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1/2）

1945年，华盛顿

伍迪·杜瓦很快适应了拐杖。

他是在1944年底比利时的阿登战役中受伤的。推进到德国边境的盟军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德军的强烈反击。伍迪和一零一空降师的战友被阻挡在交通枢纽巴斯托涅小镇上。当德国人送来请求投降的信件时，麦考利夫将军简单地回了一个字：“呸！”

圣诞节这天，伍迪的右腿被机关枪打了个稀巴烂，他的伤势很严重。更糟的是，一个月以后，一零一空降师才突出重围，把他送进了真正的医院。

他的骨头会重新愈合，腿也有可能不再一瘸一拐，但不可能再适应跳伞的强度了。

阿登战役是希特勒在西线的最后反攻。在那之后，德军再没有组织起像样的反攻。

伍迪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这意味着他住在华盛顿的父母家里，天天得听母亲的唠叨。拆了石膏后，他去父亲办公室上班了。

1945年4月12日，星期四，他在参众两院所在的国会大厦地下室和父亲谈起了难民问题。“我们认为，欧洲大约有两千一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格斯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准备对他们伸出援手。”

“任何一天都可以开始帮助他们，”伍迪说，“红军已经快打到柏林了。”

“美军离柏林也只有五十英里了。”

“希特勒还能坚持多久？”

“如果还有点理智的话，他现在就应该投降。”

伍迪低下声音说：“有人告诉我，苏联人找到了一个大规模杀戮的集中营。纳粹在那一天要杀死几百人。在波兰一个叫奥斯维辛的地方。”

格斯严肃地点了点头。“是真的，公众现在还不知道，但他们迟早会知道的。”

“有人应该为此而被处死。”

“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已经为此工作了好几年。他们制作了战犯列表，正在搜集他们的犯罪证据。如果战后能保住联合国的话，有人就会因为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而走上法庭。”

“联合国当然能继续存在下去，”伍迪有点生气了，“罗斯福以此为基调参加了去年的总统选举并赢得了胜利。几周以后，联合国大会将在旧金山举行。”对伍迪来说，旧金山具有特殊的意义，贝拉·赫尔南德兹就住在那儿，但伍迪还没向父亲提起过她。“美国人民希望看到国际合作，以保证这类战争再也不会出现。谁会对联合国的存在进行反对呢？”

“这样的人有好多呢。大多数共和党人尽管都是好人，却觉得其他国家的世界观完全和我们不同，没什么可以和它们交流的。共和党内部的极少数强硬分子更是激烈反对联合国的存在。真他妈的操蛋！”

伍迪非常吃惊，他从没见父亲这么骂过人。

“这些人在30年代策划了针对罗斯福的叛乱，”格斯说，“比如亨利·福特这样的生意人。福特认为希特勒是个反共产主义的强大领导人，十分优秀。他们还参加了右翼组织，诸如‘美国第一’。”

在伍迪的记忆中，父亲从没如此生气。

“如果让这些傻瓜肆意妄为，肯定会发生比前两次世界大战更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格斯说，“我已经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如果我能有孙子的话，我绝对不希望他也死于战争。”

伍迪的心一阵刺痛：如果乔安妮还活着，她或许已经为格斯添了个孙子。

现在伍迪连个约会的人都没有，更别说替格斯添什么孙子了——除非能在旧金山偶遇贝拉·赫尔南德兹。

“我们对这些白痴一点办法都没有，”格斯说，“但我们也许能对付范登堡参议员。”

阿瑟·范登堡是来自密歇根的共和党参议员。他是保守派人士，对罗斯福的新政持反对态度。不过范登堡是格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同事。

“他是个很大的威胁，”格斯说，“自负又不可一世，但是受到很多人的尊敬。连总统有时也不得不向他让步。他的政治观点基本和我们一样，但我怕他会倒退。”

“为什么会倒退？”

“他是个积极的反共产主义分子。”

“这没什么，我们也反对共产主义。”

“但范登堡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偏执。只要他觉得我们对莫斯科卑躬屈膝，就会坐立不安。”

“怎样算卑躬屈膝呢？”

