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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母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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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我说。

“黑棋很快就有点左支右绌了。这时到了歌剧的幕间休息。所有的一切都在舞台上发生——浪漫的爱情,嫉妒,谋杀的愿望,著名的咏叹调。诺玛被抛弃了,于是决定杀了自己的孩子。与此同时,观众们也一直在看着布伦斯维克公爵的包厢!

“第二幕中情节继续。黑棋的棋子都没能发挥作用,困守在国王的旁边,马也被墨菲的象给看死了。你在听吗?”

“在听,在听。”

“此时,墨菲又把一只车放到中路,投入了进攻。在进行了一番匪夷所思的弃子后,他把黑棋挤压到了更加绝望无助的位置。接下来他又用了最时髦的弃后的着法,就是前几天晚上我给你看过的,这种着法能很快导向将军。等歌剧的高潮到来时,就是执政官和诺玛决定在葬礼的柴堆上一起赴死,墨菲可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音乐上,让他的对手陷入绝境。”

“哇哦!”我叹了一声。

“请不要说‘哇哦’。你在美国只待了区区几个月而已。”

“这是个很有表现力的词。”

“以菲利道尔防御开局,就好像墨菲在来看歌剧的路上突破了一种伟大的哲学境界。当然,这种事是无法刻意为之的。然而它就在那天晚上发生了。几乎到了一百年以后,那在《诺玛》舞台演出的阴影中走出的一步依然被认为是天才非凡。”

“他后来怎么样了?”

“他从国际象棋上金盆洗手了,成了一名律师,但干得不怎么样,便索性靠着家里的钱悠游度日,直到四十多岁后去世。他后来再也没有下过棋,但他有过了自己的辉煌一刻,还配着杰出的音乐。”

我们相望着,深深沉浸在了这个故事里。刚开始我还能感到天上在下雨,听着听着就忘了。我们站在一片杂树林的入口处,下方的远处是我们亮着灯的白漆屋。我能感受得到,她在这里要比待在那安全的温暖之中更开心。这里,不再有家的束缚后,她的身上焕发出了我很少见到的活力与轻盈。我们行走在林木的寒影中。她一点儿都不想回去,我们在那儿逗留了一阵,几乎什么话都没说,沉浸在各自的心绪中。我想,这肯定就是她在与她共事的人眼中的样子,在她那些无声的战争期间,在那些无人知晓的竞逐中。

母亲从马拉凯特先生那里听说,有个陌生人搬进了离白漆屋几英里外的一栋房子,人们问他从哪儿来,是干什么的,却什么也问不出来。

她沿着卢姆伯格树林走了一路,又穿过了圣詹姆斯村西南边那些有绿水围绕的农庄,终于来到了能看得见那人房子的地方。当时刚刚入夜。她等到那房子里所有的灯火都熄灭,然后又等了一小时。最后她摸黑回了家。第二天她又出现在了离那里有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看到那房子里还是没什么动静。一直等到快近黄昏了,那个骨瘦如柴的男人才终于出现。她小心翼翼地跟着他。他绕着那个以前的小飞机场转圈子。他并没有目的地,她看得出来,只是在漫步,可她还是跟着他直到他回家。她再次等候在同一块地里,时间一点点过去直到他房里的灯几乎全都熄灭。她想办法来到离那房子近一点的地方,又改了主意,掉头回家,同样是摸黑走了一路。

第二天她跟邮递员聊天套话:“你给他送邮件的时候跟他聊过天吗?”

“其实没怎么聊。他是个很少见的人。甚至都不到门边来。”

“他拿的什么邮件?多吗?”

“这个啊,他不让我跟旁人说。”

“你还当真啦?”她几乎要笑话他了。

“嗯,经常是书。有一两次是从加勒比寄来的包裹。”

“还有什么吗?”

“好像就是书,其他我吃不准。”

“他养狗吗?”

“没养。”

“有意思。”

“您养吗?”

“不养。”

这场谈话没给她带来多少有用的信息,于是她终止了聊天,把邮递员弄得反倒有点意犹未尽。后来,在官方的协助下,她弄清楚了寄给陌生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往外寄出的又是什么。同时搞清楚的是此人来自加勒比地区,他的祖父祖母在英国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里当契约劳工。后来发现此人算是个作家,貌似还相当有名,甚至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 [13]

她学会了陌生人名字的发音后又暗自念了好几遍,仿佛当它是一种稀有的进口花朵。

“他来的时候,会是一副英国人的样子……”

罗斯把这样一句话写在她某本备用的日记本上,我是在她死后才发现的。就好像在她家中这样私密的地方,甚至是在一本秘密的笔记本里,她依然需要小心翼翼地才敢把某种可能性给揭示出来。也许她都跟自己像念经一般地叨叨过很多遍。他来的时候,会是一副英国人的样子……

