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履历表（2/2）

这八年之间的工作，做得最久的是一年半，短的只有半个月，平均一份工作做半年左右。先前提到的大阪的贸易公司，我做了一年就跑了。后来流浪到了伊豆半岛的时候，我初次邂逅了谷崎润一郎的小说，那是一则叫《金色之死》的短篇，内容近似于爱伦·坡的《阿恩海姆乐园》（ the doe ）。我原以为日本就只有自然主义小说，没想到竟也有这样的作家，为此惊异不已。从此以后，只要是谷崎的小说我必定阅读，接着又爱上了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6] 、宇野浩二。

这场流浪之后，我失业长达半年，之后在手提式打字机的商行工作了约两个月。后来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进入三重县鸟羽造船厂电机部的庶务股工作，在现在的鸟羽市住了一年多。不过在此期间，我也一天比一天懒得出勤，在单身宿舍的房间壁柜上层铺了被褥，大白天也躲在里头睡觉。因为柜门关着，同事都以为我上班去了。我就这样盯着壁柜的天花板发呆，满足我天马行空的癖好。这时候的经历与后来的《天花板上的散步者》这部小说的创作不无关系。此外，我也曾经有过一些奇特的行为，比如三更半夜失踪，把众人吓得人仰马翻，结果却在镇上禅寺的大厅里一直坐到早上。

“人为何存在？”“人为何而生？”当时我净思考这样的问题。

在鸟羽造船厂工作期间，我第一次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日文版，深受感动。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就读过不少小说，但这一生中最能让我感动的，想来还是爱伦·坡、谷崎润一郎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后来我在鸟羽也待不住了，就去了东京，靠着区区千圆的资金，和两个弟弟在团子坂的街上开了一家名为“三人书房”的二手书店。

这时期的经历后来反映在小说《d坂杀人事件》上。经营这家店时，我与在鸟羽造船厂时认识的妻子结了婚。当时的财务已经够窘迫了，我却还为浅草歌剧的名歌手田谷力三[7] 成立了后援会，花了不少钱。后来终于走投无路，无可奈何之下接了漫画杂志《东京pack》的兼职编辑工作，但也因为种种因素，持续了不到三个月；最后实在穷途末路，开始吹起风笛，拉起摊子，开起中华拉面摊来。这是个在深夜营业的辛苦生意，钱是赚了不少，但身体实在无法负荷，只做了半个月就放弃了。

我再次厚着脸皮向川崎先生求助，请他安排我到东京市政府当差，可还是干不下去，我经常无故缺勤，半年就被炒了鱿鱼。然后我逃到大阪，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成了《大阪时事新报》的记者，可也只做了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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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东京的我在前辈的介绍下，成了日本工人俱乐部技师工会的书记长，编辑工会的杂志，这份工作做了一年半。工会委员里有个叫春田能为的人，我与他相当投缘，他就是后来几乎与我同时涉足侦探小说创作的甲贺三郎[8] 。

之后我进了介绍我去工人俱乐部的前辈的公司，一家名为郊北化学研究所的发油制造商，在那里当了半年经理后又逃到大阪去了。但这次没能很快找到工作，从大正十一年的夏天到秋天，我在父亲家无所事事了半年左右。那时候我已经有孩子了，一家三口赖在穷困的父亲家里，委实如坐针毡。为了排遣无聊，我把纸箱翻过来当书桌，写了两篇短篇侦探小说，寄给《新青年》[9] 的总编森下雨村先生。《新青年》经常刊登翻译过来的国外侦探小说，这一点刺激了我。我寄去的是《两分铜币》和《一张收据》，森下先生对这两篇作品赞不绝口，甚至附上宣传文章说日本也出现了不输给外国作家的侦探小说家，在大正十二年四月号先刊登了《两分铜币》，两三个月后再刊登了《一张收据》。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两篇作品实在不值一提，但因为当时没人写侦探小说，才能先声夺人，一直到后来，这都让我蒙受其泽。

可是拨拨算盘，稿费一页一圆，即使一个月能写出一百页，也只有一百圆的收入，这实在不够吸引我成为专业的侦探小说家。写完这两篇稿子之后不久，我就被大阪的律师事务所雇去帮忙，做了半年左右，再经人介绍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的广告部。那里即使是新进人员，除了月薪以外也还有奖金，一个月可以多领到五六百圆（月薪的五六倍）。所以一页一圆的稿费，实在无法打动我，让我下定决心转业。因此处女作发表之后的两年之间，我只在工作之余写作，仅发表了五篇短篇而已。

可是大正十三年底，我写下《d坂杀人事件》、《心理测验》（隔年发表）时，稿费已经涨到两圆左右，其他杂志也开始向我约稿，这段期间的行情甚至涨到一页四五圆。我想这样的收入维持生活应该没问题了，便辞掉了每日新闻的工作，在大正十四年正月搬到东京，成为专业作家。

于是，在接下来的大正十四、十五年的两年之间，我共发表了二十九篇短篇，四部连载长篇，不过在结束东西两边的《朝日新闻》上的《一寸法师》连载以及《新青年》的《帕诺拉马岛奇谈》连载后，我便印刷明信片分寄给众亲朋好友，告知众人我将停笔一阵子。同时安排内子在早稻田大学前面经营学生宿舍的出租，使其能自食其力，然后踏上了没有目的地的流浪之旅。因为这两年之间，我将所有的灵感全用光了，《朝日新闻》上的《一寸法师》内容一无是处，这让我陷入了强烈的自我嫌恶中。

