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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打击会在何时到来。我初次见到罗洛·马丁斯的时候，在我的秘密警察档案中记录了这样一条：“正常情况下是个快乐的傻瓜。酒喝得太多，也许会惹点小麻烦。每有女人从身边经过便会抬起眼来发表几句评论，但我的印象是他其实乐得清静。从来没有真正长大，或许这就是他那么崇拜莱姆的原因。”我在那儿写了“正常情况下”，因为我是在哈利·莱姆的葬礼上和他初次相遇的。那是在二月，挖墓的非得用上电钻才能打开维也纳中央公墓冻得结结实实的地面，那情形仿佛连大自然都在对莱姆百般拒绝。不过我们最后好歹把他给塞了进去，再把土像砖块一样重新堆回去，他被装进微拱的墓穴。罗洛·马丁斯脚步飞快地离开，好像他那两条瘦瘦的长腿想要跑起来似的，小男孩的那种眼泪滚落在他三十五岁男人的脸上。罗洛·马丁斯相信友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发生的事情对他的打击之大要远超过对你或对我(你觉得没什么是因为你会将其当作幻觉而不放在心上，而我觉得没什么是因为我会在脑子里马上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不管这样的解释错得有多离谱)。要是他当时跑来把这事告诉我就好了，那会省下多少麻烦啊。

你要是想弄明白这个奇怪的、相当悲情的故事，就必须至少对背景有点印象——维也纳当时满目疮痍，死气沉沉，四个国家各自在其中占据了属于自己的区域，这四个国家分别是俄国、英国、美国和法国。它们占据的这片区域只在告示牌上有标明，位于城市的中心，由一条公共建筑密集的环路包围着，姿态灵动的雕塑随处可见，被称作内城。在这片曾经颇为时尚的内城里，每个大国以一个月为期轮流——用我们的话说叫“主持大局”，负责城内治安。到了晚上，你要是傻到想把你的奥地利先令浪费到某家夜店的话，就准会见到执勤的国际当局——那是四支武装警察队伍，每个大国一支，相互间用他们共同敌人的语言进行交流——如果他们有任何交流的话。我从来没见过两次战争期间的维也纳，也因为太年轻，不记得那飘着施特劳斯音乐、洋溢着装腔作势的安逸魅力的老维也纳。在我眼里，这只是一座满是断壁残垣的城市，毫无尊严，在那个二月，这些废墟全都为冰雪覆盖，宛如一道道巨大的冰川。那时的多瑙河是一条平静而又浑浊的灰色河流，穿过第二区之后还隔着老远。第二区是俄国人占据的区，那里的普拉特游乐场已被炸得稀烂，荒草丛生，只有大摩天轮在缓缓转动着，它所俯瞰的旋转木马的地基仿佛荒弃的里程碑。周围还能见到几辆没有人来清理的锈迹斑斑的坦克，雪不厚的地方露出几丛被霜冻惨了的野草。我想象力不够，想不出这里以前是怎样一番景象，就像我想象不出萨克旅馆除了是一家供英国军官们中转的旅馆之外还能是别的什么，也怎么都无法看出克恩滕大街是一条时尚的商业街——在我眼里，这条街的大部分才刚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也就是只有第一层得到了修复。一位戴着毛皮帽子的俄国士兵扛着枪从我身边走过，几个打扮得很俗艳的女人聚集在美国新闻处附近，穿着外套的男人们在旧维也纳风格的窗户里边啜饮着代用咖啡。到了晚上，最好还是待在内城或是其他三个大国占据的区域内。虽说即便是那里也还会有绑架的事件发生——有时候在我们看来是如此毫无意义的绑架——一个没有护照的乌克兰女孩啊，一个老得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男人啊，当然，有时候也会有技术人员或是叛国者被绑架。这大略就是罗洛·马丁斯去年二月七日到来时的维也纳。我从自己记录的档案和马丁斯告诉我的尽力重构了整件事情。我已经做到尽可能精确无误了——我尽力不去杜撰任何一句对话，不过我不敢保证马丁斯的记忆也精确无误。若把那个女孩子剔除的话，这就是一个丑陋的故事：阴冷、伤感，让人得不到丝毫解脱，真是多亏了那段关于那个英国文化委员会讲师的荒唐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