“天知道我们会在旧金山达成什么协议。我们同意承认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两个独立国家，这意味着苏联在联合国大会拿到了三票。我们必须把苏联留在联合国——但如果让步太大的话，范登堡会对联合国是否需要继续存在、美国是否需要继续参加提出质疑。到了那一步的话，参议院很可能像1919年拒绝批准加入国联一样把联合国拒之门外。”

“因此我们既要在旧金山让苏联人满意，又不能触怒范登堡参议员。”

“是的。”

他们听到一阵急速奔跑的脚步声，这在庄严的国会大厦是不多见的。两人都转头去看。伍迪惊讶地发现，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正在过道里狂奔。他穿得和平时差不多，灰色双胸袋西装，波点领带，但没戴帽子。和平时不同的是，他身旁既没助手，也没特工。他跑得飞快，气喘吁吁，没看任何人，目标明确地往前奔。

伍迪和格斯都看愣了。其他人的反应也和他们一样。

杜鲁门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后，伍迪问：“出什么事了……”

格斯说：“总统肯定已经去世了。”

沃洛佳·别斯科夫乘着一辆斯图贝克u56军用十轮卡车进入德国。这种卡车制造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市，用铁路运到巴尔的摩，运上船横穿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波斯湾，然后用火车从波斯运到苏联中部。沃洛佳知道这是美国政府送给苏联的二十万辆军用卡车中的一辆。苏联人非常喜欢这种军用卡车：它们坚固可靠。苏联人常说，刻在车身两侧的“a”代表“ubit suka syna adolf”，就是“杀死那个狗娘养的阿道夫”的意思。

苏联人也很喜欢美国送来的食物，尤其是“斯帕姆”牌的罐装午餐肉。这种肉呈现出奇怪的粉红色，高脂肪，很合苏联人的口味。

沃洛佳之所以被派到德国是因为他从柏林间谍那里得来的情报已经没有直接从德国战俘那里问来的情报新了。流利的德语使他第一批被送到德国，进行前线战俘的审讯工作。

过境时，他看到一张苏联政府的海报：

红军士兵们

你们现在到了德国的国土上。报仇雪恨的时刻终于到了！

在各种各样的海报中，这样的宣传还算是隐忍的。一段时间以来，苏联政府一直在煽动红军士兵对德国人的恨意，相信这样能让士兵战斗得更为勇猛。政治委员计算出——他们宣称计算出——战斗中战死的红军战士人数、被焚烧的房屋数量，以及每个村庄和城镇里，那些被怀疑是共产党人、斯拉夫人或犹太人而被杀的平民总量。许多前线战士得知了死于德军之手的家乡人民和被毁的房屋数量后，急切地想给德国人造成同样的伤害。

红军到达了贯穿普鲁士南北的奥得河，这里是柏林面前的最后一道壁垒。一百万红军战士到了离柏林不到五十英里的地方，时刻准备一战。沃洛佳是第五突击军的一员。等待开战的时候，他拿起了军报《红星报》。

报上的内容把他吓了一跳。

《红星报》上宣扬的恨意比他之前读到的更浓。“如果一天不杀一个德国人，你的一天就白费了，”报纸上这样写道，“如果你在等待参加战斗，那你就在战斗之前杀死一个德国人。如果你杀了一个德国人，那就再杀一个——没什么比把德国人的尸体垒起来更有趣的了。杀死德国人——这是家中妈妈的祈祷词。杀死德国人——这是你孩子请求你做的。杀死德国人——这是苏联大地的呼声。不要退缩，不要放弃。杀吧！”

沃洛佳觉得，这种宣传实在有点病态。但更糟的还是一些隐含的内容。作者怂恿红军战士打劫：“德国女人只是失去了本就是偷来的毛皮大衣和银质餐具。”还有一些旁侧敲击，纵容他们强奸：“苏联士兵不会拒绝来自德国妇女的恭维。”

士兵们本来就不是绅士，1941年德军在苏联的所作所为更是触怒了全体苏联人。苏联政府用这种仇恨的宣传方式点燃了红军队伍的恨意。现在，军方的报纸更是向所有战士挑明了，为了击败德国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一把打开地狱之门的钥匙 。

