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桌的陌生人（2/2）
“不是。”
“那你怎么会在这儿？”
“那是我父亲的椅子。”我说。
他根本没理我，转向了蕾切尔：“是他要我来的，宝贝儿，他计划本周末在怀特查普尔搞一场赛狗。去过那儿吗？”
蕾切尔没作声，就好像人家不是在跟她说话一样。他甚至连我们房客的朋友都算不上。“叫猫叼了舌头了？”他朝姐姐问了句，接着就把浅蓝色的眼睛望向了我。“看过赛狗吗？”我摇了摇头，这时蛾子回来了。
“喏，两盘豆子。”
“他们从来没去过赛狗，沃尔特。”
沃尔特？
“周六我会带他们去的。比赛是几点？”
“奥米拉杯一直都是下午三点。”
“这些孩子有时候能在周末出来，如果我写个条子的话。”
“其实……”蕾切尔开口道。蛾子转向她，等着听她的下文。
“我们不想回去了。”
“沃尔特，我走了，看来你有麻烦事了。”
“哦，没什么麻烦的。”蛾子轻松地说道，“我们能搞定的。别忘了那个信号，我可不想把钱投到一条没用的狗上。”
“好的，好的……”镖手站起身来，手上做着“请放心”的动作，却相当奇怪地落到了我姐姐的肩膀上，然后就离开了。
我们吃着豆子，我们的监护人在旁边看着，丝毫没有要批评我们的意思。
“我会给学校打电话，叫他们不用担心。他们这会儿肯定都已经手忙脚乱了。”
“我明天一早应该有一场数学考试的。”我老老实实地交代道。
“他朝盥洗盆里撒尿，差点给开除了!”蕾切尔说。
我不知道蛾子能有多大面子，反正他马上开始施展手腕加以运用了。第二天一早，他陪着我们回到学校，找到了校长。校长是个个子矮小、令人生畏的家伙，平日里总是穿着绉纱底的鞋子在楼厅里无声地走来走去。蛾子跟他一聊就聊了三十分钟。我看到那个经常在比格斯街吃路边摊的家伙居然有这么大的面子，真是给震到了。不管怎样，那天早上我回到班里的时候已经是走读生了，而蛾子则带着蕾切尔继续顺路而下，去她学校谈判解决另一半问题。就这样，第二个星期我们就重新变回了走读生。我们甚至没想过，我俩的生活出现如此剧烈的重新调整，父母知道了会作何感想。
在蛾子的照顾下，我们开始大多数晚餐都改吃路边摊了。自大规模空袭以来，比格斯街就成了一条没人去走的街道。早几年，在我和蕾切尔被疏散到萨福克去和外公外婆一起住之后，一颗也许意在普特尼桥的炸弹落到了大马路上，就在离卢维涅花园才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黑与白”奶品铺和灰姑娘舞蹈俱乐部给炸毁了，差不多有一百个人被炸死。那个晚上有外婆说的“轰炸机月亮”——城镇和乡村都实施了灯火管制，但地面却在月光中清晰可见。哪怕是在战争结束我们回到卢维涅花园后，我们这片儿的许多街道依然有部分是碎石瓦砾。当时沿着比格斯街有三四辆装着吃食的手推车，食物是从市中心拉过来的——都是西区的旅馆饭店用不完的。把富余的部分农产品给拉到泰晤士河南边来这件事儿，据传还多少跟蛾子有些干系。
我们俩之前从来没吃过路边摊，不过现在这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我们的监护人没兴趣做饭，甚至连别人做给他吃也不感兴趣。他喜欢的是，按他的说法，“一唿噜就得的生活”。所以几乎每个晚上，我们都是跟他一起站着吃晚饭的，他身边要么是一位歌剧女歌手，要么是本地的裁缝和搞室内装潢的，裤腰带上还挂着皮尺，边吃还边就当天的新闻聊着，吵着。蛾子一到街头就浑身充满活力，身边的一切都逃不过他镜片后的那双眼睛。比格斯街就像是他真正的家，是他可以任意施展的舞台，他一到那儿就如蛟龙入海，而姐姐和我则像是走错了地方。
虽说露天吃饭的时候能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可蛾子其实还是个内向的人。他很少向我们袒露感情。除了偶尔问些奇怪的问题外——他一直轻描淡写地跟我打听我们学校画廊的事儿，还问我能不能给他画个平面图——他对自己的战时经历和兴趣爱好都只字不提。他在跟小孩子说话的时候其实也会有点小紧张。“听这个……”他的眼睛倏地从摊开在我们餐厅桌上的报纸上抬起来，“有人曾听到拉提根先生 [4] 说过，‘英国人的毛病不在于鸡奸或鞭挞，而在于他们无法表达感情。’”他停了下来，等着我们给点反应。
