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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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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我给一个男人写了三封信,他都没有回信。思来想去,实在没法子活下去了,于是在这三封信里,袒露了我的内心,怀着一种站立悬崖跳进怒涛的心情寄出去了。但是,等了又等,就是不见回信。我转弯抹角向弟弟直治打听他的情况,知道他没有任何变化,每天晚上到处转悠着喝酒,写的全是一些违背道德的作品,为社会上那些正经的人们所不齿和愤恨。据直治说,他还劝导直治经营出版业,直治也跃跃欲试,除他之外,又请了两三位作家做顾问,有人答应出资什么的。听直治这么一说,这才知道,我所热恋的人的周围丝毫嗅不到有关我的一点气息。由此,我感到羞愧,更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和我心目中世界上的人全然不同,是另一种奇妙的动物。只有我一个人被抛弃于秋日黄昏的旷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种从未尝过的凄怆之感袭上心头。这就是失恋吗?难道只能呆呆伫立于旷野、等待日落之后冻死在夜露之中,别的就无路可走了吗?想到这里,我欲哭无泪,两肩和胸脯剧烈地打着哆嗦,实在喘不出气来。

眼下,无论如何,我要去东京面见上原,一不做二不休,既已扬帆,就得出港,走到哪里是哪里,不可坐以待毙。我在心中暗暗做着出行的准备,在这个节骨眼上,母亲的病情有些不妙。

母亲夜间剧烈地咳嗽,量量体温,三十九度。

“今天也许太冷的缘故,明天会好的。”

母亲一边不住地咳嗽,一边低声地说道。不过,我觉得母亲不像单纯的咳嗽,心里盘算着明天请下面的乡村医生来看看。

第二天早晨,体温降到三十七度,咳嗽也不太厉害了。虽说如此,我还是跑到乡村医生那儿,告诉他母亲近来急速地衰弱,昨夜发烧、咳嗽,好像不是一般的感冒,务必请前去诊察一番。

医生答应回头就去,说着就到客厅角落的橱柜里拿来三个梨子递给我,说是别人送的。过了正午,他换上碎白花夏衫来看病,照例花了很长时间,仔细地听诊、叩诊,然后转头正对着我说道:

“不用担心,吃上一剂药就会好的。”

我不知怎的,老是想笑,于是强忍住笑,问道:

“不需要打针吗?”

“用不着打针,患了感冒,只要静养些时候,就会好的。”他认真地说。

但是,一个星期之后,母亲还是没有退烧,咳嗽虽说止住了,体温早晨三十七度七,晚上达到三十九度。医生第二天拉肚子休诊,我前去拿药,告诉护士母亲的病情不容乐观,请她转告医生,医生依然说是普通的感冒,用不着担心,只给了些药水和粉剂。

直治照旧去了东京,已经十天未归了。我一个人放心不下,发了张明信片给和田舅舅,说明母亲的病情变化。

母亲发烧后过了十多天,医生的身体也终于好了,于是前来诊病。

医生带着十分认真的表情,对母亲的胸部一边叩诊一边喊道:

“明白啦,明白啦。”

接着,他正面朝向着我说:

“发烧的原因弄明白了。左肺发生了浸润。不过,不用担心,热还会持续些时候,只要好好静养,就用不着担心。”

能行吗?我虽说有些疑惑,但就像溺水者抓住一根稻草,既然经过乡村医生的诊断,心里稍稍安定了些。

医生回去之后,我对母亲说:

“这下子好啦,妈妈。每个人都多少会有些轻微的浸润,只要保持良好的心情,就自然会好转起来的。这都是今年夏天气候不顺引起的。我讨厌夏天,和子我也不喜欢夏天的花。”

母亲闭着眼睛笑了:

“听说喜欢夏天的花的人死在夏天,我本来以为会在今年夏天死去,赶巧直治回来了,所以才活到秋天。”