埃里克·冯·乌尔里希盼望战争能快点结束。

他和朋友赫尔曼·布劳恩在韦斯医生的带领下，在一个新教教堂建立起一所战地医院。接着他们无所事事地坐在教堂的大殿里，等待马拉的救护车送来严重枪伤和烧伤的伤员。

德军加固了希洛高地，这是俯瞰奥得河、通向柏林的要津。埃里克在后方的急救站，距离前线一英里。

韦斯医生在军情处有朋友，他说，德军正以十一万兵力应对苏联的百万大军。他用一贯的讽刺语气说道：“但我们的士气高涨，加上阿道夫·希特勒是人类战争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所以我们一定会赢。”

打胜仗是不可能的，但德军士兵依然在顽强地作战着。埃里克相信这是传回来的红军暴行所导致的。红军所到之处，所有战俘都被处决干净，民房被烧毁，妇女遭到强奸后被钉在了谷仓的门上。德国士兵相信，他们的抵抗是为了不让家人遭到共产党的暴行。克里姆林宫的仇恨宣传起了反作用。

埃里克却想快点失败。他希望杀戮赶紧停止，他想马上回家。

他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他也可能很快会死。

埃里克在长条凳上睡着了，但4月16日凌晨三点，这天是星期一，他却被苏联人的炮声惊醒了。之前，他在前线听过两军交战时的炮声，从远处听，声音却比身临其境大了十倍。这也许是因为在前线时他们的耳朵早已被震聋了吧。

黎明时，伤员陆陆续续来到战地医院。埃里克、布劳恩、韦斯医生疲倦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他们截断溃烂的四肢，接上断骨，取出子弹，清洗和包扎伤口。他们不仅没有药，连淡水都找不到。对那些痛得大喊的伤员只能打一针吗啡。

可以行走拿枪的士兵在接受了简单的治疗处理后被送回前线。

德方坚持的时间比韦斯医生预测的要长一些。第一天，天快黑时，德军依然坚守着阵地。天黑以后，送来的伤员少多了。他们三个轮流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沃纳·弗兰克被送到了急救站，他的右手手腕被轧碎了。

沃纳现在是个上尉。他和他的手下们带着三十门八十毫米高射炮守卫着一块前沿阵地。“每门炮只有八发炮弹，”韦斯医生巧妙地将他的骨骼碎片归位时，沃纳说，“我们得到的命令是用前七发打击苏联坦克，最后一发留给自己，不让高射炮落在苏联人手里。”操纵高射炮时，一发苏联炮弹把他掀翻在地，“还好只是手受伤了，”他说，“要是炸在头上，我就没命了。”

手腕被绑起来以后，他问埃里克：“卡拉给你来信了吗？”

埃里克听说妹妹和沃纳成了一对。“我已经好几周没收到信了。”

“我也是。听说柏林的情况很糟糕，希望她没事。”

“我也很担心。”埃里克说。

令人吃惊的是，德军又据守了希洛高地一天一夜。

急救站没有得到前线失守的消息。正在给新的一批伤兵做治疗时，七八个苏军闯入了教堂。一个红军士兵朝拱形的天花板上开了一阵机关枪，埃里克和所有能动的人连忙卧倒在地。

看到教堂里的人都没武器，苏联人放松下来。他们在大殿内走了一圈，把德国兵身上的剩下的戒指和手表取了下来，接着就离开了。

埃里克很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他第一次陷在敌人的阵线之后。他们应该放弃战地医院，试图赶上撤走的军队吗？他们撤走的话，这里的病人们还会安全吗？

韦斯医生做出了决定。“继续自己的工作吧。”他说。

几分钟之后，一个苏联士兵抬着战友走进教堂大殿。他拿枪指着韦斯，飞快地说了一连串俄语。他非常慌乱，背上的战友全身都是血。

韦斯非常平静。他用不太流利的俄语说：“不必拿枪指着我，把你朋友放在桌子上。”

