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2/2）
他精神崩溃，疯掉了，被送入精神病院。
关于他的住院费问题颇有争议，厂里认为不是工伤，也没厂里一点儿责任，按公费医疗条例，厂里是不能承担的。他的父亲只不过是一家小厂的三级车工，母亲没有工作，哥哥在插队，自己还养活不了自己呢。所谓争议的另一方，其实只有两个半人——向阳、德宝和进步。进步耳聋，无法参与争论，只能算半个人。两个半人所代表的正义，力量太单薄。何况厂里也有厂里的难处，总得照章办事啊！
于是，德宝向秉昆告急。
秉昆那火上得大了，一夜之间扁桃体就发炎了。
第二天，他向邵敬文请假。邵敬文很感动，爽快地准了他三天事假。
他说半天就行。
邵敬文说：“小周啊，你以为你是谁呢？你有多大神通，半天就能把这事摆平？三天后你如果能有好消息告诉我，那就算你能耐了得啦！”
秉昆先去厂里找一把手理论。全厂大多数人认为一把手表面看起来只讲原则不讲人情，其实是位心肠挺软的领导。
一把手说：“周秉昆，你以为你是谁啊？这事是你该管、能管的吗？我就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吗？有规章制度，我能怎么办？总不能让我犯错误吧？”
他嘶哑着嗓子说：“头儿，厂里其实有责任，你们领导们也已经犯了错误。一些人滋扰龚宾的时候，领导们为什么就不制止呢？”
一把手瞪着他愣了片刻，不悦地说：“没想到你被借调了一个时期，变得这么出息了。你这不是在求我，明明是在将我的军嘛！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那你们联名向上级告我吧！”
秉昆一急，眼泪就流下来了。他没理可讲了，却仍坐着不肯走。
一把手也不撵他走，起身来回踱了几步，叹道：“是啊，我们没制止，确实也有责任，但都以为那些人议论几天，一阵风也就过去了，谁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呢？这么着吧，给你指点迷津去找‘她’，‘她’老伴如果能从上边给厂里批几句指示，哪怕是模棱两可的话，厂里就好办了。你们几个费尽苦心的目的也达到了，咱们厂里人的良心也都会好受点儿。”
秉昆问：“你究竟让我去找谁啊？”
一把手说：“我说得还不够明白吗？你也不想想这种麻烦事除了一个人你还有谁能去找！”
秉昆这才恍然大悟。
德宝向阳和进步三人也要跟秉昆去找老太太，秉昆独自一人去了。他带上了两期《红齿轮》，自己签上了名，还请邵敬文和师父白笑川也签上名，少不了写上“请批评指正”五个字。
他没去老太太家找她，怕老马同志也在家，有些话反而不好说了。他扛着自行车上了江桥，直奔糖厂而去。
好在正是夏末，又非雨天，江边凉爽，风景也不错，老太太在江边听秉昆说明了相求之意，半晌没表态，坐在干净的江堤上望着滔滔江水吸烟。
秉昆陪她坐着。
老太太吸了几口烟，将半截烟往地上一弹，站了起来。
秉昆也赶紧站起来。
老太太板脸喝道：“弄个坑，把烟埋了。风景挺好的地方，别让我一个烟头给破坏了。”
秉昆又赶紧蹲下，用石片在地上划了个坑，将烟头埋了。再站起时，老太太已走远了。
他小跑着追上她，边走边说：“我是代表他们几个来求您的……”
老太太站住，面无表情地瞪着他说：“我就寻思你绝不会只为了送两本杂志来找我。果不其然，你要强加给我那么一件麻烦事！还让我出厂，让我跟你到这儿，我一个半老不老的老太太，跟你一个半大不小的小伙子并肩坐那儿，我吸着烟，你哭丧着脸，母子不像母子，姐弟不像姐弟，让别人看了会怎么想？简直不成体统！周秉昆，你别忘了我现在虽沦落成了普通工人，可组织档案中，我仍是在册的十三级干部，不是你哥们儿中的一员！”
秉昆低眉顺眼地说：“明白，明白，可在我们心目中，您就是正义的化身啊！”自从听了师父白笑川的遭遇后，老太太在他心目中的好形象打了折扣，但他也只有搜肠刮肚地说老太太可能爱听的话。
老太太皱起眉，反感地说道：“跟谁学的这一套？不会就别溜须拍马！以后再不许你对任何人说那么肉麻的话，求人的时候也不许说！”