就连直治这样的儿子,依然成为母亲活下去的支柱,想到这一点,我很难过。

“夏天已经过去了,妈妈也越过了危险期。妈妈,院子里的胡枝子开花了,而且还有女郎花、地榆、桔梗、黄背茅和芒草。院子里完全是秋景了。进入十月,热度一定会消退的。”

我为此而祈祷。这九月的酷热,所谓秋老虎的时节及早过去就好了。等到菊花盛开,接连都是明丽的小阳春天气,母亲的热度肯定会消退,身体会一天天好起来,我也可以去和他幽会了。我的计划说不定就像大朵的菊花一般灿烂开放!啊,快些进入十月,届时母亲的热度能降下来该多好。

写给和田舅舅的明信片发出之后,过了一周,在舅舅的安排下,一位从前做过宫中御医的三宅老先生,带着护士从东京赶来为母亲看病。

老先生同我们已故的父亲有过交往,所以母亲也表现得非常高兴。再说,这位老先生行为随便,言语粗俗,这一点很中母亲的意,当天,他把看病的事儿撂在一边,两个人只顾天南海北地神聊。我在厨房做好点心,端进客厅一看,诊察早已经结束,老先生胡乱将听诊器像项链一般挂在肩头,坐在客厅走廊的藤椅上。

“我们这号人呀,也经常到小摊子上,买碗面条站着吃,管它味道好不好吃。”

他们聊得很热火。母亲毫无表情地望着天棚,听着老先生继续说下去,好像什么病也没了。我感到很放心。

“到底怎么样了?这个村里的医生说胸部左边有浸润呢。”

我急不可待地大声地问三宅医生,老先生若无其事地轻轻说道:

“什么呀,没事儿。”

“啊,那太好啦,妈妈。”

我打心里微笑起来,对着母亲高喊:

“先生说没事儿!”

此时,三宅医生离开藤椅,向中式房间走去,他别有用意地瞟了我一眼,我便悄悄跟在他后头。

老先生走到中式房间的壁挂背后,停住脚步说道:

“听到了扑咯普咯的响声。”

“是浸润吗?”

“不是。”

“是支气管炎?”

我含着眼泪问。

“不是。”

结核!我真不愿意朝这上想。假如是肺炎、浸润或支气管炎,我一定尽全力治好母亲的病,但要是结核,啊,也许没救了。我的双腿仿佛瘫软下来了。

“那声音很不好吗?听到扑咯普咯地响?”

我焦急地抽噎起来。

“右边左边,全都有。”

“不过,妈妈的精神还挺好呢,吃东西也说好香好香……”

“没法子啊。”

“骗人,啊,不会有事的吧?只要多吃黄油、鸡蛋和牛奶,就会好的,对吧?只要身子骨有了抵抗力,热也会退的,是吧?”

“是,不论什么,都多吃些。”

“是吧?是要这样吧?每天都吃五个番茄。”

“哦,番茄很好。”

“这么说,没事儿吧?会好的吧?”

“不过,这种病说不定会要命的,要有心理上的准备。”

这个世界有许多人力无法挽回的事情,我生来第一次感到眼前横着一堵绝望的墙。

“两年?三年?”

我震颤着小声地问。

“不知道,总之,是没法可想了。”

三宅先生说已经预约了伊豆的长冈温泉旅馆,当天就带着护士一起回去了。我把他们送到门口,转身奔回客厅,坐在母亲枕畔,若无其事地笑笑。母亲问道:

“先生都说些什么来着?”

“说是只要退热就会好的。”

“胸部呢?”

