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2/2）

“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有什么不好呢？你看，丽娟偷了生产队的香瓜，被她妈妈打成什么样子？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礼平把洋钉钉在了牛屁股里，被婶子吊在猪圈里打得嗷嗷叫？小英不肯去寻猪草，被她妈妈一脚踢在心门口，一口气差点没倒过来。可我打过你吗？一次也没有，对不对？所以说，有妈妈在，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就我们两个人，不是挺好嘛？自由自在，什么都不缺。”

第二天，龙英把我叫到他们家中，让我对着一只陶钵撒尿。我在撒尿的时候，她儿子小满褪下裤子，也凑过来撒尿，被他母亲一把推开了。龙英的丈夫牛皋病得快要死了。她要用童子尿做药引。趁着她心情好，我就向她打听我妈妈的事。龙英先是一愣，然后就纵声大笑起来。她一定是想起昨天的事来了，立刻撇下我，走到她丈夫的躺椅前，把昨天我跟哑巴去高桥的事说了一遍。牛皋身上盖着一条毯子，病得只剩下一口气了，可还是一只眼睁着，朝我哑哑地笑。等到他们笑够了，龙英就对我说：

“你妈呀，跑了，没了，飞了，上天了，没影了！”

说完，她把我粗鲁地往门外一推，顺手就把门关上了。

我细细琢磨着龙英的话，有些担心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心里没着没落的，别提有多难受了。我在村里胡乱逛了一通，就去了老福奶奶家。我一提起母亲，老福就撩起围腰来擦眼泪。她搂住我的肩膀对我说：“小天主，你知道你这条小命是谁给捡回来的吗？你那个妈呀，简直不算个人！孩子还没断奶，她怎能下这个狠心。那一年，你还不满周岁，不吃不喝，小眼睛闭得紧紧的，眼看就没气啦！你爸爸已经去桑树林里替你挖了一个小坑。要不是我把你抢过来，当晚就给埋啦！我把你抱在手上，撬开牙齿，一点点地往你嘴里灌米汤，灌菜汁。折腾了一个多月，算是白捡一条命。快别提你妈啦，就是做了官太太又怎么样？狗屎啊！我一点都不稀罕。”

听老福奶奶这么说，我心里就有了底。不管怎么说，我母亲还活着，心里总算还有点安慰。

有一年，我记得也是春天，我和婶子在桑树林里采桑叶。婶子的嘴唇紫黑紫黑的，全是桑葚汁。她拨开茂密的桑叶，摘下又大又肥的黑桑葚往嘴里送。

“你爸爸这个人，心术不正。”婶子打了个呃逆，顺手往我嘴里塞了一颗桑葚，对我说，“他头上戴着一顶富农的帽子，又是个算命的，谁能跟他一心一意地过日子？他出去算命是假，与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轧姘头是真。换成我是你妈，也不会跟他在一块过日子。人都有个命，其实根本就用不着算。运气这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就是捏在手里攥出水来，它还是要从你指缝里溜走的。你妈算是交上好运了。那年村里选农会主任，严政委多大的官？人家在台上讲话，她不过是一个童养媳，却偏要插嘴插舌，与人家没大没小，直上直下。那天她要站起来发言，我一下没拉住她，这下可好，跌跤捡了个金元宝，被送到县里学习去了，后来就入了党，回乡当起了妇女主任。有一次，你父亲在给人算命的时候，老不正经地摸人家黄花闺女的奶子，那户人家倒不含糊，找来三四十个亲眷，黑压压一片打上门来，你说这事怎么弄？你妈就狠了狠心，与他离了婚。再后来，她就傍上了一个大官，从此远走高飞，音信全无。别再惦记她了。妈不在，还有婶子呢。往后凡事不论大小，都由婶子给你做主，替你出头。村上要是有人敢欺负我们家宝宝，你只要跟婶子说一句，我一巴掌把他脑袋打得缩到屁眼里去！”