秉昆连连点头道：“记住了，记住了……我哥临走时告诉过我，如果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就找您，您肯定会帮忙……”
老太太火了：“撒谎！你哥是那么说的吗？哎，你这孩子，怎么学会撒谎了？是那两个编顺口溜的教你的吧？”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是我自己……我承认我撒谎了还不行吗？我哥说的是不许我再给您添麻烦！”他语无伦次了。
“这还像你哥说的话。”老太太被他黔驴技穷的样子逗笑了。
在走回糖厂的路上，她让他先到市革委会请求老马同志接见。老马同志毕竟是市革委会副主任，不是谁想什么时候见就能见到的，得预约。市革委会有好几位副主任，各管一摊。有的什么也不管，只是虚名，老马同志就是挂虚名的副主任。要求一位挂虚名的副主任接见，得有听起来很像样的理由。
“你就说，他老婆在酱油厂工作过，我们反映的事与他老婆有一定责任关系。”老太太如此这般悉心指导。
秉昆说：“那样不好吧？”
老太太说：“好不好的，你只管那么说就是。”
秉昆说：“非得说老婆吗？说妻子爱人不行吗？”
老太太说：“什么妻子爱人的！我们两口子都多大年龄了？你那么文绉绉地说，没人会认真对待你的预约！就说老婆。说老婆得劲儿，接待的人就不太敢掉以轻心了，那样你才能预约成功。而我呢，今晚嘱咐老马同志，保证他明天一定见你们。你接着回厂里要做的事，就是多动员些人，越多越好，明天和别人一块儿去。”
“别人怎么会听我的呢？”秉昆没把握了。
“你要去动员那些对小龚宾造成过精神压力的人。酱油厂的职工们本质上都不坏，这一点我清楚，你也要相信。小龚宾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良心不安，但有些人肯定会。你要判断他们是谁，动员那样的人。有的人明明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也不会感到良心不安。你如果去动员他们，当然是对牛弹琴，所以你要判断。”
“记住了。您还有什么指示？”
“明天你不要表现出和老马同志认识的样子，对他说话也不必太客气。记住，你不认识他，他没见过你。你是群众代表，对他说话越不客气，事情反而越容易成功，对他也好。事不宜迟，形势多变，趁老马同志现在帮得上你们，抓紧办。”
秉昆对老太太的指示一一照办，第二天率领十几人去了市革委会，德宝向阳和进步自然义不容辞，国庆赶超、吴倩和于虹也都请了假，参与其间，以壮声威。
老马同志准时接见了他们，陪同接见的还有一男一女。双方都煞有介事，说得振振有词，接见的洗耳恭听，不停地记录。
最后，老马同志说：“研究研究。”
几天后，酱油厂开了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传达了市革委会领导同志的指示：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仍要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有利于将他们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解决一人一家的实际困难，往往能团结一大批。
于是，职工代表大会一致决定，厂里为龚宾报销百分之七十的医疗住院费。
邵敬文和白笑川听秉昆汇报了最后的结果，都很感慨。
邵敬文说：“如此看来，你们叫人家老太太的那个女人，还真是你们的贵人。人生难得遇一知己，遇一贵人就更难了。像咱们三个，可以算是知己，却都难以成为对方的贵人，有那心也没那能力啊，小周你够幸运的。”
白笑川连说：“没想到她会那么使劲儿地帮你们，没想到，没想到……”
秉昆为办成那事几天内似乎都生出了些白发，却也受到了师父和组长邵敬文的称赞，从此老少三人更加推心置腹，坦诚相见。
一波刚平，又起一波——于虹在单位也闹出事来。