红军战士把战友放在了桌上，韦斯医生带着埃里克和布劳恩开始了治疗。红军战士一直把枪口对准着韦斯医生。

这天晚些时候，德国伤兵有的步行，有的被送上卡车的后车厢由红军士兵押往了东面。埃里克看着沃纳·弗兰克作为战俘消失在眼前。小时候，埃里克经常听人讲罗伯特叔叔的故事。一战中，罗伯特叔叔被苏联人抓作战俘，后来却从西伯利亚走了四千英里走回了德国。埃里克不知道沃纳会碰上什么样的命运。

更多的苏联伤兵被带了进来，韦斯、埃里克和布劳恩像对待德国兵一样为他们进行治疗。

忙碌了一天，当埃里克筋疲力尽地进入梦乡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也成了战俘。

在盟军逼近柏林的同时，战胜国在旧金山的联合国大会上开始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起来。伍迪觉得这样的会议很乏味，他只想快点联系上贝拉·赫尔南德兹。

在登陆日进攻、法国的战斗，以及送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期间，贝拉一直浮现在伍迪的脑海之中。一年前，在牛津的最后一学期，贝拉曾经计划着要来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除非贝拉在校园边租间公寓，不然她多半会住在太平洋高地的父母家。

不幸的是，伍迪还没能和贝拉联系上。

他给贝拉写了信，但没收到回信。当他拨打黄页电话本上的赫尔南德兹家的号码时，一个他觉得是贝拉母亲的中年妇女冷冰冰地对他说：“她现在不在家，我可以给你带话。”贝拉却没给他回电。

贝拉可能有个正式的男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伍迪希望贝拉亲口跟他讲。但也许她母亲私自把他的信藏起来了，也没把他的口讯传达给贝拉。

伍迪也许应该放弃。再追寻下去，他可能把自己弄得像个傻瓜。但他不会轻言放弃。他回忆起不屈不挠地追求乔安妮的往事，琢磨着自己为何总会遇到这种状况：这是他的宿命吗？

与此同时，每天早上他会和父亲一起去费尔蒙特酒店的空中花园，听国务卿斯特蒂钮斯做前一天联合国会议的情况简报。斯特蒂钮斯是在科德尔·赫尔被送进医院以后，继任国务卿之位的。此时，哈里·杜鲁门也接任了死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总统之位。格斯·杜瓦觉得，在世界局势如此紧要的关头，美国由两个经验不甚丰富的新手来领导，真是个很大的遗憾。

事情开始得很不顺利。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的会前碰面时笨拙地惹怒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抵达旧金山时情绪很不好。他宣称如果联合国不接纳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的话，他就马上回苏联。

伍迪不希望苏联开溜。没了苏联，联合国就不成为联合国了。大多数美国代表希望和社会主义国家达成妥协。但立场强硬的范德博格参议员却坚持不能在莫斯科的压力下达成任何协议。

一天上午，伍迪正好有几个小时空，于是他去了贝拉父母家。

赫尔南德兹家住的时尚社区离诺布山上的费尔蒙特酒店不远，但伍迪仍然需要用拐杖走路，因此他叫了辆出租车。赫尔南德兹家位于高夫路，是一幢漆成黄色的维多利亚式大宅。应门的女人穿着华贵，应该不是家里的女仆。她像贝拉一样对伍迪扬起嘴角一笑，一看就是贝拉的母亲。伍迪礼貌地说：“夫人，早上好。我是伍迪·杜瓦。去年我在伦敦遇见了贝拉·赫尔南德兹。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再见她一面。”

女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审视着伍迪：“看来你就是那个人了。”

伍迪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我是贝拉的母亲，卡罗琳·赫尔南德兹。”她说，“你最好进来。”

“谢谢你。”

她没有和伍迪握手，显然对他抱有敌意，伍迪完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无论如何，她还是请伍迪进屋了。

赫尔南德兹把伍迪让进了一个能看到海景的大客厅。她指着一把椅子，不算客气地示意他可以坐下。赫尔南德兹夫人坐在他对面，严厉地瞪了他一眼：“你在英国和贝拉相处了多长时间？”她问。

“几个小时，但从此我就忘不了她了。”