梅芳提到我母亲，话里话外总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嗔怒与轻蔑。她甚至不屑于提我母亲的名字，总是称她为“有些人”。比如说，有一次，村里开社员大会，梅芳在台上作报告，曾公开这样说：

“有些人天生就是机会主义者。干革命是假，爱慕虚荣、投机取巧、贪图荣华富贵是真。这些人呐，不让出头强出头，临了虚晃一枪，这不，进了城，摇身一变，喝！当起了官太太。黄鹤一去不回头，白云千朵空悠悠。”

我父亲脸一红，偷偷地打量了我一眼，赶紧把头低下了。坐在他旁边的小木匠赵宝明有些不忿，悄悄地捅了一下我的胳膊，对我小声嘀咕道：“你妈妈要是知道梅芳在背后这样编排她，只要勾一勾小指头，就够她喝一壶的啦！”

仔细琢磨一下宝明的话，似乎母亲后来嫁给的这个人，官不是一般的大。

在所有那些对母亲的议论中，也许同彬的说法更接近事实。他的“情报”直接来自于师娘冯金宝。有一天中午，同彬一路小跑来到了我们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句“有情况，十万火急”，就拉着我往阁楼上爬。我们坐在阁楼的窗前，放下竹帘，他这才喘息未定地对我说：

“你妈妈姓章，立早章，叫章珠。平时在村里，大家都管她叫珠子。她老家在江北的兴隆镇。家里穷，很小就被卖到江南，给南徐巷的一户人家当养女。跟你爸爸成亲后，忽然就时来运转，被调去了县里。七弄八弄，就入了党。后来跟一个什么部队副司令认识了，两人搅在了一块。先是去了南京，后来又到了合肥，现在据说在湖北的襄樊。上街买菜都由警卫员帮着拎篮子。坐在马桶上拉屎，也有警卫员拿着一叠草纸在一旁蹲着。这都是老太婆亲口对我说的，错不了。你也别巴望着你娘能回来了，回不来啦！”

如果我们把村里有关我母亲的各种传闻拼合在一起，再适当地加以补缀，我想对于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读者想必也能看出一些大致的轮廓：

我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祖父送到了上海，在虹口区的一家南货店里当伙计。眼看学徒满师，就要另立门户了，父亲却迷上了算命这个行当，拜在曹家渡的戴天逵门下。再后来，祖父大概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假托病危，一纸书信，把父亲给唤了回来。祖父为了拴住父亲的心，托人从南徐巷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小两口匆匆忙忙地结了婚。

祖父的身体一向硬朗，自打父亲回来以后，忽然就真的生起病来，不到半年，就归了道山。

接下来，不用说，就是土改。祖父刚死，腿脚有残疾的叔叔便在婶子的撺掇下，以倒插门做女婿的名目，来到了婶子家。这一来，算是离门离户，与祖父撇清了关系，最后如愿以偿，被评了一个贫农。而祖父留下的几十亩田地，外加一处油坊，还有朱方镇的一家药店，只能算在我父亲的名下。那顶富农的帽子，结结实实地戴到了他头上。据说，刚开始定的是地主。赵德正上台以后，与工作队的人拍桌子打板凳，并以辞职相威胁，这才在第二次土改时，勉强把成分改为了富农。父亲放着好好的城里人不当，偏偏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回到了村里，仿佛就是为了给自己安上一顶富农的帽子。到了后来，连老婆也跟人跑了，一时间，在村里被视为笑柄。他那赵呆子的名号，就是从那时落下的。

至于说到我母亲的离婚或改嫁，倒不应该受到太多的指责。在这里，我也不是一定要替她辩护。你想想，在那个年头，对一心要求上进的母亲来说，一个富农出身的算命先生，会给她未来的人生道路带来多大的政治压力，是可以想见的。更何况，据我婶子说，母亲在当上乡妇女主任之后，她与父亲的婚姻已经出现了不可挽回的裂痕。她认为，父亲生活作风的不检点，是父母反目的根本原因。

但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真相，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这涉及到一个鲜为人知的重大隐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