她那只有二十几个人且多是姑娘们的小单位，其实也就是个制作麦秸画的作坊而已，名分上却直属省文化厅。“文革”开始后省文化厅被“砸烂”，改成省文化工作执行委员会，但姑娘们的工作没变，变了的只是上级领导，无非一批老人下去了，一批新人上来了。麦秸画依然主要提供给国家作为国礼，或作为艺术品出口给国外代理商赚取少许外汇。因为涉外，常有外宾到那小作坊参观。当年到中国的外宾实在有限，能到a市的更是少之又少，负责接待的干部们感到极其光荣，故那个小单位的头头们往往由省里直接任命，这使他们觉得自己身份颇高。
不知是按照什么人的想法，于虹她们制作了一批动物作品，有虎、骆驼、猫头鹰、狼什么的，据说作为国礼赠予外宾时，他们都很喜欢。问题就出在那样一批麦秸画上，它们取材于一批“戴罪立功”的老画家们的国画，他们是奉命无偿为北京各大宾馆创作，但有人首先看出了那些国画作品是“黑画”，接着，许多人的火眼金睛也都看出“黑意”来。画虎的是以草为林，三虎为彪，明摆着是为悼念林彪而画；画骆驼的将骆驼们画得那么瘦，神态那么茫然，居然题曰“任重道远”，明摆着是在讽刺大好形势；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摆是在暗示现实惨不忍睹；革命者常说阶级敌人“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可画上的狼却那么漂亮……
于是，“黑画事件”当然上升到“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复辟做舆论准备”的严重政治事件。
那么，a市那小小的麦秸画作坊里的姑娘们，又为什么偏偏做出这么一批连名字都一模一样的作品呢？不追查行吗？
结果一追查，查到了业务组长于虹头上。
姑娘们是在她的提议之下制作那批麦秸画的。
她又是受谁的指使呢？
当然，并没有人指使她。一次外交部礼宾司的人陪同几位外宾到了a市，参观了她们单位，一位礼宾司的女同志建议鼓励姑娘们集思广益，多从中国画中借鉴题材，使作品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对方显然是一片好意，为了拓宽业务组长于虹的视野，热情地向她介绍了以上题材。
事情水落石出，头头们就命于虹写出说明和检讨。
说明材料写了，她却拒不检讨。
领导耐心地说服她写，而她就是不写，理由是自己不知该检讨什么。
领导启发她，说那些画已经定性为“黑画”了，你如果不反省检讨，单位过不了关啊！
于虹在家是老姑娘，虽是普通百姓人家女儿，但从小那也是母亲依着父亲顺着的。自从哥哥姐姐下乡了，她更成了父母身边的宝贝。总而言之，她有那么点儿被宠坏了。
她说：“那些认为是黑画的人，不那么看，而以正常人的眼光看，不都是挺好的画，并没有什么黑的意思呀！”
领导无奈，停了她的工作，勒令她在家反省，直至肯写检讨为止。
其实，领导们人都不坏，对她一向也挺好，甚至可以说挺器重。他们内心里也认为她的话有道理，但再有道理，该写检讨也得写啊！他们和上级审时度势后一致认为，由于虹检讨最容易帮助单位过关。一个从没说过任何错误政治言论的二十五岁姑娘，还是“红五类”，谁能将她怎么样呢？这话说多了不是，说少了她又不理解领导的苦衷。他们想帮她改改倔脾气，结果事情搞夹生了。
于虹找赶超哭诉自己的委屈，赶超是秉昆他们几个中性格特别容易冲动的一个，当即找国庆请教该如何替于虹讨公道。国庆明白，他的意思无非是要自己陪着一块儿伸张正义。他俩是哥们儿，吴倩和于虹是姐们儿，也是于虹与赶超这一对儿的介绍人，冲哪一层关系自己都得挺赶超一番啊。国庆觉得两个人还是有点儿势单力薄，便替赶超说服德宝也两肋插刀。德宝更是觉得义不容辞。当时春燕在场，她不许德宝去，怕对她这标兵有不良影响，并主张赶超劝劝于虹干脆写份检讨过关算了。国庆碰了一鼻子灰，大为不快，说了些春燕两口子不够义气的话，随后悻悻而别。
