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2）

春琴从集市上买来了种子，在池塘边新开出来的大片空地上，种上了菠菜、苏州青、水芹、芋头、芫荽、黄花菜。她甚至还种了一畦澳大利亚的奶油生菜。在新丰莉莉曾经嘱咐她不论如何都要栽上紫藤的木架边，春琴毫不犹豫地种了一溜丝瓜和扁豆。

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气。没有冰箱。当然，也没有邻居。当手机的电池耗尽之后，我与同彬的联系也一度中断。

我们用玻璃瓶改制的油灯来照明，用树叶、茅草和劈柴来生火做饭，用池塘里的水浇地灌园，用井水煮饭泡茶。春琴在屋后挖了一个地窖，用来储存吃不完的瓜果蔬菜。我们通过光影的移动和物候的嬗递，来判断时序的变化。

其实，在我和春琴的童年时代，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我们的人生在绕了一个大弯之后，在快要走到它尽头的时候，终于回到了最初的出发之地。或者说，纷乱的时间开始了不可思议的回拨，我得以重返时间黑暗的心脏。不论是我，还是春琴，我们很快就发现，原先急速飞逝的时间，突然放慢了它的脚步。每一天都变得像一整年那么漫长。就像置身于台风的风眼之中，周遭喧嚣的世界仿佛与我们全然无关，一种绵长而迟滞的寂静，日复一日地把我们淹没。在春琴“骨头都长出苔藓”的抱怨声中，我则暗自庆幸——便通庵，或许真的是我那料事如神的父亲所留给我的神秘礼物。

我和春琴渐渐地适应这里的生活之后，她脸色也逐渐地红润起来，身体开始了报复性地发胖。当她打喷嚏的时候，短袖衬衫的纽扣随时都有崩飞的危险。我曾多次催促她去街上再买一张床，可是春琴总是借故推托。她说，反正她一个人睡觉也害怕，不如就这样凑合下去算了。她睡东头，我睡西头。

当金灿灿的丝瓜藤开了花，当紫色的扁豆花爬满了屋前的木廊架时，盛夏在蝉鸣和暴雨中悄然结束，硬朗的西风渐渐透出了一丝凉意。在无事可干的晌午和晚上，我们就躺在床上说话。

有一天晚上，天黑得很早。我们俩躺在床上磨牙，春琴忽然对我说，只要一闭上眼睛，过去村子里发生的那些事，就会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将来有一天，等我们两个人都死了，这片地方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也许没人知道，这里原先有过一座千年的村庄，村子里活过许许多多的人，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若有所动。我告诉她，其实我一直有个愿望，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试着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春琴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只是说：“你辛辛苦苦写了半天，我又不识字，给谁看？”我说，我可以把写下来的故事读给她听。这时，春琴的心思已经转到了别的地方。她一骨碌从床上翻身坐起，对我说：

“我们两个人，孤男寡女，被扔在一个荒野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我和你，到底算个什么关系？”

我当时已经有些困了，一丝甜蜜而安宁的睡意，正要把我拽入梦乡。我迷迷糊糊地对她支吾道：“你说什么关系，就什么关系，管他呢！”

可春琴身上那股子蛮劲又上来了。她不由分说，跨在我身上，捏我的鼻子，揪我的耳朵。我拿她没办法，只好爬起来，拥着被子，和春琴并排靠在墙上，假装在思考她所提出的问题。

是啊，我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春琴虽然只比我大五岁，按照辈分，我应当叫她婶子。可是，当春琴和我在一只脚盆中洗脚——因为怕水烫，她总是将脚搁在我的脚背上；当她坐在床沿上纳鞋底，看到我进屋，本能地移向床头，给我腾出坐的地方；当我在写故事，她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给我端来一杯刚摘的新茶；当她把实在喝不下的半碗粥推给我，命令我少废话，把它喝得一点不剩的时候，恍惚中，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妻子。

但我也知道，我们被什么东西隔开了。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说，但德正除外。我们搬到新田几个月后，就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德正。他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他仍生活在我们中间。既不能置之不理，又无法把他绕过去。

这年初冬的一天，似乎永远不会死的牛皋，终于死去了。

老一辈的人都从各个地方赶来，为他送葬。柏生、定邦、定国、梅芳、永胜、宝亮、宝明、银娣、虎平，凡是活着的人，都来了。就连远在江都的王曼卿，得到消息后也早早地赶了过来。曼卿把头发染成了酒红色，新装了一口假牙，釉质又亮又白，我差一点没认出她来。这些幽灵般的人物，仿佛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个个蔫头耷脑的，就像是在同一个枝条上干瘪、枯萎的花朵。春琴本来想躲着不去，最后还是改变了主意。临走前，她反复嘱咐我，到了牛皋的葬礼上，尽量不要跟她走在一起，也别跟她说话，最好要装出彼此不认识的样子，以免叫人说闲话。我只能答应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