就算这不是自己所在的铁道公司的车站，作也会感到一种自豪，只是一种平稳而毫无虚华炫耀的自豪。清洁人员迅速地进入到站的列车中回收垃圾，把座位打扫干净。头戴帽子身着制服的乘务员麻利的继续着工作，准备着下一班列车出发的准备。他们更换了车身上目的地的标志，给列车换上新的号码。这一切都是以秒为单位，极为有序、精练而毫不停滞的进行着。这正是多崎作所属的世界。

在赫尔辛基的车站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拿了简单的时刻表坐在长椅上，喝着纸杯里的热咖啡，眺望着到达出发的列车。他在地图上确认这列车的目的地，也确认着车是从哪里来的。还看着从列车上不断下车的乘客和朝着站台赶来的乘客的身影，用目光追随着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和乘务员的举动。这么做的话，心情就会变得和以往那样平静安稳。

时间是均等而流畅的流逝着。除了听不到站内广播之外，就像和在新宿站一样了。也许在世界的每个地方，火车车站的运行程序基本都是一样的，是精准而熟练的专家水准。这在他的心里自然地引发了共鸣，有了一种感觉自己身处的正确的所在。

周二，多崎作结束工作时，墙上挂钟的时针指向着八点前后。这个时间留在办公室里的只有他一个人。他所做的工作，并不是紧急到需要他加班的程度。但是星期三晚上约定了要和沙罗见面，所以想在那之前把所堆积着的工作处理干净。

他工作告一段落后关上了电脑，把要紧的磁盘和文件放入带锁的抽屉，关上了房间的灯。然后和熟悉的门卫打了个招呼后从后门走出了公司。

“工作到这么晚辛苦了啊。”门卫说道。

想找个地方吃个饭的，但是却没有食欲。但也不想就这么回家去，所以便向jr的新宿站走去了。那天他也在车站内的小卖店买了咖啡。在这个东京的夏天所特有暑气未散的夜里，背上湿津津的出着汗，但比起冰的而来，他还是更爱喝冒着热气的黑咖啡，这是习惯所使然。

九号线上，一如既往的在做着驶向松本的特急列车最后一班的准备。乘务员走过一节节车厢，一边用熟练却毫无懈怠的那双眼睛做着检查，以防有什么遗漏失误。这辆车是常见到的e257系，虽然没有新干线列车那么华丽地引人注目，但作对其毫无装饰而直接的样子，很是抱有好感。它沿着中央本线走到盐尻，再沿着筱之线走到松本。列车到达松本是在午夜差五分之时。因为到八王子为止走的路线处在市区，必须要抑制噪音，而之后因为差不多都是在山里行驶，转弯很多，没法速度开出很快的，所以距离不太长，却很耗费时间。

距离可以乘车还需要一些准备的时间，但是搭乘这辆车的乘客们已经忙着在小卖部了买来便当、零食和罐装啤酒，给自己准备了几本杂志。也有人耳朵里塞着ipod白色的耳机，已经营造了一个自己一人独享的旅程世界。四处的人们或是在用手指灵敏的操作着智能手机，或是用不输于广播的音量对着手机大声和别人联络着。也看到了像是一起出门旅行的年轻情侣的身影。他们坐在长椅上肩靠着肩，看上去很幸福似的小声说这话。有一对五六岁的双胞胎男孩一副很想睡觉的样子，被父母牵着手，快步从作面前经过而去。他们小手上各自拿着一台游戏机。两个外国的年轻人背着很重似的背包，还有拿着大提琴包的女孩，有着十分美丽的侧面。这些乘着晚上的特快火车，奔赴遥远之地的人们——作有几分羡慕起他们了。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有着要去的地方。

多崎作并没有什么特别要去的地方。

想起来，他还没去过松本、甲府或是盐尻。要这么说的话，就连八王子都没去过。尽管已经在新宿站的这个站台上,看过了多得数不清的特快列车驶向松本，但到此为止他的脑中从未浮现过，自己会乘上这列车的这一可能性。为什么呢？

作想象着自己现在乘上这班车，就这么奔赴松本。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他也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主意。来这个站台本身就是忽然起意，想要去松本的话没有理由去不了的。那儿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呢？人们在那里度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但是他摇了摇头，放弃了这个想法。在明天上班时间前赶回东京是不可能的。就算不去看时刻表也能知道。而且明天夜里还有和沙罗见面的约定。对他来说明天是重要的一天，不可能现在去松本。

作把剩下变温了的咖啡喝完，把纸杯扔在了旁边的垃圾箱里。

多崎作没有要去的地方。这就像是他人生的一个命题一般。他既没有可以去的地方，也没有可以归属的地方。从前从未有过，现在也依旧。对他而言唯一的地方就是“现在所在的地方。”

不，不是那样的，他想道。

仔细一想的话，人生到此为止，只有一次清楚地知道过要去的地方。那是在高中时代，作希望进入东京的工科大学，专业的学习火车车站的设计。那是他所要去的地方。而且为此拼死的好好学习了。班主任曾经冷冷的对他说，凭你的成绩想要考上那所大学，八成是不可能的。但他在努力之下，总算闯过了这一难关。那个时候是他生来第一次那么全身心投入地去学习。虽然不擅长去和别人竞争排名和成绩，但只要被赋予了具体一个可以接受的目标，自己就能为此倾注心血，也能发挥出自己的实力。这对他来说是个崭新的发现。