于是，赶超和国庆两人一身正气去了于虹单位，与她的一位领导义正词严地理论。双方不一会儿就都火了，不但互相指鼻子瞪眼睛地吵了起来，而且发生了肢体冲撞。一个小姑娘吓着了，打电话叫来了派出所的民警。民警一出现，国庆和赶超感觉受辱，恼羞成怒，火冒三丈，对民警也出言不逊，结果双双被带走了。那哥儿俩一向自觉是良民，从没被人那么呵斥过，接受不了哇。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如同《水浒传》中解珍、解宝二兄弟不将毛太公家当一回事似的，在派出所充好汉。都是“红五类”嘛，总被家庭出身的那个“红”字罩着，以为就可以有理走遍天下。民警们也大光其火，将他俩用手铐铐在暖气上了。于虹和吴倩两个一等不见人回，二等不见人回，心中始觉不安，到于虹单位去找，听说被民警带走了，慌忙去了派出所。
国庆和赶超那时倒也理智了，催她俩快去找秉昆。
赶超已是义士折腰，英雄气短，嘱咐：“让秉昆去找老太太！”
一名民警立刻吼了他一句：“找老太太她姥姥也白找！”
于虹和吴倩两个十万火急地又来到了秉昆家，秉昆不在，秉昆妈听她俩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个大概，虽然对什么黑画不黑画的不明白，但同样着急，义愤地说：“咱们老百姓从不搅和那类政治的事，有些人干吗也不让咱们安心过日子？他们总这么搞下去国家还有好？但秉昆整天到处组稿，往往不在班上，这可怎么办呢？”
于虹和吴倩两个一听，急哭了。
还好秉昆组到了稿件，回家吃午饭，二人就又将那事重说了一遍。
秉昆听罢，仰脸长叹一声，向于虹和吴倩偏过头去，束手无策地说：“你们看。”
于虹跺脚道：“赶超和国庆他俩在派出所的暖气上铐着呢，你倒是叫我俩看你头发干什么？”
秉昆乌云遮脸地说：“为龚宾那事，我几天内都生出白头发来了。他俩现在又出这事，你们找我有什么用？”
吴倩不爱听了，顶了他一句：“龚宾那事是你一个人办成的吗？我俩和国庆他俩不是你一发动二话没说都去了吗？怎么，现在到了国庆他俩需要哥们儿相救的时候了，你想做甩手大爷？”
秉昆妈也急了，对他训道：“你还说什么废话呀？不是让你去找你们那个贵人老太太吗？贵人也没有白当的便宜，关键时刻得见困难就上！要不你妈怎么就当不成谁的贵人呢？快去找她，去吧去吧！”
她边说边将儿子推出了家门。
可怜秉昆，早上没吃几口饭，中午一口饭没吃，刚到家连口水都没喝，就听到了让自己心烦意乱干着急也没辙的事情，还被妈推出家门催促着赶紧去办！
他六神无主地往江北的方向急蹬着车，到了江边没上江桥，将自行车架在桥下，坐江堤上发起呆来。他想不能再去找老太太了，为龚宾那事，老太太和老马同志都做得够可以的了。即使拿他们哥们儿之间的“义气”二字来要求，也算得上仁至义尽了。就那种事，非亲非故的，谁愿鼎力相助呢？一旦被自己的对头们当成攻击的把柄，自己很可能因而“中箭”，可人家做得几乎奋不顾身了。刚过去一个多月，怎么能再去找人家呢？见了人家，又怎么有脸再开口相求呢？用人家老太太的话说，你周秉昆当人家是谁啊？又当你自己是谁啊？……
周秉昆回到编辑部时，脸上的表情肯定特别不好。他一进门，白笑川和邵敬文的目光就惊诧地看着他，直到他坐下去，他俩的目光都没离开。
待秉昆从书包中取出稿子摆桌上看时，师父白笑川忍不住问：“你怎么了？”
他勉强一笑说没怎么，有点儿累了。
邵敬文说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可以带着稿子回家看。
秉昆确实想回家，也确实觉得不舒服，心慌得厉害，头晕目眩的。刚往起一站，想到吴倩和于虹肯定还等在他家，自己可对她俩怎么说呢？这么一想，心里火上浇油似的，又是猛地一急，眼前一阵发黑，身子晃几晃，差点儿要倒下。邵敬文和白笑川及时跨过去，一左一右将他扶住了。他浑身发软，在椅子上坐不稳，伏在桌上还抖个不停。
邵敬文有经验，干脆与白笑川帮他仰躺在地板上。
他说：“饿……”
白笑川还剩有小半个烧饼，赶紧找来塞他手上。他仰躺着，口又干，噎得咽不下去。邵敬文只得又扶他坐起，白笑川端着自己的水杯，让他喝了几口水。
秉昆吃下半个烧饼，身子不发抖了，却还是没劲儿，又仰躺下了。
白笑川说：“饿的。”
邵敬文说：“不全对，他心里肯定还有着急上火的事。”
秉昆一想到国庆和赶超两个被铐在派出所的暖气上，眼角淌下泪来。
白笑川和邵敬文一左一右坐在他身侧。