这次停笔长达一年半，其实我都想过不继续写作了，但我败给了讲谈社热情的约稿以及高额稿费的诱惑，自我嫌恶之余继续惭愧无比地卖文鬻粥。因为有这样的原因，只要一有余裕我就想休息，时不时宣布停笔，给自己一段时间什么都不写。第二次的停笔是昭和七年三月，历时一年八个月；第三次是昭和十年五月，历时八个月；第四次是因为战时情报局的方针，使我无法发表侦探小说；终战后我也近十年无法写作小说，所以合计起来，我停笔了约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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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大正十四年成为专业作家，到现在已有三十一年余，但当中有十七年是停笔状态，算起来等于我只工作了十四年多。比起写作，休息的时间更长，所以创作量也相当少。若将战后写下的作品也算进去，共有长篇二十二，中、短篇四十六，少年作品长篇十二，短篇一篇，随笔评论换成书籍有八册，整体概算下来，还不到两万张四百字稿纸。我从执笔处女作开始，前前后后已有三十五年，然而把随笔都加上去，竟然只有两万张稿纸的成果，这纪录算是少的，可是出版的册数倒是很多。同一部作品有好几个出版社的版本，全集也出版了四次，连同文库本算下来，现在我已经出版了两百七十三册作品。（到昭和三十五年五月，已有三百六十五册。）

从战后到昭和二十九年十月的六十寿辰之间，我几乎没有创作过小说，我沉迷于英美侦探小说中，发表了大量的相关介绍及评论，甚至将这些作品的笔记集结成一本《类别诡计集成》。战前我只出版了《恶人志愿》和《鬼之言》两本随笔集，但战后除了《幻影城主》、《随笔侦探小说》、《幻影城》、《续·幻影城》四册以外，还将在《宝石》连载中的《侦探小说三十年》的前半内容整理成一本书出版。另外，早川口袋推理丛书的解说文也累积了一册多的量，将在最近出版。战前战后加起来，我等于共写了八册随笔评论。（后来又出了两本随笔集。）

昭和二十九年十月，侦探作家俱乐部、捕物作家俱乐部和二十七日会东京作家俱乐部为我的六十寿诞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席上我宣布将以一甲子为契机，重新拾笔创作小说，隔年三十年算是某种程度兑现了诺言。此外，我也在同一个活动上公布了将创立江户川乱步奖并捐赠基金百万圆给侦探作家俱乐部的消息。奖品是堀进二先生制作的福尔摩斯像（高二十四厘米的铜像）以及奖金五万圆。去年度由《侦探小说事典》的作者中岛河太郎[10] 获得。

自我开始写作以来，日本的侦探小说历经了四轮盛衰。第一轮热潮期是昭和四年到七年。期间，改造社、博文馆、平凡社、春阳堂四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国内外的侦探小说全集（各二十卷或二十四卷），个人全集则有《亚森·罗宾全集》、《小酒井不木[11] 全集》、《江户川乱步全集》等。

第二次热潮由小栗虫太郎[12] 、木木高太郎[13] 两位作家催生。春秋社、黑白书房、日本公论社、柳香书院出版了许多国内外侦探小说选集；至于个人全集，有我在平凡社的全集改订本、《甲贺、大下、木木三人全集》二十四卷（春秋社），以及《江户川乱步选集》十卷（新潮社），都是在这个时期推出的。

第三次热潮是战后的昭和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左右，出版社如雨后春笋，但大多数都是相当外行的小出版社，这些社出版了无以计数的侦探作家旧作。日本作家的全集有雄鸡社的《推理小说丛书》，翻译作品中让人瞩目的有《黑色选书》、《雄鸡推理系列》，个人全集则有《甲贺三郎全集》、《歇洛克·福尔摩斯全集》、《亚森·罗宾全集》。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号称“战后五人”的五位新人：香山滋[14] 、岛田一男[15] 、山田风太郎[16] 、高木彬光[17] 、大坪砂男[18] 。

目前正值第四次热潮，早川口袋推理丛书已经出版了一百五十册书籍，远远超出过去的纪录。以此为契机，实力雄厚的大出版社纷纷计划出版国内外的全集。正值第四次热潮期却没有实力派新人崭露头角，令人遗憾，但在如此强烈浪潮的影响下，我想距离划时代新人现身的时日应该也不远了。（其后日本侦探文坛果然又刮来一股小旋风，由松本清张、有马赖义[19] 、菊村到[20] 等推理小说文坛的作家打头阵。另一方面，获得江户川奖的仁木悦子、多岐川恭（还获得了直木奖）、新章文子等人也大受瞩目，上述作家的单行本中有几册成了售出十几万册的畅销书。推理小说界盛况空前。在《周刊朝日》及《宝石》共同主办的征文活动中得奖的佐野洋[21] 、《宝石》出身的大薮春彦[22] 等人也都热心撰写推理小说，较特别的有剧评家户板康二[23] 、工学博士桶谷繁雄[24] ，两位的作品说是业余其实十分突出。（户板先生以“老演员雅乐侦探谈系列”获得了直木奖。））

（收录于桃源社《欺诈师与空气男》、青蛙房《乱步随笔》）