“看来不要紧,对啦,就像上回生病时一样,没错。天气一旦凉爽了,身体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但愿这种谎言能成为真实,我想忘掉“夺去生命”这类可怕的词儿。因为我感到,母亲要是死了,我的肉体也就随之消失了。我完全不能承认这样的事实。今后,我会忘掉一切,多多为母亲做些可口的饭菜给她吃,鱼、汤类、罐头、肝、肉汁、番茄、鸡蛋、牛奶和高汤。要是有豆腐就好了,用豆腐做酱汤,还有大米饭、糕饼等,好吃的东西应有尽有。我要把我的衣服用品全都卖光,让母亲吃得更好。

我站起身子走进中式房间,将屋子里的躺椅搬到客厅廊缘附近,坐在这里可以看到母亲的面孔。躺卧的母亲面部一点儿也不像个病人,眼睛美丽而又澄澈,脸色也很富有朝气。每天早晨,她按时起床到盥洗室,接着就在三铺席大的浴室内自己梳理头发,仔细打扮一番,然后回到床铺,坐在被窝里吃饭,饭后,在床铺里躺一会儿,坐一会儿,或看报,或读书。发烧也只是在下午。

“啊,母亲没有病,肯定的,她不要紧。”

我在心中毅然抹消了三宅医生的诊断。

十月,到了菊花盛开的时节,想着想着,我也昏昏沉沉地打起盹来了。平时在现实里难得一见的风景,我在梦中也常常能够看到。啊,我又来到我所熟悉的森林中的湖畔。我同一位身穿和服的青年,悄无声息地一起迈着步子。整个风景仿佛笼罩着绿色的雾霭。湖底里沉浸着一座雪白而精巧的桥。

“啊,桥沉没了,今天哪儿也不能去。就在这里的旅馆休息吧,总会有些空房间的。”

湖畔有一座岩石旅馆,旅馆的石头表面被绿色的雾气浸得湿漉漉的,石门上方镶嵌着细细的烫金文字hotel switzernd。当我读到swi的时候,猛然想起母亲,现在母亲怎么样了呢?我蓦地犯起疑惑,母亲也会到这座旅馆里来吗?于是,我和青年一起钻进石门,来到前庭。雾气迷蒙的院子里似乎盛开着巨大的火红的紫阳花。孩提时代,看见被褥上布满鲜红的紫阳花,就会产生莫名的悲伤,现在我才明白,这种鲜红的紫阳花是确实存在的。

“不冷吗?”

“嗯,有点儿冷。雾气浸湿了耳朵,耳朵里有些凉。”我说罢笑了,问道,“妈

妈怎么样呢?”

“她在坟墓底下。”

青年无限悲戚而又慈爱地微笑着回答。

“啊!”

我悄声叫道。是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母亲的葬礼不是早就举行过了吗?啊,母亲已经死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一股难言的怅惘之情使我浑身颤抖,我醒了。

阳台上已是黄昏,下雨了。周围梦一般飘溢着绿色的寂寞。

“妈妈。”

我叫了一声。

“你在做什么?”

一个沉静的声音回答。

我高兴地跳起来,奔向客厅。

“刚才呀,我做了一个梦。”

“是吗?我还以为你在干些什么来着,原来睡了个大午觉。”

母亲深有意味地笑了。

母亲如此优雅地平心静气地生活着,实在令人高兴,我很珍视这一点,不由得涌出了泪水。

“晚饭做些什么?有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呢?”

我稍稍提高嗓门问道。

“不用,什么也不想吃。今天升到三十九度五。”

我一下子蒙了,一筹莫展地呆呆环视着昏暗的房间。我忽然想到死。

“到底怎么啦?怎么会到三十九度五呢?”

“没什么,只是发热前有些难熬,头有些疼,发冷,然后是高热。”

外面已经黑了,雨似乎停了,刮起了风。我打开电灯正要到餐厅去,母亲说道:

“挺晃眼的,不要开灯。”

“一直躺在黑暗的地方,不觉得难受吗?”我站在原地问。

“反正闭着眼躺着,都一样。一点儿也不寂寞,明晃晃的,才难受呢。以后,这客厅的灯就不要打开了。”母亲说。

我从母亲的话音里感到不祥,于是默默关上客厅的电灯,走到相邻的房间,扭亮了里边的台灯,尝到一种难堪的凄凉。我连忙走向餐厅,将冰冷的罐头鲑鱼放在米饭上吃着,眼泪簌簌流淌下来。