白笑川说：“师父命令你，把你心里那着急上火的事讲出来。”
秉昆说：“与你俩没关系。”
邵敬文说：“你是咱们编辑部的人，你摊上的那就不单单是你自己的事，也和咱们编辑部有关系了，和我俩有关系，必须讲。”
秉昆被逼无奈，只得将事情讲了一遍，讲到国庆和赶超两个现在的处境，无声而泣。
邵敬文问白笑川：“黑画的事我听说了，你呢？”
白笑川说他也听说了。
邵敬文说：“那还真就麻烦了。”
白笑川对秉昆说：“恐怕，只有那个女人能帮你们了，你明白我指的是谁。”
秉昆说，他已没脸再去找她了。
邵敬文站起，在办公室来回走，后来坐在办公桌前翻通讯本。他将通讯本放下后，皱眉吸几口烟，看一眼秉昆，再拿起通讯本呆看着，寻思着。
白笑川对他说：“你如果能帮就帮一次吧，小周他现在是我徒弟，也算给我一次面子。”
邵敬文说：“见到过为朋友的事着急上火的人，没见到过急成他这样的。白老师，你收他为徒，估计往后让自己着急上火的事少不了。”
白笑川说：“我现在就已经替他着急上火了啊！”
听着两位的对话，秉昆心中有了一线希望，虽然已能坐起了，却仍仰躺着，装出更加可怜的样子。
邵敬文插上门，终于坐下抓起了电话。
邵敬文在部队时当过团里的文书，他的多才多艺颇受政委赏识。政委转业后在某区当了公安分局局长，他与政委一直保持联系。然而，以前毕竟是团首长与机关兵的关系，即使保持着联系，也只不过是以前那种关系的延续。
邵敬文在电话中低声下气地说了之后，局长在电话那端说跨着区呢，不是自己想帮忙就能帮得上的，但表示愿意试试，让他等电话。
他一放下电话，白笑川就开口道：“你少说了一句，也没问等到几点钟，别等到下班了还没个回话。”
邵敬文看一眼手表，什么都没说，在桌椅间来回走。
白笑川又说：“那我先陪小周去吃点儿东西？”
邵敬文点头。
师父陪徒弟吃了顿饭回来，那位区公安分局局长还没回话。三人坐在各自的桌前，都一言不发地看稿子，也都看得心不在焉。
直等到下班时间，电话铃始终没再响过。
邵敬文说：“你俩先走，我再看会儿稿子。”
师徒二人失望地对视一眼，只得向外走。双双走到门口，电话忽然响了，同时转身，见邵敬文已手握听筒了。
邵敬文低声嗯嗯啊啊了一阵，放下听筒，朝他俩招手。
他俩便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
邵敬文说：“可以放人，但‘十一’前不行了。再过几天就‘十一’了，连精神病人都要求家属严加看管，何况你那俩哥们儿是刚闹过事的，问题不大，时候不好，话说得很死，‘十一’前肯定不行了。‘十一’假期一过，立刻就放。还有，今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能提什么黑画不黑画的。他们针对的纯粹是无理取闹的行为，与黑画不黑画没任何关系。就当咱们没说，人家局长也根本不知道那起因。最后，希望咱们编辑部组织几位曲艺界人士，政治上干净的那类，‘十一’前为两个区的公安干警演出一次。”
秉昆大喜过望，连说：“明白，明白。”
白笑川却问：“那我算政治上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呢？参加还是不参加呢？”
邵敬文想了想，开通地说：“你还是参加吧。能成为咱们编辑部一员，政治审查很严格，证明有关方面也没把你当年戴帽又摘帽太当一回事。”
他又问秉昆：“高兴了吧？”
秉昆说：“起码不再着急上火了。”
白笑川却说：“实际上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不算今天，还有五天过‘十一’呢，再加上三天假，一头一尾还不是被关了八九天吗？就因为那么点事儿，不劳局长大人打招呼那时也该放了。等于是送了个顺水人情，还得咱们动员别人去为他们演出一场。”
邵敬文愣了愣，脸红了，难堪地对白笑川说：“你看你白老师，怎么可以当着徒弟的面这么说话呢？这是没赶上严打，算你徒弟那俩哥们儿走运，如果赶上严打，那还不惨了？再说咱们曲艺工作者能有机会慰劳一下公安干警，也是咱们的荣幸啊！”