一阵尴尬的沉默过后，赫尔南德兹夫人说：“在牛津上大学的时候，贝拉就和一个名叫维克托·罗兰德森的聪明小伙订了婚，他们从小就认识了，感情一直不错。罗兰德森夫妇是我和我丈夫的老朋友——至少在贝拉回家突然要取消婚约之前是。”

伍迪的心中燃起了希望。

“她只说她意识到自己并不爱维克托，我猜她一定是遇见了别的什么人，现在我知道她遇见的是谁了。”

伍迪说：“我不知道她已经订婚了。”

“她戴着的钻石戒指你总不会看不见吧，你糟糕的观察力造成了一场悲剧！”

“我非常抱歉。”伍迪说。然后他告诉自己不要太过软弱。“或者说，其实我并没那么抱歉，”他说，“我很高兴她结束了这段婚约，因为她是个完美的女人，我很想娶她。”

赫尔南德兹夫人不喜欢这样的表白：“年轻人，你还嫩着呢！”

伍迪对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感到说不出的讨厌。“赫尔南德兹夫人，刚才您用了‘悲剧’这个词。我的未婚妻乔安妮在珍珠港死在了我的怀里。我的弟弟查克被机关枪打死在布干维尔的海滩上。登陆日战役中，为了争夺伊格里斯镇上毫不起眼的一座桥，我亲自指挥艾斯·韦伯和其他四名年轻的美国战士去送死。夫人，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悲剧，破裂的婚约绝对算不上。”

赫尔南德兹夫人吃了一惊。伍迪猜想她大概不常遭到年轻人的反驳。她没有说话，但脸色逐渐苍白。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没有任何解释便离开了客厅。伍迪不知道她想让自己干什么，但还没见到贝拉，他绝不会撤退。

五分钟后，贝拉走进了客厅。

伍迪站了起来，觉得自己心脏狂跳。一看见贝拉，他的脸上就浮现出笑容。贝拉穿着一条与她满头黑发和咖啡色皮肤形成强烈反差的淡黄色裙子。伍迪觉得，贝拉和乔安妮一样，穿得越简单越是好看。他想抱住贝拉，拥紧她柔软的身体，不过他还得等贝拉给他发出爱的讯息。

贝拉看上去很不安。“你来这儿干吗？”她问。

“我来找你。”

“为什么找我？”

“因为我忘不了你。”

“我们连相互了解都谈不上。”

“可以从今天开始了解。愿意和我一起吃晚餐吗？”

“我不知道。”

伍迪穿过客厅，走到贝拉站着的地方。

拄着拐杖的伍迪，让贝拉很意外。“你怎么了？”

“在法国战场上，我的膝盖中了一枪，枪伤正在慢慢恢复中。”

“太不幸了！”

“贝拉，我觉得你很完美，我相信你也喜欢我。我们又都没有婚约了，你还在担心什么呢？”

贝拉嘴角一扬，绽放出伍迪最喜欢的那种笑容。“不是担心，而是尴尬，为伦敦那天晚上的事而感到尴尬。”

“就那点儿事吗？”

“对第一次约会而言，那已经很过分了。”

“那种事天天都在发生。当然，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那天晚上，你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你觉得我会在战斗中牺牲。”

她点了点头。“我从来没做过那种事，甚至和维克托在一起时也没做过。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竟然在公园里和你那样干。我觉得自己简直像个妓女！”

“我很清楚你是什么人，”伍迪说，“你是个心胸宽广，聪明美丽的女人。我们为什么不忘了伦敦的那一晚，像教养良好的年轻人那样开始互相了解呢？”

贝拉的态度软化了一些。“我们真能那样吗？”

“完全可以。”

“那晚上一起去吃饭吧？”

“七点来接你，好吗？”

“没问题。”

伍迪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还是有些犹豫。“我无法形容再见你的感觉，真是太开心了。”他说。

贝拉第一次直视着他。“伍迪，我也是一样，”她说，“我也非常开心！”接着她搂住他的腰，紧紧地拥抱了他。

伍迪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他拥抱着贝拉，把头埋进她的头发。他们维持这个姿势站了很长时间。

过了很久，贝拉才从伍迪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七点见。”她说。

“七点见。”