过去——母亲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绝不仅仅停留在过去。所以在那本私密的笔记本里,在她家里,在她自己的国家中,她知道自己依然是个攻击目标。她肯定认为,那是一个决意要报复的人,为了能不受怀疑地深入萨福克来到她身边,而会采取的伪装。对动机进行推测的唯一线索是,他或许来自欧洲的某个地区,她曾在那里工作过,并在那里作出了一些未必正当的战争决定。“你觉得谁会有朝一日来找你?”我要是了解到此事的话,就该早点这样问她,“你做过什么如此可怕的事情?”我想她会说:“我的罪可多着呢。”

她有一次向我坦承说,我们那个影子般的父亲在构筑防备过去的堤坝和防火墙上远胜世上的任何人。

“他现在在哪儿呢?”我问她。

“亚洲,也许吧?”这回答颇为闪烁,“他是个被毁了的人。我们走了不同的道路。”她上下交叠地搓着手,像是在擦桌子。自从很久以前的那个夜晚,父亲登上了那架阿弗罗都铎飞机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一个被偷换了的孩子发现了自己的血脉。所以我对他的了解再也不可能像我对镖手和蛾子那么深了。他们俩就好像是父亲不在的时候我读的一本书,他们才是我学习的人。我渴望和他们一起不停地冒险,或者甚至渴望跟一家餐馆里的一个姑娘谈一场恋爱,那姑娘或许会淡出我的生活,除非我采取行动,坚持到底。因为那就是命运。

有那么几天,我尝试着侵入其他的档案,想发现一些我父亲的存在。但没有他以任何职务存在的证据,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要么是那里没有他的记录,要么是他的身份享有更高的密级。这里是一个越往高处走越厉害的地方,这栋七层建筑里的高层已经渐渐消失进了雾霭,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切断了与日常世界的联系。我隐隐觉得,如果父亲还存在于世界的某处,那么这里就是还能找到他的地方。不是在大英帝国某个遥远的区域,监视着日本军队投降,然后因为酷热、蚊虫以及在亚洲随处可见的战后生活的乱象而陷入疯狂。也许那些全都是掩人耳目的虚构,就像他所谓在远东得到的升职,意在遮掩我想象他在做的事情,那渐渐逼近的真相——那个含糊朦胧、如烟似雾的男人,从未被提及,而且看来甚至不存在于文字之中。

我回忆起父亲在离开前曾有几次让我陪他去城里的办公室,给我看大地图,那上面有他做过生意的各个地点,沿海的各个港口,还有隐秘的海岛帝国。我在想,这些办公室是不是也在战时充当过情报部门的中心。那栋办公楼在哪里呢?他曾在那里跟我解释他的公司如何从各个殖民地进口来茶叶和橡胶,那里还有一幅能开灯照亮的地图,以俯瞰的视角,展示了他的领域内的经济和政治地形。也许就在我唯一所知的这个地方,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曾经发生过相似的秘密活动。在小时候带我去过的那个办公室里他扮演的真正角色是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在这一类的设施里,楼层的高度意味着权力。现在那栋大楼最能让我联想起的就是标准剧院,我们几个就在地下室里的洗衣房和充满蒸汽的厨房里干活儿,从来都不许我们到更高的楼层去,只能在门口和阶梯口像鱼一样被人挑来挑去,确保没人能去往比宴会厅更高的楼层,后来也只有套上了奴性十足的制服才有可能。难道我小时候就已经跟随着父亲进到过那些藏在云中的高层办公室了吗?

有一次,几乎像是个玩笑或是小测试,我把父亲可能的命运列了一张表,寄给了蕾切尔。

在柔佛州 [14] 被人掐死。

在去苏丹的船上被人掐死。

永久性擅离职守。

永久性卧底,但依然活跃。

退休后住进温布尔登某家医院内,罹患了妄想症,一直被附近一家兽医院里传来的声音弄得狂躁不安。

依旧待在联合利华大楼的顶层办公室里。

我一直也没有收到她的回复。

我的记忆中有那么多没贴标签的碎片。在外公外婆的卧室里,我看到过母亲做学生时的正式照片,而父亲的照片却一张也没有。即便在她去世后,我在白漆屋里匆匆地走来走去,希望能发现一点线索,让我弄明白她的生和死,即便在这过程中,我也没发现父亲的任何照片证据。我所知道的只是,他那一时代的政治地图辽阔而又临海,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离得我们很近,还是已经永远消失在了某一处远方。随着地图上那些线的延伸,他可能生活在许多地方,也可能死在任何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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