他的话说得没错，一些本市的曲艺界人士听说要为两个区的公安干警演出，确实都甚觉荣幸，热情高涨。平时几乎没有演出机会，谁敢私自表演那就是个事。分文没收是个事，收钱了更是个事。一个个才艺生疏了，嘴皮子也不利落了，像两地分居的恩爱夫妻盼着同床共枕的探亲假那般，盼着有朝一日登台演出。人人踊跃，临阵磨枪，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而政治“不干净”的同行对他们羡慕死了。
秉昆也参加了，又认识了些前辈。演出大受欢迎，两区的局长政委还接见了他们，陪他们吃了顿待客的食堂饭，秉昆由此认识了些公安干警，答应期期寄给他们《红齿轮》。
一九七四年已经是“文革”第九个年头了。在政治社会表象之下的民间，开始有种现象悄然复苏，弥散，互相影响。形形色色的人，对于没完没了斗来斗去早已厌烦透顶。没人敢说出这一真相，却也很少再有人深信“与人斗，其乐无穷”了。许多人开始对斗争哲学“阳奉阴违”，暗中奉行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好人哲学”。不是“老好人哲学”，而是尽量不整人，争取不留恶名。一度灿烂夺目的金科玉律已失光泽，“钢箍铁咒”引起人们内心普遍的极度反感。好人悄然变多，坏人相对变少且更突显他们的不可救药。中国似乎已分化为表里两个社会，一个是表层的、虚假的政治社会，一个是开始反思反省、向往回归常态的深层社会，酝酿着重大事变的发生。
“十一”假期，秉昆他们没聚。国庆和赶超已转到拘留所关押，吴倩和于虹心情自然不好，怎么聚呢？假期一过，他俩出来了，没瘦，似乎还胖了点儿。赶超说蓝警服们后来对他俩还行，待遇上有别于小偷流氓。这一方面是局长打招呼和秉昆他们慰问演出起了作用，一方面是拘留所手下留情。
国庆还开玩笑，说他这个叫国庆的人，过了一次终生难忘的国庆。然而，于虹没颜面再在单位待下去了，她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单位换了一位领导，与她谈了一次话，谈得特别恳切。单位希望她同意说自己是被单位开除的，方便单位向上级汇报搪塞，也是为了应付那些继续找碴的人。
领导都把话说到这种地步，吸取了教训的于虹点头同意了。单位挺仁义，多给她开了两个月工资，并允许她带走一批麦秸画，反正那些麦秸画已经成了翻版“黑画”，只能堆在库里了。于虹也不客气，借辆平板车全拉走了，哥们儿姐们儿家里便都有了一幅，秉昆家得到了骆驼，他妈挺喜欢。每个得到的人都说好看，这使于虹颇觉欣慰。
但毕竟失业了，她和赶超都很发愁。
轮到春燕表现一把了，她找到赶超说：“当时我不许德宝跟你俩去理论，你俩骂我是陆谦。就因为你俩那一骂，我借了本《水浒传》看，批宋江那会儿我都不看！现在，事实证明你俩并没有理论出什么好结果。如果当时德宝跟你俩去了，还不落个同样下场吗？那我能不受牵连吗？如果我也受牵连了，如今指望谁帮于虹呢？要我说，你俩是不懂政治！那事都和政治搅一块儿了，是你俩能理论出个理的吗？”
春燕师傅去世了，她不仅是本市第一名女修脚师，直至一九七四年仍是本市唯一一名女修脚师。由于那位曾是“人民大浴池”金字招牌的师傅去世，作为唯一的女弟子，她也被视为浴池的绝版人物了。又由于她是标兵，其荣誉也是单位荣誉，她在单位就有了点儿特权，比如约见单位领导比较容易，也可以招收徒弟了。如果能以老资格女修脚师的名气，再为单位带出一名女修脚师，单位甚至同意她自己挑选合适的徒弟。
凭了此种特权，于虹顺利地成了春燕的第一名修脚师女弟子。自己的姐们儿成了自己的徒弟，这是她高兴的事。姐们儿加上师徒，关系更加牢不可破，亲密无间。单位寄托于她的希望实现了，也很高兴。不那么高兴的只有于虹，由艺术工作者而变成了女修脚师，她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不高兴也没法子，失业的滋味儿太不好受了。
赶超则对春燕分外感恩，不再视她为陆谦，而称她为“及时雨”宋江了。
转眼到了十一月份。几场雪后，就到了一九七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