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莺地板（2/2）

到结束夜间搜查为止，我没有再找到什么新东西，连忘在我卧室橱柜顶上的东西也没有。我第一次于假期跑来这里住的时候，她显然是在全部洗刷过一遍后才提出让我住这个屋的。我唯一找到的只是我姐姐那张加了相框的、被藏起来的照片，这才意识到我已经有一年没见到她了。此时大约早晨五点，我完全醒了，决定下楼。顺着楼梯我走进了一片冰冷的寂静中，当我踏上楼梯底端的木地板时，那片地板在漆黑中夜莺般响了起来。

无论谁听到突然冒出来的响亮的“吱嘎”声都会被惊醒，一年前我半夜下楼的时候就把母亲给吵醒了。当时我只是饿了，想去找点奶酪和牛奶，踩出惊天大动静后刚转过身来不知如何是好，母亲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楼梯顶端，手里还拿了样我吃不大准是什么的东西。见到是我后，她把手里的东西放到了背后。在接下来的几个片刻中无论我走到哪里——她盯着我，虽然不紧张了但稍稍有点瞧不上的样子——那“吱嘎”“吱嘎”的声音都会揭示出我在黑暗中的位置。那片地板上只有靠边的地方有窄窄的一道踩在上面没有声音。但现在房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在吱嘎声中穿过走廊，直到进到她那个铺着地毯的带壁炉的小客厅里，夜莺警报才告停止。

我坐了下来。我的思维跳跃得很奇怪，此时想的不是罗斯的去世会令姐姐和我失去什么，我想的是她之前更早的那次离我们而去，反倒是那次令我们感到失去得更多。我想到了她开开心心地给我们重新起名字的事儿。非要管我叫纳撒尼尔的是父亲，但这么一个词对母亲来说太长了，所以我就成了她的“斯蒂奇”，就像蕾切尔变成了“瑞恩”一样。瑞恩到底在哪里呢？即便是对她那些成年人朋友，母亲也很喜欢给他们起更好听的名字，而不叫他们受洗时取的名字。她奉行拿来主义，喜欢把人们的出生地点或者甚至是她初次见到他们的地名拿来给朋友起名字。“那是奇斯威克。”她会这样称呼一个她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操着地方口音的女人。在我们小的时候，她总是会跟我们分享这种零零碎碎、好玩又长知识的小片段。而当她与我们挥手作别，就此消失后，这一切也都被她给带走了。我想到了她坐在书桌前清除自己的过去，而此时，当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待在白漆屋，才意识到我已经失去了她活生生的声音。她年轻时拥有的机智与聪慧，她后来所踏入并瞒着我们的秘密生活，现在已然消逝了。

她把这所房子删削成了一条嶙峋的通道。她的卧室、厨房、带壁炉的小客厅和两边都是书的通往暖房的过道。这些就是她放置最后几年生命的地方。这个家曾经满是乡村的邻居和绕膝的孙辈，却被砍得只剩下了骨头。所以在葬礼后逗留于此的两天里，我所见到的属于外公外婆的痕迹多过了母亲的。我的确在一个橱柜里见到了几张写过字的纸。一张上面是她对家里那只老鼠的一段奇怪的遐想，那老鼠就像是家里一个赖着不肯走的客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也习惯了。一张上面是她的花园的比例图，也许是马拉凯特先生画的。还有一张是一直在重画的黑海沿岸国家的地图。但大部分的橱柜都是空的，就像有谁清除掉了她生活过的基本证据。

我站在她的书架前，对于一个独自住在乡下，除了马拉凯特提醒说有风暴警报外很少听收音机的人，书架里的书显得有点少。她那时肯定已经厌倦了其他的声音，除了她在小说中发现的那些。那些小说的情节或许会跌宕起伏、信马由缰，但到了最后两三章不知怎的三下五除二就回归到了该有的结尾。在这所精简到极致的寂静的房子里没有会嘀嘀嗒嗒响的钟。她卧室里的电话从来也没响过。唯一明显的因而也是会让人吃一惊的声响源，就是那片夜莺地板。她告诉我，这片地板给她带来安慰，带来安全。除此之外，寂静。放假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在隔壁房间里的叹气声，或是合上书的声音。

她有多少次会回到那放平装书的书架前，在那里她可以跟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菲力希·加多和伏脱冷待在一起。“伏脱冷现在在哪儿？”她有一次刚从睡梦中醒来，曾经睡眼惺忪地这样问我，也许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在跟谁说话。阿瑟·柯南·道尔说他从来不读巴尔扎克，因为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要想确认任何一个主要角色什么时候第一次出场简直太难了。但母亲对《人间喜剧》了如指掌，于是我开始想，不知在哪本书里她会找到自己那未被记录下来的生活的一个版本。她曾对散布在这些小说中的谁的职业生涯进行过追索，直到她对自己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她应该会知道，《苏镇舞会》是《人间喜剧》中拉斯蒂涅唯一没有出场的一篇，但在那本书里他也时时被人提及。一念之下，我从书架上把这本抽了下来，匆匆翻了一遍，然后发现在第122页和第123页之间夹着一张手绘的地图，我看着像是一座白垩山，画在一张六英寸乘八英寸的四开纸上。地图上没有地名。一张或许没有任何意义的纸片。

我重新回到楼上，打开了依旧放在外公外婆房里那个装照片的牛皮纸信封。不过里面的照片比过去少了。没有了之前一个夏天她给我看过的比较戏谑的、天真无邪的几张。我又见到了母亲严肃而又年轻的脸，站在从厨房延伸出来的欧椴树荫下——但那之后的照片，我最喜欢的几张，却不见了。所以那些照片也许并不天真无邪。就是罗斯和外公外婆以及那个从其他照片里看熟的高个儿男人一起照的几张——我尤其记得其中一张，在维也纳有着外国装饰风格的卡萨诺瓦滑稽剧酒吧里，母亲当时十八九岁的样子，坐在缭绕的香烟烟雾中，身边有这几个成年人陪着，一位热情的小提琴演奏者弯着身子凑向她。甚至还有另外几张，好像慢速摄影一样，大约是在一小时后拍的，所有这些人都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挤作一团，大笑不已。

“那是我父亲的朋友。他是我们家邻居，他们家是搭茅屋的匠人。”罗斯在给我看那些现在已经不见了的照片时曾这样告诉过我。我当时指着这个外人问她是谁。“他就是那个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男孩。”

“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

不过现在，当然了，我知道他是谁了。

他就是那个出现在母亲的葬礼上，有着害羞的、平静的声音，站在她的墓旁想跟我说话的人。他比当时老了些，但我还是从那些零星的照片上把他给认了出来，他跟照片里一样的身高和仪态。我曾有一两次在我们大楼的走廊里见过他，他是办公室里的一个传奇，等在只有专人能使用的蓝色的电梯里，去往不知具体几层的高层，那里望出去的景色对在大楼里工作的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是只能靠想象的。

我在白漆屋待的最后一晚，也就是葬礼过后的第二晚，我走进母亲的房间，来到她那张没铺床单的窄窄的床上，躺在了黑暗中，像她肯定做过的那样，望着眼前的天花板。“跟我说说他吧。”我说。

“谁？”

“那个你跟我撒了谎的人。那个你说你不记得名字的男人。那个在你的葬礼上跟我说话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