伍迪开开心心地离开了赫尔南德兹家。

他直奔大剧院旁的老兵大厦而去，参加联合国督导委员会的会议。四十六个成员国的代表坐在一张长桌子前，格斯·杜瓦这样的助理坐在代表的后面。作为助理的助理，伍迪只能在墙边坐下了。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做了开场演讲。伍迪发现他的外表并不是很出众。莫洛托夫已经有点秃顶，留着整齐的胡子，鼻梁上架着副眼镜，看上去更像是他父亲那样的商店职员。这样一个人却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幸存了很久。在革命之前，他就是斯大林的朋友，一手炮制了1939年的苏德协定。他工作努力，因为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而有了“石头屁股”的雅号。

他建议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他指出，这两个加盟苏联的共和国遭受了纳粹的侵略，而且分别为苏联红军贡献了一百多万名战士。有人提出反对，指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依附于苏联，不能单独作为成员国。但苏联代表指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属于英联邦，却作为两个成员国加入了联合国。

投票没有异议。伍迪知道，事先都安排好了。拉丁美洲国家威胁投反对票，除非接纳支持希特勒的阿根廷。其他国家做了让步，保证他们能投出支持票。

随后出现了意外。捷克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突然站了起来。马萨里克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登上过1944年《时代》杂志的封面，他建议让波兰也加入联合国。

美国人坚持波兰不进行自由选举就不能加入联合国的立场。作为一个民主派人士，曾经试图在斯大林的监视下在捷克建立民主制度的马萨里克，应该支持这个立场才对。为了让马萨里克放弃自己的信念，莫洛托夫一定给他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马萨里克坐下时，脸上一副吃了难吃东西的厌恶表情。

格斯·杜瓦的表情同样很严峻。在白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问题上的妥协本应能让会议顺利进行下去，莫洛托夫却给他们出了一道大难题。

和美洲国家代表坐在一起的范登堡出离愤怒。他拿出笔和便笺本，奋笔疾书。片刻之后，他从便笺本上扯下一页纸，点头招呼伍迪过去，他把这页纸递给伍迪，说：“送去给国务卿！”

伍迪走到桌前，伏在斯特蒂钮斯的肩上，把刚刚撕下的那页纸放在他面前，说：“先生，这是范登堡参议员给您的。”

“谢谢。”

伍迪回到靠在墙边的座位上。我在历史上也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他这样想着。他在转交纸条时看了一眼上面的内容。范登堡在简短而富有激情的字句中要求国务卿拒绝捷克方面的建议。斯特蒂钮斯会采纳他的建议吗？

如果莫洛托夫在波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一意孤行的话，范登堡很可能在参议院提出反对加入联合国的议案。但如果斯特蒂钮斯采纳了范登堡的建议，莫洛托夫很可能现在就离开会场回家，那样的话联合国就胎死腹中了。

伍迪屏住呼吸。

斯特蒂钮斯拿着范登堡写的纸条站了起来。“为了苏联的利益，我们遵守了《雅尔塔协定》的精神，”他指的是美国在《雅尔塔协定》中支持承认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权，“与此同时，《雅尔塔协定》的其他条例也需要得到遵守。”接着，他根据范登堡那张纸条的提示，说，“呼吁建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波兰自治政府。”

会议室里到处是交头接耳声。斯特蒂钮斯公然对莫洛托夫提出了挑战。伍迪看了一眼范登堡，发现他正轻松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除非波兰建立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斯特蒂钮斯又说，“否则大会不会承认现在的卢布林政府。”他直视着莫洛托夫，以范登堡纸条上的语句说，“不然我们会给世界人民做出背信弃义的肮脏示范。”

莫洛托夫看上去火气很大。

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直起身子，站起来表示支持斯特蒂钮斯。他说话很有礼貌，但言辞犀利。“我们政府没办法知道波兰人民支不支持他们的政府，”他说，“因为苏联及其盟国不让英国观察员进入波兰。”

伍迪发现会议的风向开始不利于莫洛托夫。苏联代表团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莫洛托夫激烈地和助理讨论着什么，他的声音非常大，连伍迪都能听出他语气中的怒火。他会走出会场吗？

