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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读什么？”

“《泰晤士法律报告集》，先生，今天我在读拉塞尔的案子。这些东西会给你的工作提供某种背景，先生，很开眼界。它们能把你从日常琐事中间拉出来。我认识这桩案子里的一个证人，先生。我们曾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唔，他已经载入史册了，而我永远也没可能了。”

“噢，这个可说不准，帕基斯。”

“这点我知道，先生，让人泄气的就是这个。我能办的最大案子就是波尔顿案了。法律禁止出版离婚案里牵扯到的证据材料，这对于我这个行当的人来说是个打击。法官提到我们的时候从来都不用名字，先生，他对我们的职业经常抱有偏见。”

“这我倒从来没想到。”我同情地说。

就连帕基斯都能唤醒一种渴望。看到他我就不能不想起萨拉。我乘地铁回家，希望能有个人作伴，可是当我坐在家里，心急如焚地盼望着电话铃响时，就看见同楼的房客又出去了，说今天没空。五点钟时，我拨通了萨拉的电话。但一听到电话的振铃声，我就把听筒又放了回去——也许亨利回来得早，而眼下我不能同亨利说话，因为萨拉爱我，萨拉要离开他。可是姗姗来迟的胜利与久久不去的失败一样折磨人的神经。

八天以后，电话铃才响起来。电话不是在一天中我期待的时刻打来的，因为当时还不到上午九点。我说“喂”的时候，那头答话的是亨利。

“是本德里克斯吗？”他问。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怪。我感到纳闷：是不是萨拉把事情告诉他了？

“是我。”

“出了糟糕的事情，应该让你知道。萨拉死了。”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行为是多么俗套。我说：“我非常遗憾，亨利。”

“你今晚有事吗？”

“没有。”

“我很希望你能过来喝一杯。我不想一个人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