青春期的孩子总会有点自以为是，所以我们觉得像蛾子这样的，肯定不会招女人喜欢。姐姐曾把他的特征列了一张表：两道平展展的又浓又黑的眉毛；大大的、不过看着很友好的肚子；大鼻子。对于一个不爱搭理别人、喜欢古典音乐、在屋子里走动时大都轻手轻脚的人来说，他却能打出惊天大喷嚏。气流似乎并不仅仅是从他脸上喷薄而出，而是源自他那大而友好的肚子的深处。一个喷嚏过后，还会有三四个随后就到，轰然落地。夜阑人静之时，他的喷嚏从他待的阁楼一路向下，清楚囫囵地落到我们耳朵里，就仿佛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演员，连舞台上的轻声絮语都能直抵最远的一排。
许多个夜晚，他都坐在那里，像羊吃草那般悠闲地啃他的《乡村生活》 [5] ，凝视着那些宏伟阔气的乡村豪宅，嘴巴一直从一个顶针箍一样的蓝色矮杯里啜饮看着像牛奶的东西。别看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每每在言语中颇多不忿，可他对贵族那套玩意儿却有着烈焰熊熊的好奇心。他最感好奇的地方是奥尔巴尼，从皮卡迪利大街岔出来，经过一个幽僻的庭院就能进入了。有一次他自言自语道：“真想去那儿转转啊。”他一般很少会像这样袒露自己心中的犯罪欲望。
每天太阳一出来，他往往就离开我们跑没影儿了，一直到傍晚才回来。节礼日那天，他知道我无事可做，就带着我一起去皮卡迪利广场。早上七点的时候，我和他一起走在了标准剧院 [6] 宴会厅铺着厚厚地毯的大堂里。他在这儿负责监督主要由外国移民构成的员工们工作。随着战争的结束，兴起了一波庆祝的热潮。不到半个小时，蛾子已经为员工们派好了各自的活儿——给走廊吸尘，用肥皂水擦洗台阶上的地毯并弄干，给楼梯扶手上清漆，把一百条用过的桌布换下来送到设在地下室的洗衣间去洗。然后根据那天晚上将举办的宴会的规模——为一位新当选的上议院议员举办的招待会，一场成人礼庆祝仪式，一场元媛舞会 [7] ，或者某位贵族遗孀有生之年里的最后一场生日派对——他设计编排着那些员工把一个个空旷的宴会厅一点点地改变着，直到最后放进了一百张桌子和六百把椅子，为夜晚的欢宴做好了准备。
有时候蛾子不得不在晚间的那些活动中到场，在金碧辉煌的宴会厅那明暗参半的边缘，像蛾子一般站在暗影里。不过看得出来，他更喜欢清早的时光，那些晚上的宾客永远都看不到的员工们在大宴会厅里像大型壁画一般工作着，只见三十码长 [8] 的房间里人头济济，巨大的吸尘器发出愤怒的咆哮，有人站在梯子上拿着三十英尺长 [9] 的掸子从枝形大吊灯上往下掸蛛网，擦亮木器的人在遮盖着隔夜的气味。没有比这里更不像父亲那些被荒弃的办公室了。这里更像一个火车站，每个乘客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我爬到一段窄窄的金属楼梯上，那里挂着灯泡构成的拱门，等着到跳舞的时候打开，我从那里俯瞰下面，可以看到房间里所有的人。在这片巨大的人海中，蛾子独自坐在一百张圆餐桌中某一张的旁边，被混乱带来的欢乐包围着，填写着工作表。在这栋五层楼的建筑里，他总有办法知道每个人在哪儿，或应该在哪儿。整个上午，他组织起人去擦银器，去给蛋糕裱花，去给手推车的轮子和电梯的门上油，去清除棉球和呕吐物，去更换每个盥洗脸盆上的肥皂，去更换小便池里的樟脑球，去拿水管给大门外边的人行道浇水，叫那些外国来的移民把他们从来没有拼过的英国名字裱到生日蛋糕上，把洋葱切成丁，用可怕的刀具把猪劈开，或者准备好任何十二个小时之后在伊沃·诺韦洛厅 [10] 或米盖尔·因弗尼奥厅会有人想要的东西。
那天下午一到三点，我们就溜出了那栋建筑。蛾子转头就不见了，我自己一个人回家。有时候他会在晚上回到标准剧院，去处理突发事件，不过不管我的监护人从下午三点到回卢维涅花园之间做了什么，他是不会让人知道的。他是个有许多扇门的人。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职业瞒着我们呢，哪怕只干上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是某种高尚的慈善之举，还是某种颠覆秩序之举？我们遇到的一个人向我们暗示说，一周有两个下午他在和闪族人和激进的国际裁缝、机工和技工联盟一起工作。不过那很可能纯属虚构，就像他战争时在地方志愿军干火警瞭望员一样。格罗夫纳屋酒店的屋顶，我后来发现，只是一个向欧洲敌后盟军队伍发送清晰的无线电广播的最佳场所。那里是蛾子第一次跟母亲一起工作的地方。我们曾经有一次揪着他们俩战时那些一鳞半爪的故事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过是在母亲离去之后，然而蛾子缩了回去，再也不随便跟我们讲这些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