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背叛教会的“神父大人”（2/2）

阿瑟·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在诞生之初可谓风光无两。不仅在一夜之间“粉丝”遍及全球，更是改变了推理文学在整个文学领域的地位。但没有什么人物的风光可以战胜时间的侵蚀。来到诺克斯所处的时代，这位住在贝克街的大侦探地位已经相当尴尬（一生侦破的六十个案件已经被世人背得烂熟于心，一个个侦探后生的倔起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行动落后于时代，当功绩愈发虚无缘渺，尴尬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避免。还能指望人们谈论福尔摩斯什么？《血字的研究》还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这些故事早已被时代淘汰。

作为福尔摩斯的信徒（该死！主教大人的信仰的确多了一点），诺克斯选取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释爵士笔下的伟大侦探。一九二八年，诺克斯在当时的畅销杂志《蓝皮书》上发表了《福尔摩斯文学研究》一文，确立了其“福尔摩斯学之父”的地位。

福尔摩斯的原型是哪位高人？福尔摩斯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人？华生医生结过几次婚？莫里亚蒂教授到底有多么深不可测？贝克大街藏在伦敦何处？华生的小狗为什么会不翼而飞……如果你自信将福尔摩斯的故事背得滚瓜烂熟，那么上面的问题你能答对几个？在诺克斯的带动下，“福尔摩斯学”迅速走向成熟。经过近一百年的岁月，这门科学魅力依旧，而且研究范围在不断扩大。索隐、探佚、原型研究……可以说，是福尔摩斯启迪了诺克斯，是诺克斯挽救了福尔摩斯。

诺克斯的福尔摩斯学的功力在《陆桥谋杀案》中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让人膛目结舌。也许一切技艺的颠峰境界，都是以近乎游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陆桥谋杀案》中，诺克斯好好地将福尔摩斯先生调侃了一番。从烟斗理论到板球手的帽子，从凶手的木腿到华生的怀表，最后，诺克斯干脆把小说的一章直接叫做《福尔摩斯的方法》。故事中的侦探们争先恐后地将福尔摩斯的手段“嫁接”到自己的侦探过程中，可这些侦探都忽略了一个比方法更重要的问题（侦探的智商）所以伟大的福尔摩斯因为他们而名声扫地就不足为奇了。

福尔摩斯的拥趸者不必咒骂神父大人诺克斯又一次的“大逆不道”，事实上还有什么比得上创建“福尔摩斯学”更能表示对阿瑟爵士和福尔摩斯的尊敬呢？诺克斯不惜血本的恶搞无非是想告诉读者，福尔摩斯的方法，功力不足的半吊子侦探切勿模仿，否则稍有不慎，必将走火入魔！

颠覆推理的“推理先知”

诺克斯的一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纠结。

纠结于英国国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纠结于宗教信仰和推理情结之间，纠结于福尔摩斯的是与非之间……在《陆桥谋杀案》中，诺克斯返埃归真，在推理与反推理之间着实地纠结了一把。

就像从上帝制造出光的那一刻起，一种叫黑暗的东西就同时存在一样，推理诞生的那一天，“反推理”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推理小说，尤其是早期的古典本格推理小说，其内容并不具备太多的现实意义，就像现实中没有哪个凶手会使用密室或消灭足印来掩盖罪行一样。推理小说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凶手要聪明到可以设置一般人无法破解的谜团，却又要傻到只有靠杀人才能解决问题。”

这一特性决定了推理小说中的推理桥段同样架空现实。一方面这个桥段精妙得让人拍案叫绝，另一方面却让人在拍案之后不禁皱眉：“这些推理在现实中管用吗？”于是，一种“反推理”情结酝酿生成。不管一部多么经典的推理小说，总有人会质疑推理的真实性和可行性。就像人们总在议论的那样：“书中的侦探们运气总是很好，总是可以找到凶手遗失的烟斗。”

早在《陆桥谋杀案》以前，以“反推理”为最高目的的推理小说便层出不穷。大名鼎鼎的g·k·切斯特顿写出了《奇职怪业俱乐部》；e·c·本特利创作的《特伦特最后一案》作为一部反推理作品，更是成了开启推理黄金时代的不朽之作；而罗纳德·a·诺克斯的《陆桥谋杀案》，则是古典本格派中此类作品的最高成就。

一个自以为是的侦探，或是智商有限，或是运气不好，或是为情所困，总是在一番严密谨慎的调查和推理之后，得出一个与真相相差甚远的结论——这是所有反推理小说共同的模式。作者以此来嘲讽所谓的精妙推理在现实中根本是“水中捞月”。而诺克斯大人似乎觉得由一位侦探的失误所得出的结论有着太多的偶然性，不足以证明“推理无用论”。所以，在《陆桥谋杀案》中，主教一共安排了四位侦探登场。“四大名捕”面对一桩离奇的谋杀案，各显神通，不断提出自己的推测。但现实不断地击碎了四个热血青年的名侦探梦想——此种残酷对于稍有自尊的侦探来说，无疑比命案本身更难以下咽。我自认是推理小说的狂热爱好者，反推理小说也读过不少。但诚实地说，在合上《陆桥谋杀案》之后，我的确对所谓的经典推理小说产生了一丝质疑——即使只是一瞬间，我不得不承认，诺克斯大人反推理的设置扣动了我的心弦。但这并不说明诺克斯大人对推理带有任何的成见，而《陆桥谋杀案》只是天才小憩时的游戏之作。之后诺克斯创作的《闸边足迹》、《筒仓陈尸》等作品都是布局绝妙、推理神奇的正统推理大作。

这就是罗纳德·a诺克斯，天才的叛逆者，推理的先知，福尔摩斯学之父，“十诫”的书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