光头双下巴的比利时外长提出了个折中方案。他提出动议，希望会议结束前波兰能及时地组成新政府，并派代表出现在旧金山的联合国大会上。

所有人把目光转向了莫洛托夫。比利时外长给他找了个台阶下，可他会接受吗？

他依然很生气，但不容置疑地微微点了点头。

危机避免了。

很好，伍迪心想，一天里收获了两场胜利。形势会慢慢地好起来的。

卡拉出门了，排队取水。

水龙头已经两天不出水了。不过，主妇们发现，每隔几个街区，就有一个多年不用的和地下井相连的老式水泵。这些水泵大多数已经生锈了，但惊奇的是，其中很多还能继续工作。因此，每天早上，在水泵这里，女人们都会端着盆盆罐罐来排队接水。

也许是敌人快要进城的缘故，空袭突然停止了。但红军仍然在向街上射击，因此街上还很危险。卡拉不知道苏联人在担心什么，大半座城市都已经被毁了。整幢整幢的建筑乃至一大半街区都被炸成了平地。所有的公用设施都被切断了。火车和汽车都终止了运营。上万人无家可归，甚至可能有上百万人。柏林成了一个巨大的难民营。但射击还在继续。大多数人一整天躲在家里的地窖或公共的防空洞里，但他们必须出门取水喝。

在永久性断电之前，英国bbc广播说，苏联红军已经解放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萨克森豪森在柏林北部，显然苏联人不是直接进入柏林，而是先在外围将其包围。卡拉的母亲茉黛断言苏联人这样做是为了不让美军、英军、法军和加拿大军队从西面快速进入柏林。她引用列宁的话说：“控制了柏林就控制了德国，控制了德国就控制了欧洲。”

但德国军队并没有放弃。他们在人数和武器远远少于盟军的情况下，继续战斗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领袖的命令下扑向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凭着意志力奋勇作战，然后成百上千地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这其中就有卡拉深爱的两个人——哥哥埃里克和男友沃纳。她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对敌作战，也不知道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

卡拉终止了间谍活动。战争进入混战的最后阶段，战斗方案已经不需要了。来自柏林的秘密情报对节节胜利的苏军来说没什么价值，已经没必要进行间谍活动了。间谍们烧毁了自己的密码本，把无线电发报机藏在了瓦砾之中。他们同意再也不提曾经从事过的这项工作。他们非常勇敢，缩短了战争的进程，拯救了无数生命，但让战败的德国民众这样看问题实在是太难了。他们的勇气将永远不为人知晓。

卡拉走到水龙头前时，一支希特勒青年团的反坦克小队经过，他们踏着步子，向东边的战场行进。队伍里有两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和十多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他们都骑着自行车，车前把上绑着新型反坦克步枪。军服和军帽对孩子们来说太大了，如果不是他们面临的可悲命运，旁人看到他们头戴的庞大军帽一定会发笑的。他们将从这里出发，到前线与苏联红军作战。

他们完全是去送死。

卡拉把目光转向一边：她不愿记住这一张张脸。

拿桶接水的时候，站在她后面的雷克夫人小声问：“你有个朋友是医生的老婆，是吗？”

卡拉浑身一紧。雷克夫人显然说的是汉尼洛尔·洛特曼。医生和犹太医院的精神病人一起失踪了。汉尼洛尔的儿子鲁迪扔掉了身上的黄星标志，和柏林剩余的一些犹太人，秘密前往柏林人所谓的贫民区“潜水艇”，只有本人是雅利安人的汉尼洛尔还住在他们家原先的房子里。

十二年来，像雷克夫人问出的这种问题——你有个朋友是犹太人的老婆——几乎就等于指控。她到底想干什么？卡拉不知道。雷克夫人是个仅有点头之交的邻居，无法完全信赖。

卡拉关掉了水龙头。“小时候洛特曼医生是我们家的家庭医生，”她戒备地说，“为什么这么问？”

另一个女人站到水龙头前，用一个以前显然盛食用油的大罐子灌水。“洛特曼夫人被人带走了，”雷克夫人说，“我觉得你也许会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