夜里,风越刮越大。九点起,雨又下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暴风雨。两三天前卷起的廊缘边的竹帘子,吧嗒吧嗒地响着。我在客厅相邻的房间里,怀着奇妙的兴奋心情,阅读卢森堡的《经济学入门》。这是我前些时候从楼上直治的房间里拿来的,当时,这本书连同《列宁选集》,还有考茨基的《社会革命》等随便地借过来,放在客厅隔壁这间屋子我的书桌上。早晨,母亲洗罢脸回来,经过我的桌边,目光忽然停留在这三本书上,她一一翻着,看着,然后轻轻叹了口气,悄悄放回桌子上,带着凄凉的神情朝我倏忽一瞥。不过,那眼神虽说满含深深的悲哀,但绝非表示排斥和厌恶。母亲阅读的书是雨果、大仲马和小仲马父子、缪塞和都德等人的。我知道,那种甘美的故事书里同样具有革命的气息。像母亲这样具有天生教养——这个词儿也许有点儿怪——的人,也许当然地欢迎革命,这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我读卢森堡的书,虽说也有点儿装模作样,但我自有我自己浓厚的趣味。书里写的虽然是经济学这门学问,但作为经济学阅读实在没有任何意味。至少对我来说,没有一点意义,都是些单纯而极易理解的东西。不,或许我根本弄不懂经济学是什么。总之,我是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人都是悭吝的,永远都是悭吝的,没有这一前提,这门学问就完全不能成立。对于不怎么悭吝的人来说,什么分配之类的问题,不会有任何兴趣。尽管如此,我读这本书,在另外一些地方,却感到了奇妙的兴奋,那就是此书的作者毫不踌躇地彻底破除旧思想的惊人的勇气。我眼前浮现一位已婚女子,冲破一切道德,高高兴兴一阵风奔向心上人身边的姿影。这是一种破坏的思想。破坏,哀切、悲伤,而又美丽。这是一种破坏、重建而趋于完成的梦想。一旦破坏,也许永远不会有完成的一天,但尽管如此,既要爱恋,就必须破坏,必须革命。卢森堡始终悲哀地倾慕着马克思主义。

那是十二年前的事。

“你就是《更级日记》里的少女,不管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一个朋友说罢离我而去了。当时,那位朋友借给我一本列宁的书,我没读就还给她了。

“读完了吗?”

“对不起,我没读。”

我们来到一座桥上,这里可以望见尼古拉耶教堂。

“为什么?为什么不读?”

那位朋友身个儿比我高一寸左右,外语成绩优异,戴着十分合体的贝雷帽,脸形长得像蒙娜丽莎,人很漂亮。

“你真怪,我说得不对吗?你真的很怕我吗?”

“我不怕。只是那封面的颜色让人受不了。”

“是吗?”

她有些失望,接着就说我是《更级日记》里的人,而且断定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

我们老大一会儿默默俯视着冬天的河水。

“祝你平安,如果这是永别,那就祝你一生平安。拜伦。”

她接着照原文流利地背诵起那位拜伦的诗句,轻轻拥抱着我的身体。

“对不起。”

我很难为情地小声对她道歉,然后向御茶之水车站走去,一转头,看到那位朋友依然站在桥上,纹丝不动,一直遥望着我。

从此,我再也没见过那位朋友。我们同到一位外国教师家里补习,但不是同一所学校。

自那之后,十二年了,我依旧没有从《更级日记》前进一步。这期间,我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我未曾向往过革命,甚至也不懂得爱。以往,这个世上的大人们教给我们,革命和恋爱是最愚蠢而可怕的东西。战前和战时我们都是这样认识的。战败后,我们再也不相信世上的大人们了。凡是他们所说的,我们一概反对,我们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生路。实际上,革命和恋爱,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最甜蜜的事情。可以想象,正因为是好事,大人们才不怀好意地欺骗我们,说是酸葡萄吧。我确信,人就是为了恋爱和革命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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