而结果就是，作离开了名古屋到了东京来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在东京时的他渴望着尽早的回到故乡的城镇上和暂别的友人们见面。那里是他归属之地。这样在两处往来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出头。但在某个时间点起，这一往来被唐突地切断了。

之后，既没有要去的目的地，也没有了归属的地方。名古屋还有他的家，自己的房间被保留了下来，母亲和大姐还住在那儿。二姐也在市区生活着。虽然一年里会礼节性地回去一两次，回去的时候也被充满亲情地欢迎了，但是和母亲姐姐们并没有什么要说的话，和她们在一起也不觉得眷恋。她们想要的是作已经不要而弃置了的那个他曾经的模样。为了再现那个自己，他就必须做些不自然的表演。名古屋的样貌看上去也奇怪地疏远而乏味。作想看到的或是所怀念的，在那里已经什么都找不出了。

另一方面，东京对他而言，只是凑巧居住的地方。以前是学校所在的地方，而现在是工作的地方。他是因为工作才所属于这里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义。作在东京度过着规律而安静的生活。就像是被国家通缉的亡命之徒在异乡，为了不在身边引起风波，闹出麻烦，为了不被剥夺居留许可证，而小心翼翼的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是把自己当做人生的亡命之徒来活着的。而东京这个大都市对这样想要匿名生活的人们来说，是理想的居住地。

作没有称得上亲密朋友的人。只结交过几位女朋友，不久便分开了，平稳的交往关系和和平的分手。能进入他的内心的人一个也没有。可能因为他自己并不去寻求那样的亲密的关系，而对方也并不深度的渴望着他，大概是一半一半吧。

多崎作坐在新宿站的长椅上想道，我的人生在20岁起实质上就停下了前进的脚步了吧。那之后的人生就好比温和的风一般静静地吹过他身旁，不留给他伤痕，也没有悲伤，没有情感的波动，就连一点快乐的回忆都没有留下来。而他已临近中年。不，距离中年还少许有些时间。但至少已说不上年轻了。

细想之下，某种意义上，也许惠理也算得上人生的逃亡者。她也内心负了重伤，从而抛下了许多东西，舍弃了自己的故乡。但是她还是为自己选择了芬兰这一新天地。而她现在有了丈夫而女儿们，也有陶器制作这一可以倾注自己心灵的工作。还有湖畔的避暑别墅和一只活泼的狗。芬兰语也学会了。她在那儿为自己创出了一个小小宇宙。和我不同。

作看了眼左手腕上的豪雅表（tagheuer），时间是八点十五分。特级列车已经开始上车，人们拿着行李陆续登上车，坐在了指定的位子上。把包放在行李架上后，在打开了冷气的车子里喝着冰饮料休息一下。隔着车玻璃能看到他们这么做的身影。

这块手表是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少有的有形之物。是于六十年代制作的精美的古董表。要是三天没带在身上螺丝就会变松，指针便会不转了。但作反倒是喜欢这一不便之处。真是纯粹的机械制品啊，不，也许应该称之为工艺品，连一小块的石英或芯片都没放。一切都是靠着精妙的发条和车轮来让之规律运转的。而在近乎半世纪一刻不停歇的转动之下，它所记录的时间还是令人惊异的那么准确。

作从出生来没有自己买过表，一直是毫不感兴趣的用着别人送的便宜货，只要能知道准确时间就行。这就是他对表的看法。只需卡西欧最简单的电子表就总以应付平时的需要。所以在父亲去世后，接过了这块作为遗物的高价手表时，他也并无任何感慨。只是因为需要每天上发条，所以就像是一种任务般的每天带在了身边。但是一用了这块表，他就彻底的喜欢上了。它的触感也好、恰到好处的重量也好，发出的小声的机械音也好，作全都喜欢。甚至变得比以前更频繁的去看时间了。而每次看，脑中都会闪过父亲的影子。

其实说实在话，关于父亲自己并不怎么记得，也并没有特别的怀念之情。孩童时也好还是长大了也好，都没有记忆曾和父亲一起去哪里玩过，或是两个人亲密的谈过心。父亲本来就是极为沉默的人（至少在家里的时候是不怎么开口的），其余每天都忙于工作，也基本不怎么回家。现在想起来的话，大概是在别处有了女人吧。

对作而言，他与其说是血脉相连的父亲，倒不如更像是常常来家里拜访的某个有钱人的亲戚更来得贴切。作实质上是由母亲和两个姐姐养育成人的。父亲的人生是怎样的，有着怎样的想法和价值观，每天具体都做了些什么事，作基本是不知道的。他所知道的极限，仅仅是父亲出生于岐阜，幼时父母便早逝，被当和尚的叔叔收养了，好歹高中毕了业后从零起步踏上社会，最终取得巨大成功，成就了今日一番事业。以吃过苦头的人来看，却是少见的不愿提及自己过往的艰辛。也许是不怎么愿意想起来吧不管怎么说，父亲毫无疑问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商业才能，通晓着尽早买入需要的，半途就能把不需要的东西抛出手。大姐就继承了他这样的商业才能。二姐还是继承了一部分母亲活跃交际的一面。而作一点都没继承双方任何的资质。

父亲这么一天抽着五十根烟，得了肝癌逝世了。作去名古屋市内的大学医院看望父亲时，父亲已经完全说不出话了。那时他像是想对作说些什么，但已经做不到了。一个月后，他在医院的病床上停止了呼吸。父亲留给作的，是在自由之丘的单个房间的公寓、一笔作名义下的银行存款和这块豪雅手表（tagheu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